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吴怀中：日本对华安全战略与“内部制衡”

作者：吴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日本学刊》2021年第5期；日本学刊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吴怀中认为，面对中国崛起，日本正按照现实主义理论预测的那样，在亚洲国家中较为罕见地采取经典的制衡（balancing）战略。在概念和形式上，制衡包括内部制衡（internal balancing）和外部制衡（external balancing）。新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在自助的世界中，一国寻求安全最好的保护手段，是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内部制衡是通过加强自身实力尤其军事力量，依靠独自能力来提高敌国入侵本国的成本。在自助和无政府主义的国际体系中，内部制衡在理论上被认为比外部制衡更可靠和稳固，因为其依赖于独立的策略和行动。

国家行为体信任内部制衡，因为这将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日本推动对华内部制衡，总体思路和基本方策分为如下两档。首先，从当前考虑，保持对华战略威慑和总体均势仍然要依靠美国。这样，即便中日发生冲突，中国也无法动用战略打击工具。在这一前提下，日本要尽量增强常规军力及攻击能力，以“成本强加”方式实现对华威慑和吓阻。其次，逐步为未来提前做好准备：面临中期内中美形成战略均势或同盟发生变故的可能情况，日本自己应具有很大的能力独立应对中国“安全威胁”。日本对华内部制衡，在安全领域体现于推动国防政策和军事现代化的变化，这将对中日及日美关系格局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多年来，日本一直在推进针对中国的内部制衡尤其是硬制衡。所谓硬制衡，即严格意义上的制衡，指当事国针对对手采用的军备竞赛升级、武力威慑甚至激烈的实力打压。据此可将敌国置于危险境地，增其进攻成本和代价，从而加强威慑和吓阻作用。日本认为自身对华内部制衡的能力严重不足，所以应在可能范围内加速补足一些短板和弱项，构建军事竞争非对称优势。实际上，日本自卫队已拥有了相当的打击力量及精锐作战能力，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在防卫领域不但大力解禁或松绑“软件”，还调整军力结构和态势、督导自卫队发展高精尖武备。

对日本的保守政治精英和现实主义者来说，最具吸引力且容易着手的内部制衡议程，是国家安全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改革，即政策松绑与软力量释放，尤其创建一个与世界主要国家类似的安全与防卫架构。为了在军事上抗衡中国，日本已努力改革一些国防政策上的“过时限制”和“扭曲事象”，以释放存量、提高国防效率。安倍重掌政权后，推行“积极和平主义”方针，改革并强化国家安全决策与协调机制，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和国家安全保障局（NSB），并大幅提高了自卫队现役将校在防卫省的地位和决策权。此外，安倍还着力消除政策和法律障碍——对日本国防政策的其他限制，作为对华内部制衡战略的一部分，例如大幅放宽武器出口和国防产业对外合作的禁令。最重要的是，安倍内阁于2014年修改了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政府决定，使日本理论上能够与美国更有效地进行合作，并与澳印等准同盟或伙伴国家探索新的防务合作。2015 年，日本又通过“新安保法”，广泛拓展了自卫队在操作方面的地理范围，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行动自由——为外国军队提供后勤支持或选择保卫美国和其他友邦军队。上述这些改革，不一定会导致日本军力在数量上发生重大变化，但在未来会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

现实主义理论的研究表明，大国经常进行内部制衡，为此总在迅速复制当时的主要军事创新，以在军事能力上达到与对手的平衡，增加对抗能力。日本近年的强军轨迹似乎恰是这一逻辑的脚注。2013年，安倍政府制定二战后日本第五个《防卫计划大纲》，大纲强调“统合机动防卫力量”和“岛屿防卫”建设，着力更新海空自卫队装备，并开始在东海与西太平洋举行大规模的单独或双多边军事演习。2018年，日本新版《防卫计划大纲》针对中国军力发展进一步出台系统应对措施，提出多域联合防卫力量构想，特别注重武器系统尤其主战装备的换代升级、打造陆海空天电网“跨域作战”，其对高科技及常规军力的追求目标已接近“正常大国”水准。其间的新动向，具体体现在如下三点：（1）紧盯高边疆及全域防卫能力建设，从以前尾随跟跑美军（在军事思想、理念和政策、能力等领域）转换到谋占军事制高点、掌握国防主动权。事实是，从2019年到2021年，防卫省及自卫队陆续成立了规模不等的跨域和高边疆部队，例如“网络防卫队”“太空作战队”和“电子战部队”等。（2）攻击型尤其远程打击型（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防卫力量建设正式被提上日程，进入推进落实阶段。（3）加快完成军力部署调整和战场态势营设，打造西南群岛“要塞化”，构筑第一岛链北部的防空、反导和对舰的闭环导弹打击网。与此相关，近十年来，日本政府特别注重两栖战力的建设，组建水陆机动团，与美军配合反复演练夺岛作战。当前，三点之中尤须关注第二点即自卫队攻击力量的发展。

