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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第一章 如何研究战争 第一节 战争规律是发展的 不论做什么事，如果不了解它的情况、性质，以及它与其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它的规律，自然就不能做好这件事了。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革命战争——即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 中国革命战争——在中国这样特殊的环境中进行的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又有更加特殊的情形和性质。 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不应该照搬一般战争的规律、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北伐战争的经验。 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注意，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东西，一切战争的指导规律都是跟随历史和战争的发展而发展的。 第二节 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 消灭战争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 等到人类社会发展到消灭了阶级和国家的阶段，战争就会消失，人类则进入永久和平的时代。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是为了消灭一切战争，这是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区别。 第三节 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 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 全局和局部可以互相影响。同理，战略和战役、战役和战术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各级的首长应当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事关全局的地方上。 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需要在敌我关系、前后方的关系、指挥方式、攻击方向、后期补给、兵种协调、组织关系等方面用心思考。 第四节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学习战争知识的关键在于熟悉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于自己的行动中。 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应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即主观的指导符合客观的实在情况。 指挥员的正确判断，应该建立在掌握敌我情况及周密思索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并根据情况的变化而随之改变。 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经历在战争中长时间的学习，而且要总结和汲取过去的战争经验。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善于学习就可以做到。 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敌我双方是研究的对象，我们的头脑（思想）是研究的主体。 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一切关于战争的规律，都是进行战争的民族、国家、阶级、政治集团为了争取自己的胜利而使用的。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 红军的指导员，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即军事、政治、经济、自然等条件之上，就必须用主观指导的能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 以上就是我们研究战争的方法。 （文中提出了当时中国革命规律具有特殊性，而且在不断发展中，不能机械照搬他国或者以往中国的经验。研究战争规律时，要持有全局观，把学习和应用相结合。这与辩证唯物主义中的两点论，重点论，转化论，事物的普遍联系等观点是一致的。）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 自一九二四年开始的中国革命战争，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革命战争，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 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 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 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是在与“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纠正了这些错误，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这部分强调了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领导者，并需要警惕“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 第三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第一节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和一般战争或者苏联内战并不相同，不能机械地照搬那些经验。而我们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套”的人们。他们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对敌人采用的新策略视若无睹。结果，革命根据地、红军、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党组织都遭受了重大损失。 由此可知，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 第二节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中国革命战争有四个主要的特点： 1，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 2，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 3，敌人强大。 4，红军弱小。 前两点为中国红军发展和战胜其敌人提供了可能。后两点又限制了中国红军的迅速发展，也不能很快战胜其敌人，还可能失败。 第三节 由此产生我们的战略战术 依据以上中国革命的根本规律，我们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 1，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 2，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 3，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 4，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 5，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 6，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 7，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认小后方制度； 8，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 9，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10，反对土匪主义，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 11，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军事纪律； 12，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 13，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 14，反对把红军停顿于旧阶段，争取红军发展到新阶段。 第四章 “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 敌人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互相采用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斗的形式。中国内战在二者中长期反复，并且规模在逐渐变大，战斗也越来越激烈，甚至包括一次一万多公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 这种形式直到红军比敌人强大时，才会发生变化。广大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的转移，这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失败。 在一九三○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命令还弱小的红军去打敌人的坚固大城市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第五章 战略防御 第一节 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 打破“围剿”的过程中，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 打破“围剿”的基本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战略防御时，既不要轻视敌人，也不要被敌人所吓倒。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 德日两国的军事家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这种思想，是根本不合于中国革命战争的。一切正义战争的防御战，不但有麻痹政治上异己分子的作用，而且可以动员落后的人民群众加入到战争中来。 假如红军的力量超过了敌人时，作战方针就不是战略防御了，而会改为战略进攻。 第二节 反“围剿”的准备 对于敌人的一次有计划的“围剿”，我们也要作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否则必然陷入被动的局面。 开始准备的时机选择，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 一般地说来，要尽早准备，有备无患，就可立于不败之地。 准备阶段中的主要的问题，是红军的准备退却，政治动员，征集新兵，财政和粮食的准备，政治异己分子的处置等。 对待政治异己分子，不可对他们不警戒；但也不可过于恐惧他们的叛变，而采取过分的警戒手段。对地主、商人、富农之间是应该有分别的，主要地是政治上向他们说明，争取他们中立，并且组织民众监视他们。只有对极少数最带危险性的分子，才可以采用严峻手段，例如逮捕等。 第三节 战略退却和反攻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被优势军队进攻时，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坚决反对此种战略，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在中国战史以弱胜强的战例中，弱者都是先让一步，后发制人，才获得胜利的。 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我们确立了游击战的基本原则，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十六字诀包含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括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依此原则，红军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 有些同志反对“游击主义”。在环境顺利时，他们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而在环境困难时，他们又变为拚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 依我们的过去情形说来，大概须在退却阶段中取得下列诸种条件中至少二种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这些条件是： （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获得人民的拥护是以上条件中，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也是创建根据地的条件。 当敌人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集中兵力，消灭弱小的敌人。 基于敌强我弱，根据地的经济和补给不足的形势，我军要采取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方式作战，减少自己的消耗，并增强我军的力量。 （根据敌我力量的巨大差异，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灵活地采取战术，才是红军生存和获胜的秘诀。本篇从军事、经济、政治、哲学等方面综合考虑，在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了适合当时红军的战略和战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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