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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虽已发展百年，但儿童现代诗教依然是一个“陌生”领域。陌生，一是教材入选极少，二是新诗身份始终未定。但如果抛开成见，换一种视角，我们会发现，其教育力量早已超越现在一般的作文教育。 如本期封面人物树才老师，他本人既是诗人、翻译家，几年来，他给孩子上诗歌课，在他的影响下，从“儿童写诗是不可能的”，到“孩子是离诗最近的人”，再到“写诗这件事孩子是我们的老师”，大家达成了共识。 树才说：“归根结底，诗的教育就是爱的教育。” 写诗正是因为“好玩”，所以才“思无邪”。而写诗又不仅是“好玩”，它还对孩子的认知、审美、创造力及人格养成，有莫大助益。在家庭中，它发酵了亲子间的温情；而在社区和学校，它还将儿童与乡土与世界深度链接起来，比如“是光诗歌”这样的公益教育实践。 诗歌的力量或许有限，它无法帮助孩子“成功”，也不能直接帮助他们战胜贫困或苦厄，但一旦开始，它就可以是一颗轻轻投入孩子心灵之湖的石子，在生命中泛起永不消散的涟漪。 如果，这些小小的波浪能汇聚起来，也可以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本刊编辑部） 因为突发疫情，这次采访转到了线上。树才老师笑着说：“你被疫情的痉挛夹了一下。”透过屏幕，北京秋天的阳光依然透亮，黄叶在风中摇摆。 在北京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树才，最喜欢的地方却是昆明和成都。“北京有个好处，这里发生的事带有全国性，但是雾霾、疫情、快节奏，到处都在对审美生活发出质询。” 树才不是“生活在别处”的兰波，他说自己是个“现实主义者”，“童年的乡村生活让我知道，光凭一点浪漫是不够的，要去寻找能置身其中的现实感。” 或许正是这种童年的反复“酝酿”，引领着树才一步步从语言到生活、从文学到外交、从诗歌到教育不断“转身”，如今定格在“儿童”…… 树才，诗人、翻译家。儿童诗歌教育倡导者。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著有诗集《单独者》，译著有《勒韦尔迪诗选》《勒内·夏尔诗选》《博纳富瓦诗选》等 诗人莫非在《树才小词典》里，这样说到好友的童年：“自幼养成了对外部世界敏感与超脱的观察。”敏感、超脱，诗人所拥有的两种气质，对于树才来说，却源自一段隐秘的伤痛。 1965年，树才出生于浙江奉化下陈村。四岁时，母亲病故了。一位法国学者在考察文学史上多位大诗人与母亲的关系后，这样说道：“母亲是一个诗人的千思百虑。”失去母亲，让树才清晰地意识到，世上再没有人会无条件地保护他。他看见自己“弱小”的形象，“这正是一个人敏感的起点。” 在乡村，孩子们经常玩在一起，每到吃饭时间，别家孩子纷纷被父母喊回家，等到树才发觉时，只留自己孤零零一个了。“我坐在村口，看着炊烟，看天由黄昏到完全黑下来，陷入一种迷茫。”后来一到黄昏，树才就打瞌睡，“要把黄昏睡过去才行”。 诗人的心理，往往比他的年龄成熟得要早——生命有裂缝，阳光才照得进来。树才开始自己寻找出口。 《童年》 太阳，我跟着你 到处疯走。 我们都是儿童， 看到什么，就照亮什么。 太阳，我们行的路 在身后发光。 许多年后，树才已是一名交游广泛的外交官，回忆童年，他写下这首诗。 无人照管的“自由”，使他得以亲近自然。 树才成长的村子，旁边是大海，海边是稻田，“桑林环绕，连桃子长出来都是蜜桃。”生在天地间，和“鸟兽草木”打交道，家庭的缺失在自然中得到了补偿和慰藉。 树才还爱看书，《七侠五义》《薛仁贵征东》……只要有趣，拿来就读。