经过多年的“高精尖”模式发展，自卫队具备了强大能力，拥有包括不依赖空气推进（AIP）型号在内的22艘先进潜艇、包括F-35隐形战机在内的380多架战斗机、含8艘“宙斯盾”舰和4艘直升机航母在内的50多艘大型水面舰艇。航空自卫队自2017年起陆续为主力部队换装了147架F-35A和F-35B隐形战斗机。2019 年，防卫省正式宣布将“出云”号和“加贺”号护卫舰改造为航空母舰，至2021年8月已有两艘服役，两艘计划改装中。尽管如此，2020年6月，安倍还是指示内阁着手修改2013年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尽快确定发展攻击力量的方针。日本政府急于规划新安全战略，动因是其认为依靠原有的“专守防卫”方式和手段，已无法应对包括“导弹威胁”在内的周边险恶环境。日本在2020年夏季出人意料地取消了陆基“宙斯盾”系统部署计划，引发了关于日本是否应该通过获得对敌攻击能力来增强其防卫力量的国家辩论。其结论是进一步推进军事领域的“正常化”与“攻击转型”，路径是建立强大的常规威慑武力，以攻代守、构筑攻势防卫，以高效的进攻性手段达成新形势下的有效威慑和反击军力。2020年12月，菅义伟政府做出日本自主研制防区外发射导弹（stand-off missile）的内阁决议，明确了谋求更进一层的远程攻击能力的方针。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下，美国正倾向于允许日本超越日美同盟框架下的常规防御角色，包括讨论获得先制攻击能力的可能性。事实上，日本也正利用日美同盟机制购买高科技军事技术，加速国防自主及攻击军力建设。2018年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出台后，自卫队意图发展的新攻击能力系统模式计有：改造“出云”号和“加贺”号护卫舰为航空母舰，搭载F-35B 隐形战斗机；投资远程（防区外）空射导弹，包括联合攻击导弹（JSM）、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JASSM）和远程反舰导弹（LRASM），这些导弹预计射程在500—1000公里之间；购买美国“战斧”巡航导弹；改良日本国产12式地对舰导弹，使之增程至900—1500公里；同时，列入预研项目的有用于岛屿防卫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HGV）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HCM）等。

随之而生的两点重要动态，值得高度关注。第一，日本军事方针和作战思想的范式转换。自卫队已重新开始考虑使用武力和打击工具，打破日本对“攻击”与“动武”的独特限制和模式，而不是在这方面仅仅依靠美军，并且目标直指中国。2020年7月，日本时任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主张，对准备攻击日本的敌人导弹发射装置进行先发制人打击，不违反日本宪法。日本2020年版《防卫白皮书》表示，日本的防卫能力“会根据国际形势、军事技术水平等各种因素而变化”，并以如下措辞暗示了对外国发动攻击的可能性:“在不局限于日本领土、领海、领空的地理边界的情况下，在自卫权范围内使用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力量保卫日本。”对此，著名安保政策专家北冈伸一给予了直白解说：“为应对中国威胁，日本须切换防卫战略，构建遭到攻击后能够立即反击的体制，使其认识到攻击日本的代价高昂。”

第二，日本将“后中导”时代视为对华“陆基导弹制衡”的机遇。如上所述，日本新近推动的对华内部制衡利器，是以导弹为主的远程攻击力量体系。日本研判中国中程导弹对之构成严重“压力”，开始探讨有效的应对方案。2019年后，随着“中导条约”（INF）失效，东亚被美国卷入“后中导”时代，日本政界和战略界部分人士认为此是“可用之机”，自卫队可以开始考虑新的防卫合作议程：通过自主发展与引入美国新导弹能力的双轨路线，抵消中国的中程导弹优势并缩小己方导弹劣势，加强对华军事制衡及威慑工具。如此，将使中国在第一岛链和西太平洋的战略筹谋和战术行动复杂化、困难化，平添新的成本。日本对独自发展以及日美联合部署中导的态度，可能会受到战略环境变化的影响：如果日本认为环境进一步恶化、中日军力差距决定性拉大，未来其姿态可能会比目前的表现更加灵活。陆基中程导弹作为海空发射导弹的重要补充，将会对日本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并使之对未来的研制和部署保持开放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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