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主席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红军能取得胜利吗? 红军时期的毛泽东 由毛泽东打破“第五次围剿”是非常可能的尽管这只是一个假设的命题,因为历史已经过去,无法假设,但如果仅从就事论事的角度来“如果”一下,也许会得出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如果让主席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红军能取得胜利吗? 答案是“能”,这是确定无疑的。 在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人的努力下,国民党前四次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都以失败告终,所以,“第五次反围剿”如果按照毛泽东的打法,完全可以取得最终胜利。要知道,前四次“反围剿”也是敌众我寡,实力对比悬殊,但在中央红军灵活机动的战法面前,敌军受到重大打击,损失惨重,灰溜溜退出中央苏区。况且,“第五次反围剿”还有一个外部的利好,那就是“福建事变”可以利用! 在我看来,博古和李德犯了两个严重错误,第一是放弃毛泽东的游击战法,这在当时几乎是唯一能战胜强敌的办法;第二是没有利用“福建事变”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一内一外两大因素,促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踏上西行之路,万里长征由此开始。 毛泽东和朱德 前四次“反围剿”的兵力对比先来看一下这几次“反围剿”大战中,敌手对方的兵力对比。武器、装备、后勤以及财务什么的就不用对比了,肯定是敌军占据绝对优势。 第一次“反围剿”,国民党军兵分5路共约10万人,我军只有2万,人数比例是5:1。毛泽东指挥作战,歼敌1.5万人。 第二次“反围剿”,国民党军兵分7路共20万人,红军3万人,人数比例是7:1。红军指挥官是毛泽东,歼敌3万余人。 第三次“反围剿”,敌军兵分3路,共30万人,红军仍是3万人,人数比例高达10:1!红军指挥官仍是毛泽东,此役歼敌3万人。 第四次“反围剿”,国民党军共40万人,兵分3路,而红军人数则达到了7万人,人数比例大约是6:1。这一次红军是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大破敌兵的,但沿用的却是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共歼敌3个师且俘虏敌军1万多人。 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敌军增兵至100万人,红军只有区区11万人,人数比例基本是10:1,敌我悬殊极大,但和第三次“反围剿”时差不多,而且有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从理论上讲,打破敌军来犯并非不可能的事。 毛泽东和周恩来 毛泽东游击战“十六字方针”事实上,无论是早些时候的井冈山,还是在开创以赣南和闽西为核心的中央苏区过程中,以及前四次“反围剿”,红军面对的都是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局面,但在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的率领下,红军却能屡屡战胜强敌,革命根据地越扩越大,红军越战越强。当初在井冈山汇聚了秋收、南昌、广州以及平江起义等各方部队,不过区区几千人,打到现在,只是中央红军就有10多万,全国红军加起来已经超过30万人,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这一切的发生,缘于红军的英勇顽强和红军领导人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毛泽东曾把中央红军的游击战术总结为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就是这简简单单的16个字,对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却像噩梦一样挥之不去,他们不由自主地被红军牵着鼻子在江西或福建的大山里兜圈子,他们“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不知什么时候红军就会冒出来,狠狠给你一下子。敌军无不提心吊胆,心理压力大极了,都知道和红军打仗是没前途的,能活着跑回去就烧高香了! 毛泽东 “第五次反围剿”为何会失败?“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会失败,原因很简单,博古和李德所犯错误很多,基本是能犯的错误都犯了,小计一下共有以下“七宗罪”: 第一,对全国革命形势做了过于乐观的估计,误以为革命高潮已经来临,需要红军进行大反攻,寻求与国民党正规军的正面“决战”——这完全背离的客观实际,没有看清敌强我弱的的本质,因而做出的决策是根本错误的。 第二,具体战斗原则上,放弃毛泽东游击战“十六字方针”,不顾战场实力对比,采取与强大的敌军硬碰硬的做法,致使红军损失惨重。彭德怀曾痛心疾首地怒斥李德“崽卖爷田不心疼”! 第三,李德和博古一意孤行,听不得红军内部不同声音,凡是要求重视敌情、从实际出发的不同意见,都被他们扣上各种在帽子加以压制,致使红军各级指战员敢怒不敢言。 毛泽东 第四,过于强调正规战的重要性,把毛泽东为代表的具备丰富实战经验的人斥为“泥腿子”和“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所有战斗必须按照事先的规划一板一眼地进行,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李德执行战术极其执拗死板,连一门迫击炮的位置都要事先在地图上固定好,打起仗来只懂在地图上画杠杠,而地图往往是非常草的图,距离实际地形有十万八千里! 第五,博古年纪轻轻成为最高负责人,他不懂军事,也不愿依靠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人,而是请来在著名的伏龙芝进修过的德国人李德指挥军事。但李德的军事造诣实在有限,据说他在苏联最多只是一个师级干部,没有多少实战经验,只会纸上谈兵。 第六,没有利用“福建事变”这一有利时机建立反蒋统一战线,而是把福建各方以及19路军都视为“比蒋介石更危险的敌人”,终于使这一天赐良机白白溜走,红军少了一个强有力的帮手,只好独自面对强大的敌人。 