他也写日记，字落在纸上，就当说说心里话。 树才的父亲是一位小学校长，一心扑在工作上，无暇照管他。父亲待人耿直、温和，给树才的感觉更像一位“朋友”。父亲也曾考上县中学，但因为家贫没能念下去，他不想遗憾再次发生，所以全力支持树才考大学。 文革结束后，1977年，高考恢复，不仅打开了升学通道，也为社会知识青年提供了上大学的机会。1979年，树才高中毕业，第一次考大学，他的志趣是中文系，他和自己的语文老师一起考，虽然语文成绩考得比老师还好一点，但数学拖了后腿，只考了4分，遗憾落榜。 其后一年，在家自学的同时，树才读了不少人物传记以寻求激励：《贝多芬传》《梵·高传》……但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从书中，树才明白了“奋斗”的含义，“好像突然觉悟了，要想减轻父亲的负担，只有一条路，走出村子。” 兴趣是学习的原动力，但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把学习的愿望内化，是更要紧的事。从此，树才感到“内心生出力量”，多次报考，多次尝试，1983年，终于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 正如他后来翻译的法语诗《你出走得好，兰波！》里的一句，“你做得好，将它们抛给大风。”对于天才诗人兰波来说，抛却的是束缚灵性的生活；而对于同样十八岁的树才来说，则是孤独和自由参半的童年。 读书时期，父亲给了树才许多支持 一次偶然，打开一个新世界。 “如果没有考上大学，可能就被生活的大潮带走了，最多回乡当个老师，不太可能写诗。”树才说。 和法语的相遇，亦出于偶然，只因为他英语不够好，没能考上，而且法语和文学多有相关，也合他心意。 对于连普通话都不会说的“外省青年”来说，学习法语确实不易。第一学期，树才几乎没有听懂。但他耐心等待“开窍”的那一刻。 这之中，有“拿下”高考带来的信心，也有初来北京的新生活带来的抚慰。 当时新气象充盈着社会各阶层，年轻人聚集的大学，更是新生事物的策源地。第一次和同学一起去听交响乐时，树才只顾看指挥的燕尾服摇来摆去，耳边溜过的“高雅”音乐，在他听来和家乡集会的吹拉弹唱并无分别。男女生携手跳舞这回事，才最让树才感到吃惊，“像从原始社会一下跳到了现代社会”。 八十年代，是思想解放的时代，文学成为人们表达和宣泄的出口，其中尤以风格各异、形式自由的现代诗为先锋。 舒婷、北岛、顾城、食指、芒克等创作者，以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为主要表现对象，为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手法上，则多用朦胧、多义，使诗歌处在表现和隐藏之间，扩大了想象空间。这类“朦胧诗”也因此遭受排斥，被批评说“看不懂”“令人气闷的朦胧”。但大学生认为“朦胧诗”写出了心声。很快，一大批校园诗人萌生于全国各个高校，以热烈的写作姿态酝酿着一场美学运动。 树才的自信也开始舒展开来，积极汇入这股潮流。 在和北岛、芒克、多多等前辈的接触中，树才开始写现代诗。他还和同学一起组建了TEST文学社，创办刊物，自任主编。第一届诗会，树才邀请了知名诗人来当评委，参加的老师学生将上千人的大礼堂坐满。渐渐地，树才成为北外校园诗歌的中心人物，被好友莫非称为“天生的外交家”。 采访中，树才提到这段经历，称自己是“社会人”更多于“诗人”——诗，从心灵的充盈，跃迁到社会文化运动，将一个人的生命拓宽。 但是树才清楚，这样的状态不会持续太长。“现在很多人怀念八十年代，却忽略了我们热情之下虚弱的一面，那停留在感伤、浪漫、理想主义的一面，它和现代诗没有根本瓜葛。”