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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少宇 中国科学院院士、古人类学家吴新智教授，于2021年12月4日19时4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他的一生为新中国的古人类学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最为网友所熟悉的工作，可能还是关于“夏娃学说”的争论。 吴老2019年也曾说过：“如果说没有后面和支持夏娃说的DNA一派发生争论的话，那我也不是现在的我了。” 吴老当时确实是以挑战者的姿态，对较为盛行的夏娃说提出质疑。但如果放到更大的尺度看，夏娃说才是那个特立独行的。 毕竟，在运用DNA技术之前，古人类学的基本操作就是看骨骼和器物，大家的思路主要还是通过比较这些东西，把渐变的链条连接起来。 当尼安德特人被发现后，最直接的反应当然是把他往人类的进化线上塞，通过它把直立人和智人连起来。 要是有人觉得连不起来，那再给他换条线，塞到人类进化的分支上去。 如果没有什么确切的新证据，两拨人就吵去吧。（后来最多加上些当代人生化指标的证据） 这就是古人类学、古生物学的常态。 当基因证据最初产生时，似乎能够排他地证明其中一种路线，一锤定音，那才是惊世骇俗，加上分子生物学与古人类学当时的距离感，都能把人震懵。 从非洲又走出来一群人，把已经相当先进、会使用火的古人类——比如尼安德特人和北京人“一波带走”，在现代人的基因里连渣都不剩…… 这样想的“传统”古人类学家不是没有，但分子生物学居然把这么狂野的想法“坐实”了。 但狂野终将回归，吴老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这里不得不再提一下方法论上的问题。 DNA证据与化石证据都不是绝对可靠的。 比如根据相似性，来判断两具化石间具有传承关系，只是我们基于最基本的事实，在依靠过往分析的经验上（不是指科学家个人，而是整个学术共同体的积累）进行的较为合理推论。但能否100%“咬定”？ 我们在运用科学工具时，必须要了解背后的假设，以及可能存在的例外，最后其实落到一个概率上。 别小看这一点，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在一定概率上把握事实，真实情况也许恰恰是被某个工具否定的小概率事件也未可知。 当然，这不是要宣扬不可知论，而是希望强调，科学是不断更替的，争论更是科学的家常便饭，但在争论中，一定要搞清楚，自己掌握什么样的证据，可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从DNA证据来看： 少数位点能否代表整体？ 突变频率是否真的和时间密切相关？ 两个一样的突变，会不会其中一个是变过去变回来，代表了两倍的时间？ 某个基因型大量存在，也许不是祖上接受了外来的基因，而是祖上自己突变来的？ …… 从化石和工具的证据来看： 化石形态相像是否就一定有亲缘关系？ 环境对某些形态指标是否会有影响？ 看上去落后的工具如果更适合当地环境、取材更方便，是否可能被外来族群沿用？ …… 进入历史时期，还有文字记载可以作为佐证，但如何搭上史前，就成了大问题。也就是说在证据链条上，我们有一块块“铁一般的事实”，但把“铁块”串起来的未必是“钢筋”。 因此，吴新智院士的巨大贡献，就是回归到综合考虑各种证据，回归到争论的常态。 但需要注意的第一点是，即使通过与古人类基因的比对，发现了尼安德特人对现代人基因的贡献，实质上已经推翻了夏娃假说。但以当今人类的DNA为出发点的研究，依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它直接反映了人类的“亲疏”。 即使往回追溯具体的路径可能有争议，但当下的“亲疏”是没有争议的。 如果两人在某个基因上具有同样的类型，不管是怎么来的，哪怕一个人的是爹妈给的，一个是自己突变出来的，在这个基因上实际就是“走到”了一起。当然，就像刚才说的，少数基因很难代表整体，但检测的基因越多，那么亲疏关系也就越清晰。 第二点，吴老固然有深厚的爱国情怀，却并没有将太多的民族情绪带入研究，主要还是为了搞清楚问题。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理论认为杂交是少量的，但这仅仅指早期。（同时，长期保持杂交，也可以解决为何没有生殖隔离的问题。） 吴老认为：“但到了晚期，因为人的活动能力强了，交往越来越频繁，所以到后面的几千年就相当频繁了。外来的基因多了以后，就把原来那样的基因组成冲淡了。” 但有些网民在理解科学家的工作时，过于激进，认为中国人的血统如何如何的纯，再以此为出发点，来论述中国的其他方面，这就离题太远了。 这也体现出前面所说的当代人DNA研究的重要性。不管过去有没有大规模的替代，现代人类终究是没有生殖隔离的“命运共同体”。即使不考虑文化关系，只从生物学意义看，一个当代中国人与其他人类的亲疏远近，也不在于那些古人类，而在你自身的DNA。 吴老在学术上的理性与客观，是难能可贵的。谨以此文缅怀吴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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