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婺乡·家园丨雨生记要

长兄严福英，汤溪莲湖严村人。笔名雨生，此文因之冠名《雨生记要》。

一九四七年，长兄毕业于浙江大学，他是属于早期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工科学子。这是他学生时期的往事。

一九三零年，六岁。

春上，入小学，学校在村东，名“富春小学”。因祖先子陵公垂钓富春江畔七里泷而得名。

富春小学，系初级小学，旧时采取复式教学。所谓复式，既排而坐。教师为一个年级讲课，其它年级于课桌上习题作业。这种村塾形式到五六十年代仍在延续。

任课老师是五都钱村(距莲湖严村仅五里地)人，名叫钱福。他在富春小学任教多年，村上的孩子，多数由他一手教大。他对长兄十分溺爱，因为他是父亲在九峰小学任教时的学生。有了这一层特殊关系，便对长兄的学习尤为关注。

当时的学校，已改旧制，不再念《三字经》。用的是商务印书馆印制的课本，有《国语》、《算术》、《常识》，以后又加《公民》；其四门功课成为修身之务本。

教学的成绩，以每学期的考试名次张榜。这个名次，最为学生和家长注目。到了初中，虽不再张榜，但是，成绩单的编号，还是以总分数排列。一看编号，便知自己处在的位置。长兄小学第一年排名第一。

一九三一年，暮春。

长兄随父亲到汤溪九峰小学看望姐姐，平生第一次出村。学校的校长是自家的舅舅。教员中，还有几个是父亲曾经的同事和学生。因此，到了这里如同到了外婆家。

一个七岁的孩童，眼帘中的环境： 成排的校舍，平坦的操场，新颖的滑梯，晃荡的秋千……乡下从没见过的娱乐器具，让孩童哪肯离去？大概父亲也早有此意，既顺遂了孩提之心，于是自然地成为该校的插班生。

当然，这里同富春小学相比，也有差距。如放学后孩子们各奔西东，很难交到新友。记得有一位同学叫丰光增，剃光头，稚嫩、白脸。会拓描绣像小说里的人物画。他的潜能、伶俐绝对要胜过长兄。然而，越十年，长兄因故到南山坛头。于一所夜校里，偶逢丰光增。是先有人喊他的名字，才追认其人的：他穿一件破孔棉絮，羸弱寒噤，木讷呆滞，和他攀谈，已无言对话，分明早已褪去十年前的精明。俨然让人浮现出鲁迅笔下那个项戴银圈手持钢叉的闰土形象。后来所知：丰光增入学不久便失去双亲，不得已退学，流落南山，雇工放牛。由此可见，人的一生，多随环境而改变命运。

一般讲，小学上到二年级，是难以执笔成文的。可是，由于长兄有学前的基础，自以为是，竟大着胆子写起信来。一日，闻知某亲戚在河南有难。于是便从舅舅（校长）的办公桌边，取了纸笔，给父亲写了几十字的信。此端当即轰动学校，师生争相传阅。整篇无疏漏之处，以为奇才。由此，八岁的孩子便被班主任委派为壁报的“主笔”。

儿童时期被褒颂，对于人生发展是极其重要的。虽然长兄在以后的学习中，疏于散漫，经常缺课，并未完全醒悟。但是，却给他今后的喜读文学和历史书籍，奠定了传统文化的根基。

孔庙

一九三二年，第一次走出汤溪县城。

春天，邑人邵培权接上级调令，被委任为兰溪县石渠区区长。他和父亲是挚交，特邀请父亲任区长助理。这个区公所，实际寓居在一座大庙里。加上一位工友王伯，权作三人编制。区长带了夫人和孩子；父亲则带上长兄。

临行前，家里还真为长兄妆扮一番：驼绒长袍、马褂，一顶小礼帽。从罗埠出发，第一次坐汽车到兰溪。这里和汤溪相比，犹如摩登女对村姑。一切都令人艳羡、惊诧。由于长兄自幼近视，还佩带着一副深度的眼镜，真有一派小绅士风度。到了兰溪，所见所闻都是第一次：住旅店、下饭馆、用电灯……父亲还携子参观发电厂；印象深刻的是：那个上千瓦的柴油机上，竟有一个两米多高的旋转飞轮；更激动人心的是看见火车，那“火车”就是成排挪动的房子，房子还发出吱吱扭扭的响声，令人为它担忧……

到了三年级，仍回村里读书。这时候，长兄已经可以看课外读物了。最早的印象是一套六本六十四开本的文学书籍，内容大致有作文、剧本、谜语等类。读过这一套书后，大有长进，心无旁骛，遂仿写出一个小剧本。后来，又读了一套三十二开、涵盖中外的“知识丛书”，共三十册。内容分小文通、小史记、中外地理等类。长兄对这套书爱不释手，以致陪伴身边数年之久。

老师伙食要到学生家吃饭，采取的是轮供制。估计各村都是如此。学校给一定津贴，规定一家吃几天。那时，农村生活水平低，供老师吃饭总要有些改善，普通人家都不敢怠慢；家境稍好人家，就更得多担当一些。轮到我家供饭，午饭往往是父亲送到学校，连长兄三人一起进食。到了晚上，一般把老师请到家里，吃的大多是家常饭：青菜豆腐、素炒鸡蛋之类；这在农村算是不错的啰。不过，老师到了家里，学生就得小心翼翼啰。吃饭不能上桌，只能在方凳子上吃拨付的那一份。边吃边听，不得插话。这时机，老师都吃得很爽，又面对家长，因此多以表扬为主，批评的话留待下回分解。这种场面，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也还赶上过。所以，在我的脑海里依旧记忆幽深。