四十年过去，树才的反思显得更加通透，“当写诗成为一种大众运动，不可避免就会染上功利色彩，有的诗人认为，躺在一首诗上就可以过得很好。” 遇见勒韦尔迪的诗，使树才开始尝试从凌空的理想中下降，降至生活的地平线，贴地飞行。 勒韦尔迪是二十世纪现代诗歌探索者之一，出生于法国南方，20岁时去到巴黎，与毕加索、阿波利奈尔等人交往，几年后创办的《南北》杂志，成为超现实主义的重要阵地。37岁那年，他突然离开巴黎，抛开盛名，去一座修道院旁居住，直到三十多年后离世…… 在树才看来，勒韦尔迪以一种简单朴素的生活，达到了对芜杂现实的克服。“他的诗看似简朴，实则静水流深，印证了他的生活、他写诗的方法和观念，更加贴近现代诗人的命运。” 树才坦陈，如果没有这一相遇，大学毕业后，他很可能像其他诗人一样，继续探寻理想的边际，走上文学的道路。但勒韦尔迪使他早早就明白，现代诗人的生活是不足以拿诗来支撑的。他开始尝试在诗人和诗之间建立一种更为实在的关系。 “我们只看重一个人写出诗来，至于他的生活是怎么过的，往往流于传说。”树才说，“'诗人’其实是不存在的，人只有在写诗的时候才是诗人，其他时候就是生活中最平凡的那个人。” 树才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关于勒韦尔迪的：《灵魂苍白之静美——彼埃尔·勒韦尔迪诗选译》。但是，关于其人其诗，他却很少和其他诗人论及。 对勒韦尔迪（左）、勒内·夏尔两位不同风格诗人的翻译和学习，代表了树才内心的复杂性，但他认为，“诗歌里的声音，就应该此起彼伏” 进入九十年代，社会文化取向变得多元，诗歌热退潮。每个创作者也许都要面对这样的问题：理想如何“落地”？落地后要如何安放？ “八十年代是理想的、抒情的，海子用生命为它画上句号；九十年代，社会生活的标尺发生变化，物质倾向、世俗倾向必然会影响到诗人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他们艰难喘息，难以自持，因为写诗的人往往比不写诗的人更奢望成功。”树才这样说。 提到海子这位同代诗人，树才回忆，即使在为数不多的交往中，他也能感到，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早慧诗人。“海子把生命浓缩成一种燃料，和八十年代一起，迅速燃烧并熄灭。”他惋惜：“天才常常是缺乏耐心的，因为没有一个天才有耐心平庸地活着。” 现在的树才，已过天命之年，却还留着年轻时的半长发，清瘦、优雅、精神，看上去仍然可以和雪莱等浪漫诗人的形象列在一起。但若留心，便能从他夹杂的白发中，窥见生活的风霜和秘密。 大学毕业，树才本想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当时那有一本新创杂志招编辑，但他没能“竞争过”一位科班出身的博士。后来他被介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曲艺评弹，他觉得离专业太远，又放弃了。最后，树才被分配到大学当老师，但报到那天，他被告知要先做两年辅导员…… 不肯轻易栖身，树才被“退回”学校。在那一个多月的时空夹缝中，他待在空荡的学生宿舍，细致地回顾了大学四年“浪漫而不切实际”的生活。他想起家乡的老父亲，想到从乡村考到北京的不易，“不能只想着自己，也应为家庭做些什么。” 快开学时，树才终于找到一份工作：在当时外经贸部所属的一家公司做援外工作。他的法语派上了用场，毕业几个月，就有了出国机会。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沃尔科特说：“要改变语言，必须首先改变你的生活。”语言的转换，往往是滞后于生活的。对于树才来说，远离故乡，远离时代，校园生活和理想情怀都已黯淡，刻意写诗，无异于无根之木，而从生活的躯体上长出来的新语言，仍在经历“阵痛”。