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本来以为再也见不到那样的文字原件了，谁知互联网世界海洋般奇妙，我竟然在一个网络书摊买到几种。
我说的是流行于“文革”后期的“手抄本”。奇妙的是，我买到的这几种，恰就是当年我都听过、读过的：《三下江南》（也有叫《叶飞三下江南》）和《梅花党的秘密》等。多年以后才知道还有一本《曼娜回忆录》，可我们当时真没遇到。那本更有名的《少女之心》，我也是上了师范二年级时才偶尔读到的。 前几天一位老同事说他有无删节电子版《曼娜回忆录》，问我要不要，我说这本书多年前已经正式出版过了，我要找的是当年的手抄本原件，打印整理的电子版反而像假冒伪劣产品，没什么意思。 我加入“手抄本”队伍，是在十三四岁上初中的时候。在胡官屯小学读完五年级后，我们都要到军屯中学去读初中与高中。这小学与中学虽只相隔三里远，可是对我而言，去军屯上中学已经算是闯荡外面的世界了。天天在自己村里上学，校内有老师管教，回家有家长约束，我们那时虽然不知什么叫做青春期，但心里因此已经觉得对本村生活有不敢表达的厌倦，对公社中学有莫名的向往。五年级毕业时，我们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很有些从此山高水长、江湖再见的气概。和外村的学生在一个班上学，这是让人紧张又期待的事。中学开学第一天，我们心事重重地走向新的学校，有些胆怯，有些自卑，又有点从此远走高飞、无人管束却又不知前方是何方的茫然。
逃学的孩子总会回来，我们这些升入初中的孩子也很快就觉得军屯中学没那么好玩儿，于是飞鸟归巢一般纷纷飞回刚离开的小学。有段时间，中学放学归来，匆匆吃罢晚饭，我们几位同学都不约而同回到小学校舍找老师消磨晚上时光。赶上老师吃饭，我们就一边看着，不说话。老师水缸里没水了，我们去水井打水抬水。老师批作业没空理我们时，我们找本书就着电灯看一会，或者干脆就坐在那里发呆。上了中学，我们觉得长大了，不再属于家庭，也不应该老在父母身边傻呆着。可是，白天好说，我们在军屯。晚上呢，晚上中学不在我们村，我们的心无处安放。夜那么黑，那么静，别说没有电视，连洒满明亮灯光的屋子都没有几间。我们只好回到村小学。我们已经不属于村里，毕竟我们曾经属于那里。那里有熟悉的老师，有明亮的灯光。进入那个院子，我们和全村的人就区别开了。我们是这里毕业的中学生啊！ 我们在中学没有正经学过什么东西，哪门课都不觉得好玩儿。我们经常参加劳动。我们甚至喜欢参加老师，那总比在课堂听那位外乡来的语文女老师讲什么“痛打落水狗”好玩儿多了。那女老师口音怪怪的，写一手极其不成体统的粉笔字，经常不怀好意地提问我。某次我埋头偷看小说，突然听到那女老师喝道：“胡洪侠同学，请站起来，读这篇课文。”我腾地站起身，茫然看着老师，不知该读哪课哪句。“就是咱们正在学的《无题》。读！”我找到《无题》，原来是鲁迅的四句诗。这还不容易？我朗声念道：万家墨面……没（mei）高…高菜。女老师鄙视地撇了一下嘴，“高？高！你水平还真高！还菜！就知道吃！你不认真听讲，偷读闲书。拿出来让大家看看。” 我本能地把书压在书包下，坚持不拿出来。“你不要以为你哥哥也在学校当语文老师我就管不了你。”她还不依不饶地说着。我站在那里，不敢做声，心里却委屈得很：今天在供销社租的这本革命小说一点都不好看，放学后得马上还回去。当天借当天还，应该不收那一分钱的租金了。在学校心情不顺，晚上更要回到村小学找点安慰。有位于老师最会讲故事，尤其讲鬼怪故事，常听得我晚上不敢一个人回家，边走边觉身后有鬼。我们家又没有手电筒，在高高低低、坑坑洼洼的街上和胡同里摸黑行路，实在恐怖得很，每听到远处传来一声咳嗽，都觉得那一定是什么坏人在搞破坏。 就是在那个时候，在那样的夜里，于老师开始给我们讲“梅花党”，讲“叶飞三下江南”。这回他不像以往那样摇头晃脑、随口乱编，他拿着一个字迹密密麻麻的本子，在灯下照着念。他偶尔停下时，我们催他快念；念到惊心动魄处，我们大气不敢出，有人悄悄地说要去厕所，结果一去就没影了。于老师说，这是反动小说，谁也不能说出去，能保证吗？能！我这也是借的，还得还给人家。这抄写的人的字也不怎么样，要不，咱们也抄一份？行！那就分开，每人几页，现在就回家去抄，明天晚上抄稿、原稿一起送回来。要认真抄，写字要仔细。好！我们一哄而散，各自回家抄写。记得我抄的就是“梅花党的秘密”。父亲问瞎写什么！我说，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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