第七,敌军过于强大,敌我兵力对比过于悬殊。战前,蒋介石汲取了前四次“军事围剿”失利的经验,动员了百万大军进剿苏区,层层推进,修筑了数以万计的碉堡群,辅以对苏区百姓的血腥屠杀,使红军完全丧失百姓的支持和后方的补给。这也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 毛泽东 实际上,所有的原因都不是原因!上述七个原因中,前六个都是主观因素,只有第七个敌军过于强大是客观原因。如果毛泽东以及周恩来和朱德等人仍然掌握军事指挥最高权力,那么,前六项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首先,毛泽东做任何军事决策都从实际出发,不会冒失地以为革命高潮提前来到,从而要求红军发动什么“总攻”和“决战”;更不会不顾实际要求红军和强大的敌军硬碰硬;他的胸襟很开阔,能听得进各种意见,当初在翠竹环绕的井冈山,各路英豪汇聚,单是十大元帅就有五人:朱德、彭德怀、林彪、陈毅和罗荣桓,还有一个大将之首粟裕! 其次,从具体战术而言,毛泽东面对强大的敌军,从来都坚持游击战术,“十六字方针”是其精髓,绝不会不顾战场实际搞什么固定迫击炮的位置。实际上,任何指挥员,只要其作战方式符合毛泽东的“十六字方针”,就会在与强敌的斗争中取得辉煌的成绩。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十大元帅 没能策应“福建事变”,是红军之痛!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19路军宣布反蒋,敌军包围圈在中央苏区东面一下子被撕开一个大口子! 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势力如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在福建高竖武装反对蒋介石的大旗,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为蒋介石最大的敌人。蒋介石在对中央苏区大举进犯的同时,不得不抽调大量兵力去平息“福建事变”。 这对大军压境之下的红军绝对是一个天大的利好,新成立的福建政府向红军递来橄榄枝,希望能和红军联合起来对付蒋介石。红军内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务实派都认为这是个大好机会:联合福建政府,打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不是难事。 毛泽东 毛泽东建议,红军应集中兵力,策应“福建事变”,迅速突出重围,在苏浙皖赣这些敌军没有修筑碉堡群的地方建立新的苏区,这样一来,红军不仅变战略防守为战略进攻,而且可以威胁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带南京、上海和杭州一线,从而中国的局面会为之一新! 因此,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红军中的有识之士,都对“福建事变”持合作态度,他们对19路军派来的联络人员热情接待,极力促成双方的合作。 但他们的意见被李德和博古否决了,李德说“福建事变”那帮人是比蒋介石更危险的敌人,而博古则说:“'福建事变'骨子里就是小军阀反对大军阀的一场内斗,红军决不能与蔡廷锴这个小军阀站在一起。” 蔡廷锴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在部队南下广东的路上率部逃跑叛变,不知博古是不是想起了蔡廷锴的这一“劣迹”。 总之,红军坐视“福建事变”被蒋介石最终镇压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就在蒋介石派去征讨“福建事变”的嫡系部队浩浩荡荡从红一方面军侧方路过时,大家都请求出击,但被李德无情拒绝。后来,由于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强烈反对,李德终于有所松动,但为时已晚,“福建事变”很快被镇压了……蒋介石擦干屠刀上的血,转而回身挥向中央红军! 朱德、周恩来和毛泽东 毛泽东是历史的选择博古和李德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8万红军战士离开红都瑞金,踏上西行之路,万里长征由此开始。著名江西民歌《十送红军》道尽了苏区群众对部队的不舍之情: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雨里格绵绵介支个秋风寒,树树里格梧桐叶落尽,愁绪里格万千压在心间,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 但事情还不算完,博古和李德并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还在坚持自己错得离谱的观点。终于,他们的瞎指挥在桂北又给红军极大的损失,在惨烈已极的湘江血战中,8万红军突破敌军第五道封锁线,穷凶极恶的桂军给红军以巨大杀伤,进入莽莽的越城岭之后,红军只剩下了不到3万人! 毛泽东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惨败,红军内部痛惜之下,很多领导人都在反思,都在考虑,为什么毛泽东指挥的红军就能游刃有余,在强大的敌军包围圈中越战越勇,从而红军越来越壮大;而在李德的手里,红军由多变少,由强变弱,一个惨败接着一个惨败,现在只剩下区区3万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一个月后,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召开,会议在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和王稼祥等领导人的推动下,李德和博古被剥夺对军队的领导权,毛泽东重回军事指挥核心。关于遵义会议最大的意义,就是毛泽东回来了,红军的精神又回来了,原来那个神出鬼没而无往不胜的红军又回来了! 历史对“遵义会议”的定位是清晰而准确的: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那以后,毛泽东在军内和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逐渐确立,可以这样说,毛泽东的地位,不仅是客观实际的选择,是党和红军的选择,更是历史的选择! 毛泽东远眺黄河 |
|
来自: LDS551 > 《001.6/史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