之后两年，树才没有写诗。他更清晰地意识到，写诗远远不止才华，还关乎诗人和现实联结的方式。 1990年，树才被派往非洲塞内加尔，任职于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馆经参处，开始了四年的外交官生涯。他参与双边合作，建水坝，建体育场，考察接待；他担任中国技术组副组长，指挥援科特迪瓦国家剧场建设工程；此外，国内有代表团前来慰问，他也要帮着接待……面对这样的生活，树才对自己说：“如果写不出诗来，就不写了。” 即便如此，他和诗歌的联系并没有切断。他继续翻译勒韦尔迪，“在人来人往、嘈杂喧哗中苦熬白昼时，勒韦尔迪的诗帮我从肉身到内心重新赢回一种宁静。”译完时，树才想，这本诗集到他50岁时能出版，就很好了（树才译《勒韦尔迪诗选》《被伤害的空气——勒韦尔迪诗选》，已分别于2002年、2013年出版）。 他逐渐接受了“不写诗也能很好地活着”的日子。他从勒韦尔迪那里习得了解脱：“身为平民，现代诗人要学会在生活里'隐身’。”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中），在回归诗歌和语言的初心上，给了树才启发。左为薛庆国 勒内·夏尔，树才称之为“居住在闪电里的诗人”，是勒韦尔迪之后另一位他用力、用心翻译的法国现代诗人。 在外交日常公务之外，树才每天琢磨一首夏尔的诗。这些译作，发表在《世界文学》上，他因此获得《世界文学》设立的翻译奖，“奠定了他作为新一代法国诗歌杰出研究者的影响力”。 夏尔诗风短促、激烈、跳跃，20多岁时他就和超现实主义创始者之一布勒东合作诗集。二战中，他还率领游击队进行抵抗，许多诗就是在战斗间歇写的。正因此，夏尔的诗“穿透了人的荒诞的存在，赢得一种超验的意义”。 于树才而言，夏尔的意义更多是“一种勇气”，“因为诗人大多脆弱，优柔，经不起折磨，经不起诱惑。”他觉得夏尔的风格可以追溯到兰波，“猛烈地向现实扑下来，以生命为代价打开生命。” 勒内·夏尔、勒韦尔迪，一个激烈，一个内敛；一个强力，一个沉静。诗歌兴趣的混杂，代表了树才那段时间内心的复杂。但这并不构成矛盾，“学外语的人，天然倾向于'差异’，因为语言就是差异。” 树才把“极端”理解为一种姿态，“人在极端上是待不下去的，站在悬崖边，你不跳，悬崖也会诱惑你跳。”他更倾向持久、耐心，因此能欣然接受各种风格、各种观念相互激荡，“诗歌里的声音，就应该此起彼伏”。 树才开始从另一角度看待外交生活：“诗人的民族意识强，加上他们有语言天赋，让诗人去做外交官，他们能把自己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带给其他民族。”法国诗人克洛代尔、佩斯都是外交家，拉美诗人聂鲁达、帕斯，也有过长期的外交生涯。树才渐渐发现，诗歌和外交并不相违，归根结底，两者都是“交流”。 写诗那一刻，就是一个人尝试交流的时刻。唯有交流，能打开生命。诗人将内心的波动以语言的形式扩散开来，被另一个心灵接收、解码。“通过沉默呼唤另一个沉默。”树才这样说。 他重又写起诗来。1997年，树才个人诗集《单独者》出版。同年，他应邀参加巴黎第四届国际诗歌节。 树才和孩子送给他的画 采访前一天，树才住在朋友家，早上起床时，他看见床头有一尊小佛像。他花了两分钟，写了一首小诗《菩萨》。“和事物间建立联系，让它出来和你说话。”诗人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2000年6月，树才放下待遇优裕的国外工作，在恩师、翻译家郭宏安先生推荐下，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诗歌研究。除了外交工作带来的倦怠，更要紧的是，他要找到自己人生的道路，“赢得时间”。 