作者:傅舟 魏晋的书法家们面对着东汉隶书的辉煌成就,面对刘德升、蔡邕、张芝、钟繇等大家,要使自己立于中国书法史,就必须以超常的识见才情创造出独具个性风格的艺术成就。因此,在书法艺术中彰显其创造本质就成为书家主体的首要命题。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无疑是这些富于创造精神的书法家中的光辉典范。 唐张怀瓘《书断》评王羲之有云:“备精诸体,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然剖析张公(芝)之草,而秾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繇)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亦犹钟鼓云乎,《雅》、《颂》得所”。张氏首先肯定了羲之“登峰造极”的成就,并指出这种成就亦源于其天赋才情,即所谓“造化发灵”。更重要的是论及羲之“剖析张公之草”、“损益钟君之隶”。 王羲之的划时代成就就正是他在张芝草书、钟繇楷书基础之上进行了变革、创造、发展,在笔法、布势、神韵上加以本质性的深刻变革,从而创立了今体楷书、行书、草书的千古法式,变“古质”而为“今妍”,最高地发挥其作为书家主体的创造本质。所谓“愧其精熟”、“古雅不逮”正成为羲之创造精神的反证。 相对于前代的名家名作而言,王羲之那成为后世楷范和传统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美学本质,恰恰又是王羲之蔑视权威的创造精神之所在! 王献之的创造精神更胜于乃父。张氏《书断》尝记载王献之十五六岁对父亲所说的那段著名的话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表现出他个性创造的见解和胆识。王献之又在张芝、乃父的行草的基础上更创造发展其纵逸跌宕之致,以及如《鸭头丸》贴一类“倾泻式”的章法、气势,将主体的创造本质渲泄得淋漓尽致。 王献之既继承前贤的风韵神采,更刻意创造求新。所以张怀瓘又评云:“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裾礼乐,则献不继羲。虽诸家之悉殊,而子敬最为遒拔。”高度肯定了献之的创造精神。南朝宋虞和《论书表》所“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既指出了魏晋书法“今妍”的划时代特征,也指出了这种“今妍”特征是在“古质”的特征上创造而至的,是新时代崇尚主体精神情感的审美理想所致。 除羲献之外,魏晋时代的许多书法家都任天然而自逸,超然绝尘,离世迈俗,表现出自由的创造精神。如汪砢玉《墨花阁杂志》所云:“晋人书,虽非名家,亦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态。盖缘当时之士,以清简相当,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落笔散藻,自然可观”。的确,魏晋人书,大都挥洒自由,不拘成法,一任主体创造的天然风致。魏晋书法家这种不拘古法的创造本质,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正来自于当时追求精神解放、审美观念解放的时代思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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