到了四年级初小毕业。按学制规定须经转学考试，可升到九峰小学或是罗埠小学，名曰赶考。

这一年的冬天某日，天色朦胧，绵绵霪雨，道路泥泞。老师带领着长兄等考生前往县城赴考。那天，长兄身着长衫棉袍，置有一小红顶帽，那一身打扮，格外时尚，引人注目。

全县参加考试者数十人，总体感觉考题不难。作文题目是由一位叫朱文的老师出的，叫《可恶的天空》。其实，这题目本来就文理不通，“天空”为何可恶？故乡把“天空”称为“天公”，就是“天气”的意思。这一天正值霪雨霏霏，说“天公”于理无据，故译为“天空”。学生都是土生土长，老师怎么说学生就怎么写，心里明白揣着糊涂。加之一路上的风雨寒气、情绪上的抑扬顿挫，因此，长兄就痛快淋漓地发挥一次。不久，考试便排出了名次，竟获得了第一名。

不久，钱先生又领考生去罗埠小学赴考。其实，已经考取并决心上九峰小学，再考，已没有什么意义。可是，老师有意再带优取生赴考一次，为了给自己的脸上贴贴金，已显示老师在县上的知名度。长兄在九峰赴考后已略有名气。此次来罗埠赴考，师生见面，则惊呼“红顶帽又来了”。结果，长兄又考了第一。

这两次考试，奠定了长兄今后考场上的一帆风顺。比如，在金华考取金华中学初中、在蒲塘考取金华中学高中、在云和考取中央政治大学、在温州考取浙江大学等。都是极其顺利的。

一九三四年，长兄十岁。考入九峰小学。

富春小学终究是在村上。一旦走出去，便失去了任何的依赖，这就需要以一个小学生的身份离开家庭自谋生存。然而长兄不得要领，以致开学后不久，在一堂体育课上发生了变故。那次长兄只顾在队列里与同学说笑，没有听见老师的口令。那位老师姓申，申老师脾气大是学校出了名的。他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是一记耳光。直打得长兄眼冒金花、晕头转向、如痴似呆，半晌儿连哭都忘了；待到血涌灌头如梦方醒之际，长兄似乎一下子跨越了十年岁月，瞬间便褪去了童年时代的全部优越；以至多年后成为食皇粮者，也不再存半点骄纵。幸免地遗留着谦恭；成全了他一生待人的处世哲学。

后来，那位申老师又成了他毕业班时的班主任，师生关系反倒融洽起来。

时局变迁，一九三五年暮春。闻讯红军一支队伍要攻打汤溪城，突兀地从南山直下平原。汤溪城的乡商均逃之夭夭，也见不到守城部队的一兵一卒，只余下几个基干队员，均是当地雇来的守备，枪支极少，多数守备两手空空。县长无奈，只得关上城门待降。此机，九峰小学内一片哗然，战争阴云密布操场。倏然，县城上空响起三声枪响，听说是城门上的守备擦枪走火。师生们诚惶诚恐，都簇拥着躲进了操场西面的果树林里。目睹者远处眺望，可见城东门外的山上，有红军往来穿梭。城墙上的守备，无枪少弹，竟然用小鞭炮置于油桶中乱嘣，声似机关枪。就这样，大约经过一两个小时。其实红军根本没有进城，都大摇大摆地撤走了。

这样一个战争场面，对于师生们而言是一次真正的考验，大家如临大敌、惊恐万状。然而，长兄却是“初生牛犊”，反而心底生出几分镇定。而住在乡野村里的父母却都心急如焚，人们顶着危讯冒死来到城关寻找孩子。那一日，城门严控，无法入城。父亲毕竟还是有些办法，托人捎信。长兄趁乱从城门缝挤出，随父回家。

一九三六年，长兄十二岁，高小毕业。

浙江的铁路，已经修到金华。兰溪已经通了火车，浙赣铁路的筹建，则是近二三年的事。铁路由金华向西要修往南昌。修铁路，是孩童时代的卓识挂念。因为这条铁路距本村最近处只有一公里，从开始筑路基——修派溪李大铁桥——铺铁轨。一步一步地走心思，心中萌动着能坐上火车。 

金华火车站（旧，对于本文主人公而言，太新了）

第一次坐火车，是高小毕业前的金华报考。

入学前，学校让大家自费做了一套衣服。全班穿新衣，乘火车，前往金华见世面，参观金华中学。其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看到了一架装备完美的显微镜。这是小学走向中学的分水岭标志。

临近高小毕业，长兄的身高却还在一米三上下，本质上还是儿童。每逢父亲来校探望，总是悲从中来地痛哭一场。一次音乐课学《寒衣曲》，一句“绿衣人来，送到包和信……是母亲，亲做的寒衣，寄远人……”更是伤感不已。离家的孩童们整整地哭了一个班，幼稚的思想是十分脆弱的。如今，即要毕业，开始走入乡村所谓的士绅队伍中去，真是使人茫然失措。

毕业形式无新意，只是吃了一顿散伙酒，权作学生请先生，不过，也只是豆腐、青菜的家常便饭而已。

父亲为了儿子的前途，从“孩子还小、经济不宽裕”的纠结中，决心再大的困难也要以求取功名为主。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岁数较大的学生欲往金华赶考中学，父亲就委托他把长兄也带去了。还是乘火车，买的是儿童票，实际上身高不过一米四，住在金华的日新旅社，待考金华中学。

待考前，先报名，后往照像馆拍照，要四寸照片。考点在金华中学的大礼堂，就是太平天国李世贤的侍王府。考试仍采用旧时科举制：对号入座，用密封卷，无人知晓其内，卷面有标签，写有报考者之名，交卷时要撕去而不留痕迹，却不知是何意？撕掉自己名字，总觉没有自己的记号，心内无底，然规定如此，只能照办。另一同学方允中自作聪明，签条撕后，却在卷面上重写大名，结果是画蛇添足，试卷作废，本届没有考取。

