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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当时的赫赫名流，如《大一国文》教师杨树达，《大一英文》教师吴宓，《哲学史》教师冯友兰。上课各有千秋，但作者当时作为十七八岁的娃娃，感受不深。有些教师、有些课，却不怎么样。如刘崇宏的《世界通史》和雷海宗的《中国通史》。刘的课“纯乎是一大堆资料，某著者、某书、某页至某页，无摘引，无转述，无议论，无概括，两堂过去，笔记上记的全是乱杂无章的数据。雷大概认为《通史》课讲深刻的学生也听不懂，于是就像说相声似地'扯’”。还有些简直是笑话。如电机系副主任的课，几十年全靠在麻省理工大学记下的笔记本。“到西南联大时一个调皮捣蛋的学生把他的笔记本偷了，一面向同学们预言，下星期老师必然请假。果然请假了。这位同学又把笔记本偷偷塞回到老师办公室的书堆里，又预言说这星期老师准不请假，果然有了笔记本课照上不误。”以至钱锤书拒绝留校当研究生，说没有一个教授配当他的导师。但是，也有让他心生钦佩的。比如闻一多。本是新月派诗人，在美国又是学舞台设计的，教起来《诗经》、《楚辞》，自不免有功力不到的地方，所以他一回到清华就拼命下功夫，许多蝇头细字的读书笔记都是在新南院写出来的。闻一多在沉潜于考据、训诂之余，还有见解、有议论，那些议论对学生启发很大。“到了西南联大，到了蒙自，闻的学问来了个大跃进，他通过《周易》研究，把古代民俗、古代社会经济、甲骨文、训话之学……凝炼到一起了，写出了《周易义证类纂》那样精绝的著作来。”作者感叹闻先生死得太早，若是活个大寿数，定会写出惊动几个世纪的东西来。因为用功，闻老师不断精进。这是作者所亲见的。他所不熟悉的刘崇宏，后来在台湾被吹捧成史学的泰斗。何以如此，书中不详。
我就在想，我们读书，往往记得的是某人盖棺论定之后的那个定论，而以一句简单的平面概括对比起伏跌宕的人生，是否可能有失偏颇。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这番问答引发了许多议论，有理解为孔夫子不信鬼神，也不把注意力放在来世，或死后的情形。但傅佩荣的解读是，人与鬼，生与死，本来都是大哉问的好问题，但是由子路来问，问非其人。因为子路属于行动派，他和冉有并列政事科的高材生。“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假如这个问题由言语科的高材生宰我、子贡来问，可能孔子的回答更精彩。还由于孔子因材施教。作为政事科的高材生，子路和冉有都曾向孔子请教同一个问题：听到一个很好的主张,是不是应该马上就去做?孔子对子路说：家里有父兄在，你应该先向他们请教。而对冉有说听到了就马上去做。原因呢？冉求性格退缩，而子路好勇过人。我们平日所读的书，很多是否都可能失之偏颇。假如读书而不加深思，是否又可能以讹传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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