进入外文所后，树才一如既往勤勉翻译，将勒韦尔迪、勒内·夏尔、博纳富瓦、雅各泰、佩斯等法国诗人的作品译介到汉语中来。为表彰他在诗歌交流中做出的贡献，法国政府于2008年授予他“教育骑士勋章”。 回国时，树才正赶上国内诗坛的“盘峰论争”。 九十年代后，随着“朦胧诗”淡出，诗坛诸多流派日渐成熟，各划“地盘”，比如把持主流刊物的“知识分子写作”，和以民刊为阵地的“民间立场”。1999年4月，一场诗歌研讨会在北京的盘峰宾馆召开，就两种立场的分歧进行了深入探讨。“知识分子写作”一方强调书面语和技艺，追求诗歌的超越性和文化性，“民间立场”则强调口语，注重诗歌的日常性。“论争”长达数年，影响广泛。 在此背景下，树才、车前子、莫非三人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写作”，意在消解和超越对立——立场之外，还有更多具体的“人”。树才写出发言稿《第三条道路——兼谈诗歌写作中的“不结盟”》。 “任何一种身份，陷入太深，都会压抑人的创造和审美。”树才认为，一个诗人必须有“单独探索”的勇气。“第三条道路”不是一个人或某些人的道路，而是每个诗人要走的道路，寻找着的道路。“诗的道路没有人真的找到过，每个诗人只是写出自己身上那一部分，所谓诗之道，是一个空位子，孩子有时候做得都比我们好。” 置身知识分子间，树才看到的更多是知识的“虚荣”。对“真实”的珍惜和敬畏，让他注意到儿童写诗的可能性。“儿童语言，呈现的就是生命最真实的状态。”轻松、游戏、以手写心、写了就忘……这些美好的品质使树才看到，儿童写诗不仅没有身份感，连“道路”都没有，“如果说有什么道路，那就是天空。” 对于“第三条道路写作”，树才是为难的。他无意成为“领导者”，但实际上却做了宣言文章。他始终认为，写诗是一件朴素的事，是对生活的回归。当有人要接过去，将它变成一项运动时，树才说：“就让它终止在那里吧。” 树才给孩子上诗歌课 生活在北京，城市的喧哗让树才感到疲惫。除了偶尔和几位好友相聚，打打乒乓球、散散步，他很少出门。对阅读环境他却不苛求，随时都可以进入书中。临睡前，他还喜欢读一小段佛经，“一切痛苦似乎都得以减轻，内心有种释然感。” 松弛的生活状态，并不妨碍树才对语言的探索，“更有耐力、冒险精神和行动能力。”每天写诗、译诗，他很少称自己为“诗人”。“羞于提起，或骄傲到不想提起。”树才笑着说。 “在诗歌越来越小众的时代，山头林立、旗帜飘扬的景象已不再有，诗人过着平静的生活，接受了朴素的命运。”树才觉得，这或许才是正常的，“现代诗人应该通过诗让人识别出来，而不是别的什么。” 菲利普·雅各泰，一位重要的法语诗人，翻译家，出生于瑞士。1953年起，他和画家妻子隐居于法国南部村庄格里昂，过着平静、清澈的生活，直到今年二月离世。他用“自我隐退”的方式观察事物，他的诗“朴素、清醒”，被称为当代法国诗歌喧哗合唱中最真实的声音之一。 为了更好地翻译雅各泰的诗，树才多次去格里昂拜访他。有一次，他从阿尔城坐车前往。傍晚天早早暗下来，最后下起了雨。快到村子时，司机提醒树才准备下车。天黑，下雨，树才正发愁时，远远看见有个人站在那，撑着伞——下了车，那正是诗人雅各泰。“瘦高、清癯的雅各泰与我拥抱，我内心顿时涌满回家时才有的温暖。” 对于树才来说，这个拥抱不仅传递了诗人间的问候，它更像一个“启示”。 半个地球的距离，人生戏剧的中场休息。穿过时间和空间，阳光和雨，他走到这里，像夜鸟归林，落入生命的巢穴—— “我的春天，麦秸和枝丫里的雨滴搭的巢”（《夜是一座沉睡的巨城》 菲利普·雅各泰）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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