考试内容，大致遗忘。作文题目是《我的母校》，轻易完卷。把草稿带回给领队看，说大有希望。继而返家。以后托人看榜，说是排名第四十六，本次报考者六百，取前一百名。一切顺利，乘势入学。

上浮桥

一九三六年，长兄十二岁。

金华中学，原名浙江省立第七中学，现名省立金华中学，设有初中、高中部，在校学生千余，教员七八十。是金华八县最高学府。在当时，该校学习成绩能和杭州高中学校一决高下。教员中不乏有鼎力治学之士，也稍有探奇寻古之徒；学生大都来自八县村民子弟，纯朴规矩。由此奠定了学校学究谨严、文风正派。

上中学在农村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一个整学期需交费五十多元，其中学费六元、膳费二十元、制服费十多元、其余是杂费书费等等。五十多元在当时相当于一千斤稻谷，全年所需两千斤。对于当时富裕家庭来讲，也要占去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之多,这些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学校为了照顾贫寒学子，特招少部分公费生，其比例约占十五分之一。公费生可以免交部分费用，但必须学习优异才有希望。由此，学校办了一种补习班，采取私塾式教学，招收毕业生十余人，施以考试策略和研习试题。这样，考取的把握就大了，只要所带学生中有一二名考中公费生，也如无偿地登了广告，远近驰名，以后招生则更容易了。

学校的生活较比宽裕，自带行李住宿舍。发制服，冬有大衣，夏有童子军服、胶鞋。吃饭一日三餐，早餐是粥，中、晚餐是米饭。一般配六菜，以青菜、豆腐为主；中餐有肉，冬季可吃到火锅，仍是青菜、豆腐。和农村家庭相比，则是天外天了。

初中时代的功课安排紧凑，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必须课堂听课。最后一、二个小时，大致安排体育、音乐之类。晚上仍有两小时的自修课，夜八点半至九点钟睡觉。初中时代犯困，自修的后半时，常常打盹。有时干脆睡在走廊上，被扫地的工友撵回宿舍。

初中的课程有国文、英语、数学（算术、代数、几何）、动物、植物、地理、历史、公民；此外，还有童子军、体育、手工（瓦工、木工等）。物理、化学是二、三年级才有。

侍王府的柏树

金华中学驻地就是侍王府，该府被整个学校占用，即旧府衙门和侍王府一片。学校东侧，自鼓楼北进辕门，经传达室，进大礼堂（即侍王大殿），殿后有后宫，五代柏以及后花园，此属于侍王府体系。北宅的东部，大厅改为饭厅，许多二三十平方米的房子改为教室、自修室（传说是侍王及其部属们的办公处）。大操场则是当年的练兵场。在这一套建筑群中，还插入了两排两层的一字儿洋房。这是当年高中部的教室、宿舍、自修室。北宅中，还新建了图书馆、教室和宿舍，这是初中部所在。大操场以南，是一列多进的旧建筑，每进有天井、厢房，似乎是府衙门。但是记不清大堂是什么样子，这里是初中三年级所在地。西南宅略盖有洋房，是学习手工艺之处。向南，又一个长年关闭的铁栏杆大门，上挂有“百年树人”四个大圆牌，乃是金华中学的校碑。

这一套建筑，可供留恋之处甚多，比如侍王府的后花园，已辟菜地，沿北墙是高岗，西侧有草亭，逢江南梅雨季节，携书于草亭就读，听雨丝、读小说，其乐融融尔。

金华万佛塔，1942年“万佛塔目标过大，易被日军飞机轰炸，予以拆毁”

一九三七年，长兄十三岁。

暑期。报纸上赫然标明：日军进攻卢沟桥。情势日紧，八月十三日，上海激战，全国面临大战局面。但是，对于我们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通讯、交通闭塞，发生在百里之外的战事，似乎远隔千里，麻木得对形势竟然毫无意会。于是乎，九月份学校照常开课，金华照常过太平日子。

然而好景不长。在深秋的一个周日，约莫是上午十一点，几架日本飞机盘旋于金华上空。起先，人们毫无戒心，抬头观瞻，甚至有人还在欣赏空中的飞鸟盘旋一般。突然，飞机嗡嗡低瞰，匆匆地响了六声，便掉头东去。

事实上，已经发生的后果要比看到的现实严重的多，原来飞机在金华火车站扔了几枚炸弹即仓皇离去。午后，长兄和几位同学一同前往。出西门，沿途映入眼帘是被毁的低矮的一溜儿平房：有开张纳客的茶馆、白糖豆馅的点心铺、香气喷喷的面馆都齐刷刷地横卧在路旁，露着一个个房脊的三角，像发大水涨到了房檐边。偶或，有人从瓦缝里探出头来，那是正在寻觅震散了的财物。满街的人们惊慌失措，有的提箱携笼，有的扶老背幼，稍有钱的人，雇一辆黄包车，惶恐盲目地逃往乡下。

到得火车站，在一棵树下，横卧着几十具被烧焦了的黑糊的尸体，真是惨不忍睹。有人拾到了炸弹的尾翼，上面标着“五十磅”字样。按理讲，爆破力并不大。主要是人们意识不到，愚昧的市民没有半点防空知识，飞机来了，寻新觅奇，聚众围观。再则，当时的人们怎么也想不到、也找不出任何理由，那炸弹为什么偏偏往人堆里放？金华的建筑，砖木为多，少则也有百十年，那里经得起这样的震荡？

轰炸的影响，随着人们的逃难，纷纷扬扬地传播开来。市民们这才悉知：战争的厄运已经降临到城里。于是，人们尽力联系乡下及山里亲友。避难的氛围弥漫在金华的城区。

学校终于停办。学生们相互找老乡商议大计。均认为还是回乡下老家为上。商量妥当，天色黝黑下来。只好暂栖一个旅馆过夜。翌日，徒步经白龙桥、古方、蒋堂，终于到家。家里正为长兄杳无音信而着急，见人回，举家泣泪。

