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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语文教材种类繁多，但几乎所有的教材选文中或多或少的都有翻译文学的章节，足可见中国大学语文教育中翻译文学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从翻译文学的视角，探讨大学语文教材选择篇目时的考虑。首先定位所选作品是“外国文学”还是“翻译文学”；其次关注翻译者的署名和地位，第三考察翻译文学篇目的具体选择。 [关键词] 大学语文；翻译文学；洋化；归化 一、“外国文学”还是“翻译文学” 现代语文教材中选有“外国文学”的章节是约定俗成的事情，大学语文教材也如此。30年前重开大学语文，第一种全国统编教材开始没有选外国文学，第二年即紧急出一“补充教材”，补入外国文学课文。笔者曾统计184种大学语文教材，含有外国文学内容的有141种，没有的仅43种。假如把语文定位为母语教育，问题就来了：母语课里面有“外国文学”，起码逻辑上是不通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提出了“翻译文学”的概念，认为所渭“外国文学”其实应该是“翻译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部分。这个意见很重要，它解决了母语教材里为何能有“外国文学”的悖论。于是一些得风气之先的教材开始了“正名”行动，那些原本标为“外国文学”的单元，现在纷纷改为与翻译有关的说法，如：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叫“西文汉译”；温儒敏主编的《中国语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叫“西文中译”；张新颖主编的《大学语文实验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称为“汉语中的译文。” 还有朱志荣主编的《实用大学语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虽然仍叫“外国文学”，但导读基本精神是“西文中译”，且后面再增设一讲“翻译中的汉语表达”。这类称谓强调了母语教材中“外国文学”的“翻译”性质，更加合乎逻辑。同时把“外国文学”的“文学”压缩为“文”后，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本来“外国文学”一词就不周延，因为教材所选外国作品，并非都是“文学”，如陈洪主编《大学语文》，所收4篇外国作品就没有一篇是“文学”作品，而语文课的“文”本来也不仅是“文学”，而是包括文学和非文学作品，改为“西文”“译文”之后反而更好。陈洪教材“编写说明”说：“本教材系列最为用心的设计，当属主教本的内容架构。其特点和新意是：仍以文章选篇为主要结构方式，而选篇，着眼于广义的'美文’，演讲、书信、序跋、歌词等通常划归于'应用性’文体的，只要文章写得好，写得有特色，一并进入选篇视野。”或许在改“外国文学”为“西文汉译”时，顺便也有这样的考量。 但是也产生了新的问题，譬如“西文汉译”、“西文中译”，用“西文”来表述外国文学，显然是另一种不周延。还有，“西文汉译”、“西文中译”都是动词中心词组，用来做单元命名也似不恰当。曹顺庆教材改为“汉译西文”，始把中心落到名词，但仍有难题，该教材“汉译西文”编有4个单元，分别为“外国诗歌”、“外国散文”、“外国小说”和“外国戏剧”，而无法坚持“汉译西诗”、“汉泽西戏”这样的叫法，这也说明了命名之难。所以，笔者认为在一段时间内，“外国文学”与“翻译文学”不妨并存，看一看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名”与“实”是一对矛盾，比较起来，“实”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何处理好母语教育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的关系，这才是更重要的课题。 二、翻译文学译者的署名与地位 假如外国文学是翻译文学，那么就必须给予译者充分的地位。作家莫言曾说：“像我们这样一批不懂外语的作家，看了赵德明、赵振江、林一安等先生翻译的拉美作品，自己的小说语言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的语言是受了拉美作家的影响还是受了赵德明等先生的影响？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语言受了赵德明等先生的影响，而不是受了拉美作家的影响。那么是谁的语言受了拉美作家的影响呢？是赵德明等先生。”（莫言，2003: 28）那么，如何在教材中确定译者地位呢？第一是作品署名。假如是“外国文学”，译者署名自然靠后；假如是“翻译文学”，译者署名必然突显。然而，以往大学语文教材中的外国文学课文，标题下往往只有作者姓名，而译者的名字多不显眼，有的仅放在注释里，有的仅在全文结束部分加括号表示，还有的干脆找不到译者名字。有了翻译文学意识后，译者的名字才开始被提到课文标题下面，和作者平起平坐。例如，陈洪主编教材将译者用括号的形式放在作者后面，如“《给青年的忠告》，[美]马克·吐温（杨自伍译）”；张新颖主编教材用名字前加圈的形式将译者和作者并列，如“《园丁集》（选），◎泰戈尔◎冰心译”。不过这样的表述仍略有瑕疵，规范的表述应该为：某某著，某某译。署名还仅是第一步，假如真的承认译者具有和作者同等重要的地位，那么还须增加译者介绍。笔者所见大语教材只有张新颖本这样做，例如其《园丁集》的提要： ■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1861—1941)，印度现代最著名的诗人，也是享有世界声望的东方诗人。他一生写了五十多本诗集和其他许多著作，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诗歌优雅而明朗，婉转而坚韧，具有十分感人的力量。 ■ 译者冰心( 1900—1999)，现代作家，五四时期以短诗集《繁星》、《春水》为文坛瞩目，后来又有《寄小读者》等广受读者喜爱的作品。她曾经说，泰戈尔的《飞鸟集》对她早期的诗歌创作产生过影响。她翻译了泰戈尔的不少作品。（张新颖，2007） 在翻译文学中，译者的地位恐怕仅仅这样一个简介仍然是不够的，但是假如在教材的课文导读中过多地介绍译者，又有可能会显得累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笔者的做法是把这一内容放在给教师的教参中，让老师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个内容，以便在讲课中随机地、恰到好处地穿插进去。 三、翻译文学的课文选目 课文选目，最能体现教材编写定位。重开大学语文后的第一种全国组编教材，开始不选外国文学，体现的是中华传统文化本位的定位，后来紧急增补外国文学，是认识到中国文化不能脱离世界文化而存在，用今天时髦的话说，也就是获得了一种“普世意识”。