大约过了一个月，接到校方通知：学校已经迁到金华东南三十里的积道山下，让长兄按期返校报到。这一片地方有几个大村，有几个古庙、祠堂可依托使用。学生们住在方山岭方氏宗祠，其余者散居山南、灵山寺、长庚等地。兵荒马乱，迁校草草，课桌搬到，饭厅开伙，床却未到，众学生只好住在稻草堆里，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积道山天圣禅寺（近日在重建）

战争的局势愈来愈浓烈。抗战的情绪，不时地从这支学生队伍中散发开来。《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歌曲在学生之中广泛流传。有关战争的消息，也极为学生们所关心。上课时，总要求老师先讲讲时事，可惜听到的大都是不幸的报道。满腹冀望，得到的却是南京沦陷、杭州告急的噩耗。十二月，日寇占领杭州。学校只得提前放假。多年后，长兄还依稀记得，学生们从洪村乘船，经金华、过兰溪，终于至家。

这一年的农村，可能是丰收，加上战火纷乱，农产品流通渠道堵塞，形成了谷贱伤农之势。农村里物资产品丰富、便宜，呈现一片太平景象。猪肉、平常年月一元五斤左右，如今一元可以买到八斤半，村村出现临时肉摊，挤兑你多吃肉。

是年冬至，在家正赶上祭祖。长兄系小学毕业，算得是士绅，然身高还不到一米五，实在算不得模样，即便如此，亦能入队参加祭祖。祭祖须杀猪宰鸡，祭祖的仪式，带有一定的古朴色彩，比起和尚道士的作法，显得雅致平俗。共祭者，身着长衫、外加马褂。祭品的形式：一只大碗、放满谷子、上铺红纸一张，红纸上再置祭品。如糕点、鸡、肚、粉条之类；鸡不叫鸡、叫生禽，是煮得半熟的鸡，把鸡坐在碗上，还得放上一根钓竿，如姜太公钓鱼。肚则叫玉兔，也得作成玉兔模样。祭祀开始，有司仪者大声发出：

肃静、伫立，乐声、起鼓：鼓初通、鼓再通、鼓三通。

鸣金，金初鸣、金再鸣、金三鸣。执事者就位、司导引者就位，拜、兴、拜、兴、拜、兴。（行三跪礼）

尔后，司肴馔者、司玉帛者、司祝文者，每对俩人，为数不等，左右并列于祭桌两旁。最后，由导引者引主祭者就位。

主祭者就位：整冠、搀衣、盥洗（主祭者年事已高、德高望重，享有特殊权利）。

下面献礼开始：

初献礼，司仪者喊一种祭品，右侧之人即端起，一个个快速地传到位于中间的主祭者手中，然后，又从左侧传返回原位。

然后是再献礼、三献礼；把所有的祭品都传递遍了，稍息片刻，开始读祝文。

读祝文曾有一段回忆：一九三二年冬，一位远房伯父去世设祭；由钱福老师撰写祭文。他为了张扬长兄之才，竟别出心裁让八岁的长兄读祭文：

“维中华民国廿一年，痛心疾首、叩拜伯父……”

祭文写得潦草，幼童也不明白——然总算读过去了。不过，有这样的举动，自然博得乡人们的称誉。

祝文读后、烧祝文、焚玉帛，然后依序，执事者照样经过拜、兴，而后退下。给祖宗作好了祭祀，大家赢得一顿好饭，也给孩子们凭添了一份热闹。

暑假后，长兄重回金华中学就读，已经是初三的上学期了。学习的地点是在灵山。

灵山是个古寺，建寺年不详，距积道山脚约一公里，此处乃丘陵地带；无稻田收获，有小作物得益。寺后有两层楼房，包围一个天井；天井下有一个约三十平方米的石砌水池，权作为学生用水来源。前层有几尊佛像。右侧是平房，就是学生的教室和宿舍。这里可以安置一个年级、三个班，约一百多个学生。周围除了新来的两三家小贩之外，杳无人烟，真是一派世外桃源，倒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

积道山残雪

积道山是金华地区的名山，俗话道：“不见积道山，两眼泪汪汪。”此山高三百米，有石阶直达山顶，一上一下，只须半天。山顶丛林之中，伫有古寺，这里有和尚、有香火、有游客。同时，山上还有恶狼，常出没伤人，学生们闻之久骇。长兄班上曾有一个同学，从家返校，途经山下，突被狼袭，其恰巧携一伞，手持之与狼拼命，并得遇当地农民救助，始免于难。据当地农人说；灵山脚下约半里路，有一户农家，夫妇俩人，婚姻的原因是遇上狼。女的被狼叼走了，是男的拚力相救，姑娘获救，结为夫妻。倒是有可信之处。

学校生活单调、艰难，卫生条件极差，同学们都闹闹哄哄地嚷：“有臭虫，有臭虫。”长兄年幼好睡，不觉有臭虫袭扰，便声称其床无臭虫。谁知有一天，长兄打开枕边的一只装衣服的小箧，从中抽出一条白裤，只见裤上竟满满地布着瓜子般的一片臭虫。再细一看：小箧的夹缝处密密麻麻，这里竟成为臭虫的大本营。不知平日里让它们吸去了多少血，至今说到这段往事仍然浑身发痒。

抗战时期，为躲避战乱，浙江省立第七中学（现金华一中）搬迁至蒲塘村

十四岁的孩子，出外生活多年，大致已经积累了一些阅历。但是，在学习方面，还有着稚学的习气。长期以来，听课不认真，只有感兴趣的课，就认真听，自己认为无兴趣的课，则心不在焉。本学期开始加物理课，老师叫赵君健。他教学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常常是除了课本上的叙述之外，还生发出许多关联的知识。他的教学特点是在下一次课的开始时，重复上一次课的内容。有时，他会冷不丁地把学生叫起来提问，视回答内容正确与否，给你打分算作平时成绩。学期开课不久，长兄就被提问了。由于听得不认真，自然答不上来，不仅被赵先生训斥一顿，还划上一个零分。对于长兄来讲，真是莫大的侮辱而深深地触及了灵魂。自此以后，长兄终于改变了学习的方法，上课注意听讲，课下注重复习。不久，一跃为物理课的高材生，深得赵先生的鼓励和关怀，这一转折，于今后的学习中，在方法上有了重大突破。

一九三九年的上半年，长兄依旧在灵山寺就读。这是初中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生活、学习颇有些自由、散漫，这似乎是当年学生们的规律。

夜晚的自习课常常不到点就要睡觉，零花钱也用得多，主要是买小吃，寺门口的小贩已经发展到会炒肉丝年糕了，化上一二毛钱就可以吃上一顿。

毕业时的数学考试，大家认为出题会难一些，因为教数学的廖老师是班主任，平时和大家的关系不算好。于是，大家把课桌（一人一桌）尽量靠拢，目的是为了作弊。这一下，可气坏了廖老师，声称，不把课桌放回原位，一个也别考试。一怒之下，廖老师扬长而去，双方骤然僵持起来。不一会儿，教国文的黄老师嘻嘻哈哈而来，连吓唬带哄，学生们只好再把课桌拉开一些，终于完成了考试，这一次群体极为丑陋的表演，竟成为终身的笑料。需要说明的是长兄参与其中，纯属恶作剧心态。就凭他的近视程度，就是拿一份试卷置于桌前，他也是视而不见。只是少年时代青春骚动的一份态势。

初中的学业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匆匆地毕业了。下半年，决心再上高中，顺理成章，最方便还是考取金华中学。于是，暑假中又到蒲塘应试，轻取上榜，名次尚优，应考一千二百人，取一百名。

下半年，赴蒲塘读高中，住王氏宗祠。

蒲塘王氏宗祠

由初中到高中，学校没有变，学校的生活、境遇没有变，学生的学习态度也没有变，老师的教学方法和规律也没有变，但是，学生们的思维却变得复杂了，并且能够评判老师的优劣。他们认为多数老师是认真负责并值得敬佩，但是，有的老师却令人失望。如教英文的汤增卿老师，他与另一位英文老师同行相仇，而那位老师的儿子又在这个班。长兄同那位同学的关系不错。每次上英文课，这位汤先生常常会把那位同学叫起来训斥。有一次，竟发生“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同长兄一起站起来——惩罚、训斥，这真是平生的第一遭。汤君之肚量如此，使人多生厌恶之情。学生们尚且如此，老师间的人际关系更可想而知？后来，汤先生也觉得在金华中学难以立足，便辞职前往异地谋生去了。

抗战初的一二年里，农村物价波动不大，老师的生活还较体面，当时老师与学生的膳食，是由一位老板包饭的——学生吃得清苦单一，老师则几碟几碗，因几千年的“师道尊严”影响，师生们都认可是合理的。

一九四零年，长兄十六岁。

抗战以来，学生们的学习生活多采用游击式。从城市转入乡村，一年更换一地，这是司空见惯的读书形式。

高中一年级时，在澧浦长庚村就读。长庚，位于山区，距蒲塘仅六七里，住在当地的刘氏宗祠里。刘氏宗祠给人印象最深处，莫过于门口对面的那一座高岗，其高约五十米，直上直下。课间休息，十分钟即可来回上下一次。村子的民宅是沿着山边的一条小溪构筑的，那小溪流水潺潺，时而有浮游的小鱼小虾出现，令人振奋，学生们常常情不自禁下水去捕捉。小溪的一侧是山林，环境幽静，倘将来过上太平日子，可辟为旅游佳处。

虽然远方战火弥漫，但是，长兄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心境坦然、思维平和。入得高中以来，对功课的态度算不得上乘，却也应付自如，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均为上乘。

到了下半年，进入第三学期。又从长庚迁回蒲塘，住在春晖堂。这是一所独立的房子，楼上睡地板，楼下当课堂。一侧是食堂，师生们在这里是同吃同住。另一室叫益友堂。也住了一个独立的班级。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金华中学教音乐的一位教师，他叫刘质平。原是我国著名艺术家弘一上人之高足，弘一上人的书法是闻名于国内的。刘先生曾收集了许多他的墨宝，并且专门搞过一个展览。弘一上人前期的书法是仿魏碑的，写得极好。后期自创一体，隐刚劲于浑圆之中，特异有致。长兄也曾喜爱书法，并临摹过魏张猛龙碑，常常练字，但相差远矣，无法与之比较。由此悟出：书法，艺术也，非苦练即成。只有那种具有艺术质者，方能成大器。自然，勤奋者会有进步，但是，多数者仅具有形似而缺乏神似。是永远不能成为大家的，只有天才加上勤奋，才能达到艺术的顶点。

通过书法的习练，长兄对自己前途的选择，基本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高二的下学期，便开始酝酿分科，高中分科是从那时就有的。文科以国文、史地为重，将向文史、法学发展。理科侧重数理化，向理、工科发展。一般讲，理科的功课负担较重。对于长兄来讲，方向极不明确：国文、史地，极有兴趣，日常里便通览其书；但个人潜质与志向，觉得艺术质少；又有不愿作官、自命实事，拥抱实业救国；因此，暗自选择了理科。当然，同学间的鼓噪，像拉选票一样，双方都有人来做工作。最后，长兄还是选择了理科。