也有教材始终坚持不选外国文学，如王步高主编《大学语文》（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其前言解释说： 本书没有选外同文学作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同学们已具备差不多四级乃至六级英语水平，可以读一些浅显的外文原著了，用“不求甚解”的办法去读，文学修养、英语水平都能有所提高。而且英语课时是大学语文的几倍，似乎也不应该再从课时上去“劫贫济富”。二是本书实行系统性、网络式、立体化、大信息的结构，单选几篇外国文学作品，与全书体例迥然不同。如要体例相同，这本书又得厚上几倍。况且“大学语文”主旨在提高学生的国文水平，它是过去“大一国文”的继续，所以不选外国文学作品也是可以理解的。(王步高，2008) 这是选与不选。即使入选外国文学作品的教材，也仍然会有这样那样的争论。如陈洪主编《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西文汉泽”部分入选4篇演说词，时间多为20世纪40- 60年代，然而又有人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批评：“如果选择一两篇还可接受，全部都选择的话就显得较为偏颇。因为它们的文学性并不是很强，并不代表国外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就不能使学生对文学价值较高的外国文学作品达到真正的了解和学习。 (孟智慧、阮学永，2007) 这些批评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假如我们用了“语文是形式学科”的观点看，就会发现这些批评都偏重于内容。内容当然也可以讨论，但是作为语文课，语言形式才是第一位的评判标准。 翻泽文学对我们现代母语的影响，超出人们的一般想象。现代汉语是从“五四”白话文运动开始建立的，在此之前，我们的母语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书面语与口语分家的局面，文言文成为书面语的主流，所以“五四”白话文运动首先就把矛头对准文言文，提出要用口语写作，废止文言文。口语本来就是存在于人们口头的语言，按照当时（乃至今天）一些人的设想，口上怎么说，笔下就怎么写，那不是太简单了吗？事实并不那么简单，直接把口语写下来并不就是好的白话，甚至不成话。古今中外，最好的母语并不是存在于口语中，而是存在于文学之中的，所以白话运动又成了白话文学运动。这个运动的目标就是胡适所说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胡适，1998）。这两个目标是互为前提的：要创作国语的文学，就要有文学的国语；要创造文学的国语，就要有国语的文学——这就陷入循环定义。文言文的传统既已被抛弃，白话文又没有自己足够的传统（事实并不存在胡适所说的完整的一个白话文传统），要打破这个怪圈，最好的办法就唯有翻译。正如胡适所说：“我们如果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胡适，1998）瞿秋白在给鲁迅的公开信中也说：“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 (瞿秋白，2005：380)。鲁迅则在答复中说得更中肯，他说，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所以他主张在翻译的语言上“宁信而不顺”（鲁迅，2005：391）。几年后鲁迅在《“题未定”草（二）》一文中又说翻译“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鲁迅，2005：364 - 365）。 这里提出了两个标准，一个是“归化”，一个是“洋气”——我们不妨称“洋化”。那么，我们在挑选课文的时候，应该采用哪一个标准呢？这要看我们的教材思想，假如我们只是想让学生了解一些异域故事，灌输一点“普世精神”，那么不妨就选“归化”一点的译作。但是假如定位于母语教育，想让学生了解一点现代汉语的外来资源，训练一点精密的语法字法（这种训练比空讲语法理论要有效），那么就应该多选“洋化”的译作。当然“归化”、“洋化”也不是绝对的，“五四”以来，经过几代翻译家的努力，随着现代汉语的表现力不断增强，完全“洋化”的译作越来越少了，但是作为教材，我们仍不妨多领着学生回到最初的“洋化”源头。这就好比我们学习文言文，是学先秦两汉的文本，还是学唐宋明清的文本？这在学术界已有定论，我们可以把这个定论移用到外国文学教学上。所以笔者教材选择了鲁迅译的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课义开头： 有如铁和石相击的地方就进迸出火花，奔流给磐石挡住了的地方那飞沫就现出虹采一样，两种的力一冲突，于是美丽的绚烂的人生的万花镜，生活的种种相就展开来了。 在主语“两种的力一冲突”前面加上“有如铁和石相击的地方就进出火花”，“奔流给磐石挡住了的地方那飞沫就现出虹采一样”这样长的两个修饰语，初读可能有点别扭，但是多接触这样的句子，然后才有可能阅读更加严密的文章。假如学生以前读的都是些“归化”的译作，突然要学习这样的课文肯定就有困难，记得有一年类似的句子还进入了高考的语法分析题，很多学生都做错，最后甚至爆出连预定的“标准答案”也出错的传闻（究竟是复句还是单句？）。由此也证明教材多选择这类课文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大学语文教材在进行文章选篇的时候，除了要注意工具性和人文性平衡、经典性与时代性互补的原则，还尤其要重视翻译文学的视角，给译者以应有的地位，本着“归化”与“洋化”相结合的原则，选择合适的篇章，为大学生的母语教育服务。 参考文献 [1] 莫言，小说的气味[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2] 孟智慧，阮学永，外国文学作品与与大学人文素质教育——兼论《大学语文》选材上存在的不足[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年(3)：107． [3] 胡适.胡适文集（第2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4] 胡适.胡适文集（第2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5]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 张新颖．大学语文实验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9] 王步高．大学语文[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0] 何二元．大学语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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