分科以后，功课极重，数理化习题，既繁且难，夜以继日，星期日也难得休息。而文科的学生，则是周日睡大觉、赶集、逛街。于是在日记上常常发牢骚。

芳年经久苦当乐；

书箧迁徙品尚高。

一九四一年，老百姓极尽悲苦。众多居住在城里和平原上的人们，均逃亡在沦丧国土家园的险山恶水之间，白天逃命，夜晚栖居，为的只是一家人能在一起活着。学生们虽然还有一个集体罩住，但是，此刻也如同云游和尚，飘忽不定，饥饱无从。

前途如何？听天由命。

因为战争，学生们游离于乡下早已日久，学习生活不堪：住的不是庙宇就是祠堂。课堂多为砖木结构，室内光线昏暗；课桌是当初从学校携搬出来，用了几年，磕磕碰碰，非破即散； “教室”里一场雨后，从天井里泛灌出的雨水，把坑坑洼洼的地面铺成一个个大小不一，深浅不均的水洼儿，学生们不得不光脚浸水上课。

饭堂就在教室一角，一边讲课，一边即可开饭。伙食越来越差，由于米价波动，校方不得不要求学生以实物代交学费，饭可以吃饱，菜显然不多。

“救国不忘读书”（蒲塘）

正式课本没有了，教师们只能自编讲义（油印），大部分是课堂记录，老师在黑板上写，学生在下边抄，练习本已没有洋纸，只有土纸（抗战时期土纸行业应运而生）。

夜间照明，没有电灯，多用蜡烛。土制蜡烛，火光跳动，不时要剪烛头。以后，连蜡烛也点不起，改用植物油灯。一只油碗，置于盛油的竹筒上，点几支灯草，光线只能抵半个烛光。这样点灯草，即刻会把屋内弄得烟雾缭绕、熏气逼人，眼辣成一条缝，咽、肺受刺激，令学生咳呛不已，后来有人加置玻璃灯罩，促进灯口空气流通，燃烧充分，光线增亮、屋里也居然平静下来。

学生们睡觉，早已习惯于地铺，桌椅板凳也能用，占上一席之地，挂上一顶蚊帐，就是一个人的洞天福地。

秋天，廖老师还是班主任。在他的的带领下，远足金华南乡一次。经岭下朱、雅畈，到金华石塘。这里是采石山区，石头采过处，留下的是深数十丈的乌洞，也堪称为一景。雅畈一带，乃金华富庶之地，商贸繁华，是通武义、永康必经之地。

一九四二年，长兄十八岁。至秋，长兄读完高中第六学期。毕业即意味着失业，下半年，辍学在家。

抗战已进入第六个年头，浙东一直保持着相对蛰伏局面。诚然，农民们每天灌入耳朵里的，还是日寇的春季攻势，人们总还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四月间的一天夜间，自修学习尚未结束，忽闻飞机隆隆，于寂静的山村上空盘旋甚久。翌日，传来消息，美机轰炸东京，回程的部分飞机停落在衢州机场。大概因此缘由，日寇决心扫荡浙赣铁路。此后，风声日紧，诸暨一带的敌人，已开始蠢蠢欲动。大约在五月间，学子们匆匆地舍弃了行李，各自逃回家乡。

浙赣线上的碉堡（汤溪派溪李）

六月，日寇全线出动，打通了浙赣铁路，并曾留守一个时期。九月，又收缩兵力，退据金华、兰溪，汤溪便成为前线，莲湖严村更成了敌我拉锯战的前沿。其态势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家乡才趋向安定。

这一学期，由于战争便草草地结束了。金华中学也由于日寇的进犯，不知迁往何处？然而，学校毕竟尚存。此后，长兄还得到了一纸高中毕业文凭。（抗战后，是学友陈鸿宅寄交给长兄的。可能陈同学当年离校较晚，代领之，以后才寄转的。如此推断，学校可能中途暂停办过。）

地处平原的莲湖严村，逢战事发生，乡民们便扶老携幼往交通闭塞的南山逃遁，那时期，逃避兵难是家常便饭。当然，让农民真正舍弃祖屋、田地，舍弃积存的稻谷、衣物，也绝不忍心，真正无牵无挂者，百里不过一二。这一次的逃难，确因战事堪紧，全家逃难再加上姐姐携外甥同往，同时还和莲湖杨村的一家结成联盟，大大小小三四十口人。这个小群体先到离家四十里地的百善，这里已是山区。这一次，是父亲先进山探路，他出发时，日寇的骑兵已经从兰溪、罗埠一带进入（罗埠离莲湖严村仅五里地，真是迫在眉睫），家乡一带早已没有了国军，更没有任何设防迹象。敌兵在进村之前，先占领莲湖对面淳一公的大坟头，以其制高点架上机枪，对着村庄一通扫射，没跑出村的村人即有死伤。父亲行经汤溪东门山背，已闻山下枪声，当天，汤溪即沦入敌手。这一路逃难跄跄踉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提心吊胆地到了坛头。坛头是一个较大的村子，投奔了一家亲戚。两家人都挤住在一幢新屋里，住的还是满舒服的。在此终于见到了国军，以为有了依靠，其实完全是心理作祟。果不其然，过不几天，他们便相继撤走了。山里的安全，完全是由于交通不便所至，与他们的去留毫无关系。逃难数日，趋于安稳。

不几日，风声又紧。坛头乃汤溪通往遂昌要道，久住于此也非长久之计。于是，又迁至离大道约六七里的小山村——苏坑。在此租了一家农民的旧楼，将就栖住。战乱之中，能活下来就是福分。

战争的阴云，时局的困扰，不知何时为一站。

一日黄昏，日寇飞机又突然轰炸了距此十几里地的一个小山村，那里是县府驻地。一位警察被炸弹片击中小腿，被人抬来苏坑找医生，就躺在一个祠堂里，哀号六七日，终于逝去。

此机，时节正是秋获。家中田地谷物待收。父母心焦欲返。长兄相劝，无果。大人们明知返乡之凶险，然想到今后的日子，倘若有闪失，全家生存粮草何在？故父母决计冒险，让姐姐及长兄于此滞留，静态观世道。

不知不觉，在苏坑又住两月余，以为形势平稳，便又折返坛头。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长兄不幸突患菌痢，高烧乏力，每日蹲便数十次。正在问天无路之际，恰逢碰上当地的一位郎中，开居几副草药，煎而服之，竟然神奇痊愈。在此期间，恰逢日寇扫荡南山，难民们避险入山，风餐露宿。长兄经此折腾，身心疲惫，精神奄奄。所幸日寇急速退兵，家人们即返坛头，方保住性命。不久，闻知敌军再退回金华、兰溪。这真是兵荒马乱之年，安居无从，食寝不安，能保住生命，就是人之大幸。

倭寇凶残姑蔑乱；

平民羸弱古城堪。

大兵过后，必有凶年。日寇进入汤溪扫荡，敌我双方并未直接交火。因此，因战事而亡者，长兄仅在回莲湖严村的途中见过。那一天，途径汤溪火车站的一间小屋时，见到一个人头和一匹死马的尸骸，直至几十年后仍记忆颇深。所闻之被日寇无辜射杀者，虽未亲眼所见，死伤者亦不计其数。总之，百姓四个多月来的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动荡交瘁，早已搅乱人们的心理支撑。心力消耗，紧张之余，人们凭着忘我的情绪尚能坚持，一旦复归常态，精神松懈，便乱病竞发而殃及性命。发病情况大多从下身开始：先溃烂脚，后糜烂腿。这要是在平日，是很易收口的，而如今却愈烂愈大。年长者往往烂至血管，病灶致死者愈来愈多。其时，又冒出一种专医烂脚油膏，混搭白土，充其良药？涂抹击伤，却死者无数？

乌云压城城欲摧。又一波病魔竟又扑来——热病狂袭，蔓延乡里，一旦染身，迅速高烧。殊不知这病何起因？何疗法？高烧至亡者无计。接踵，痢疾横行肆虐，久历不息，衰竭突亡。全村三四百人，日殇减四五人。严氏宗祠，棺材日进日出，家家哀嚎，估约死者百余人。吾家亲人中也未能幸免。

一乐堂

故乡呈安定局面后，各类学校相继苏醒。汤溪的“一乐堂”集中了汤溪中学、小学一同开办。高中班甚少，长兄便同陈福炎、陈兆仑，而后加上王佑民，也在“一乐堂”租了房子共同自修。教师请洪汝圭教英文、曹百川讲国语。后来，女同学章正香也加入进来，组成了一个小集体，自开伙食，生活趋于正常，如此读到寒假。

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二年。包括化学学了一个学期在内，共计六年多。学校是极普通的中学，加之战乱避难，学校生活主要是从读书到读书，加上教材奇缺，除规定必做的功课之外，只能将就自学。至于学校的从教方向、学生的社会前瞻，更无从谈起。由于时局变化，学生唯是奉公守法、求存务实，才能勉强完成学业。

时光荏苒。

一九四三年春。“一乐堂”小集体解散，几人转移至高店。这里原是中戴乡的小学建制，后迁徙于此。校长与长兄相识，条件优裕。即便如此，后因路远、多病，小集体无奈解散，只能回家自学。

然而，学习却是怪异之举，在温饱而和睦的家庭环境里，往往会消失斗志。这就如同当今的孩子，家境愈优裕，脑力愈弱化。拿起书本，哈欠不断，嘴馋手懒、横躺竖卧，思绪乱麻。本家虽然当初没有现今生活的优裕，但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加之家庭居住的环境（翠绿竹林，清澈湖水），还是挺诱惑人的。尤其在高中毕业后，失却了学习目标，缺乏拼搏信念。当然，这与当时几乎不通音讯，对浙东总趋势不了解也有很大关系。至于如何走出故居，奔向远方更无从考虑。因此，整日里无所事事，空悠于山水田园之间，耽搁了这一段黄金岁月。

就在这一年的六七月间，长兄到罗埠会友。归途中，遇蔡维坤、徐振声等三人，他们是特意邀之前往赴考的。长兄此机并未作任何思想准备，只是有同窗结伴，即仓促成行。一根小扁担——一头是藤篮、一头是衣物、雨伞、布鞋。犹如古书记载的穷举子赴京赶考之状。旧时代出行，完全仰仗两条腿。第一天到龙游，住姜君春华家。翌日，行五十里路达溪口，由此上山。这里原本有一条公路，当初为防止倭寇深入，早已被民众破坏，每隔四五十米，就掘下一个长十米、宽两米的壕沟，然后，把从壕沟挖上来的积土碎石，又堆成一个一个高岗。这小路崎岖坎坷，行十里堪比行十五里还费力，如此这般地走了几天。期间宿新路湾、经金岸、古市、松阳。从松阳乘船，沿松阳溪直下，到大港头，再行一日，就到了浙江的临时省会云和。其时，中央政治学校在此设招生处，长兄便随意报考了新闻系。此后，又乘船四五天抵达温州，浙江大学设有报考点，长兄当即报考工学院化工系。

时代造就人也局限人，由于处于战乱境地。浙东一带交通阻塞、信息壅滞。长兄除了书本上的那一点知识外，外界的一切事物均视为新奇。何况他自己的稚气仍未减退，其思维和行为还停留在当今的小学生水平。参加这样的考试，心中没有谱。不过，好人有好报，“瞎猫撞上死老鼠”。报考浙江大学之时，英文的作文题，中文写的是《论男女同校》。这种五四时代的论题，竟会在抗战时期被保留下来，真是不可思议。如何把它译成英文，真是难煞了众位学子。但是长兄在那种考试之机，往往表现极具灵性，他突兀闪现：凡带有对立统一的名词，往往在前课以co，因此大胆地写了on co-eceucton。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歪打正着，在同去应考诸君中，大概只有极少数能作出如此正确写法。题目写对了，文章大概就无所谓了。

温州考罢，浙江省内暂时没有什么目标。在外一天，吃、住花销极大，不得已，先回故乡。

约过月余，同窗陈福炎来邀他同去考“英士大学”。这是一个草创的学校，当时只在百丈口有一个称谓的“北洋工学院”。不管如何再去试一试，于是又结伴成行，走的基本上还是老路。几天以后，来到了大港头，于途中遇一君，相询之，竟是老同学，诧异至极：“尔是严君吗？你已考取浙大了。”欣喜之余，即找当日报纸查阅，确已被浙大取中，真是出乎意料。时间不等人，报到日即近，若不报到即除名。况且，从今年起，国立大学实行公费制：工学院百分之百、理农百分之六十、文法百分之四十的学生，可以免交学费、杂费、宿费、膳费。一句话——全免。如此良机焉能失去？于是到云和后，即拟西去龙泉报到。英士也不考了。当时想法：考了不中，有失英名；考了再中，岂不影响他人，并不曾想积什么阴德。

长兄考上大学是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按理讲，似乎他已经幸运地进入到人生的高级阶段。然而，国难当头，对学子们依旧无任何优越感，反而开启更艰难的苦读生活。

浙江大学本部原在杭州，抗战后，杭州沦陷，校部迁往西南。先在广西柳州、宜山，尔后迁到贵州遵义湄潭，距浙江数千里。由于省籍人有意见，于是校部又派出部分教授，到浙南龙泉办了一个分校，也开设了理、工、文、师等院。但是，此地只办到二年级，仍须转去内陆再学。

长兄报到，即往龙泉分校。由云和乘汽车，半天达龙泉，再步行十余里，到了校址驻地“坊下”。原来“坊下”有个财主，自家盖有一处木结构三层小楼，可容纳半个学校。同时，在附近又盖了十几间茅草洋房，总算容纳下这四百来位“天之骄子”。长兄到校，一个背包，既无行李又无钞票。夜间只得从同学间暂借多余被褥临时栖身，行李是一个月后，父亲托人送来的。由此，长兄便真正地离开汤溪，步入人生新的征程。

坊下——浙大龙泉分校旧址

我曾经于2010年南下登访浙大分校驻地——“坊下”。

抗战初期，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先生决定：为避战乱，部分学生转移浙南泰和、龙泉等山区，竟于动荡中寻觅到此处。

“坊下”又称“芳野”。源自分校主任郑晓沧，郑系海宁人，海宁语音中，“坊下”和“芳野”同音，而郑先生又颇具雅兴，“坊下”便自然改名为“芳野”了。无意成就了一批学子。在尔后的历史年轮中都留下重彩浓墨。校长是竺可桢，学生谷超豪等，都是后来的知名教授、行业老总、医学名家等。当然，我在这里最惊奇的是见到大哥的照片，一批英姿爽爽，年轻俊朗的学子怎么也看不出是在那样的寒舍中学业有成的。

如今这里是浙江大学的一处纪念地。据悉：凡是考上浙大的学子们第一课都要到这里经历旧学的体味，以不忘师长、学兄们的发愤励志。当然，原计划大二后应再转遵义湄潭再读，恰逢日寇投降，避寓西南各校遂分头回返故地，使得长兄们免去一次劳顿之苦，浙大后期的学业便从乡野回到杭州就学了。

在浙大芳野分校旧址合影，（自左向右） 此照大概摄于1944年，照片可见，当时电机系6人，机械系6人，土木系12人，化工系12人，共计34人，大哥位居前排右3。 

后记——

笔者是越古稀之年的汤溪人，在外风雨兼程六十多载。然而对故土的眷恋之情却愈发强烈。其实，家乡的亲人寥寥，攀上的乡音多是往下数二三代的少年郎，真可谓“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长兄在世的时候，曾有一个记笔记的好习惯。而且在多年的家庭迁居过程中，唯独对他的学习生活笔记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成为我整理的宝贵素材。

这次“大婺乡”的徐胜捷先生举办“家园”活动，遂了我的心。因为长兄是地地道道的汤溪人，又是一位三四十年代从乡间走出来的学子。而他的经历恰恰是汤溪早先一个青年励志的故事。

这是一段真实的史实记录，可能填补那一时期的史实空白。比如记录中的关联人物都有名有姓，只是年代久远，要寻访起来也要寻其儿孙辈儿。

其次是追忆了抗战时期的学生生活以及百姓的苦难。归结起来，汤溪人多以逃难为节奏：敌扰我行，敌走我回的动荡节奏。平原的村庄多逃往山上，山上的百姓均以举善为重。有房腾房，有物供物，助老扶弱，成为旧中国时期乡情的真实画卷。

至于其时学生的生活，真是清苦，一边枪炮，一边读书，但是，从照片中却寻不到一点疲惫不堪。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群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征程学子，可以与当今学弟妹们媲美，甚至胜赢于今。昔日的老师更是敬业，淳朴、耐劳——身穿长袍大褂，遮掩着满腹经纶、一身正气，以至能够承受任何艰苦条件下都孜孜不倦地守住育人的道德底线和桀骜风骨。所有的情节，让我捕捉到汤溪人、浙江人乃至中华民族的美育美德。          2022.5.1.

作者简介——

严福谦，1948年出生，浙江汤溪莲湖严人。现居天津，供职期间以文化工作为主业。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