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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1年4月25日，以《安顺城记》的出版为契机，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联袂主办了“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邀请到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哈佛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记研究会有关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古代文学、民间文学、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资深学者和青年新锐研究者，与来自贵州的学者、嘉宾一起，共同探讨全球化时代地方历史、地方文化的研究和书写问题。经《文化安顺》编辑部转辗联系并征得作者同意，本公号将陆续刊发部分与会学者的书面发言，敬请读者留意。谨向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诸位专家深致谢忱！  贺桂梅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上午在主持的时候，我已经讲了一些我个人的思考。但仍然很高兴有这样的单独发言机会，来说一说我的想法。我的发言有一个题目，叫“从家乡认识中国”，今天讨论的安顺和《安顺城记》，可以统一到“家乡”与“中国”这两个关节点上。  首先我想说，《安顺城记》在这个时候出版可谓恰逢其时。因为现在从各个层面、各个学科领域来看，关注区域性特别是地方性，变成了一个很普遍的问题。比如，从文学研究的层面看，早在1997年，严家炎老师就主编过一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钱理群老师当时也参加了，是这套丛书的副主编和编委成员。这套丛书实际上是文学研究领域第一次把文学的区域性和地域性作为一个重要论题提了出来。文学和地方性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和研究议题之一。比如说，鲁迅与江浙的越文化、老舍与北京文化、沈从文写湘西、李劼人写巴蜀文化，也包括当代作家中赵树理与三晋文化、柳青以及九十年代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与陕秦文化，莫言写山东高密、刘震云写河南延津等。最近这些年来，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受到更多的关注，比如今天参会的王德威老师就提出了东北文化与文学议题，还有其他类似研究，这些可以说一起形成了一种现象，即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前沿性话题。 另外，从社会学、人类学或非虚构写作的层面上看，最近这些年兴起了一种“返乡体”的写作热潮，年轻的研究者如80后、90后都参与其间。每年的春节期间是返乡体写作的高潮，因为他们只有在春节期间才会回到家乡，会发现自己的家乡与他们生活的大城市之间存在着种种或大或小的差异，由此而产生了各种视角的分析、描述、诉说和感悟。返乡体的流行也意味着年轻一代关注中国的目光更愿意“往下看”“向内看”。 在史学研究领域，是历史地理学的兴起。历史地理学特别关注空间，而这个空间又往往是一种地方性空间。另外，从国家规划角度看，“十四五”规划提了“国际国内双循环”，这个提法很特别的一点实际上是对“国内循环”的重视。这种内循环视野也就意味着中国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体、经济体、文化体，立足中国，地方性经济与文化都存在上和下、中央和地方之间，也包括国内与国外之间的一种良性循环关系。从1980年代以来这四十多年里，中国政府和知识界都不怎么谈“内循环”问题。而这一次明确提出来，主要的导向是要如何在国内形成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而在国际上则是形成一种自内而外、由外而内的结合。这也使得“地方性”成为一个重要的关注焦点。 以上是我关心《安顺城记》出版在知识上和研究视野上的第一个出发点。 《安顺城记》影像 第二个出发点，是“家乡历史学”“家乡考古学”“家乡语言学”或“家乡学”这个提议。这个说法在此之前已经有学者提出来，比如北大社会学系研究人类学的王铭铭老师，他在近年重版的《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中提出了“家乡人类学”。今天参会的社会学系渠敬东老师也提到关于家乡的人类学，北大中文系的李零老师在《我们的中国》里提出了“家乡考古学”。实际上我们做中文研究的学者中也可以说存在着一种“家乡文学”或“家乡语言学”。从语言研究的角度，汉语方言本身很强调地方性，北大中文系是汉语方言研究的重镇，我发现中文系的李小凡、项梦冰老师，他们最初的研究著作都是关于自己的家乡江苏苏州、福建连城的方言研究。而中国现当代重要的作家在构建他们的文学世界时，都是以其家乡生活经验作为出发点的，包括鲁迅、沈从文、萧红、张爱玲、莫言、刘震云等等都是这样。 按照这个思路，我把钱理群老师和贵州的朋友主编完成的《安顺城记》，也放到这样的序列中考虑，认为可以提出“家乡学”或“家乡史学”。 我个人很遗憾没有去过安顺，但读《安顺城记》一直津津有味，有强烈的阅读兴趣。从个人的成长经验来看，我大概从三十多岁开始，特别是有孩子以后，有越来越浓的兴趣去有意识地自觉地了解自己的家乡。我的家乡是长江中下游的一个县城。我的兴趣是这样起来的：我在这儿长大，我对世界的最早观察或基本认知，其实最初是在这个地方形成的，但这却是一种“无意识”的认知，比如我不知道家乡的那条路原先叫什么？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不知道那条河叫什么名字，虽然每年喝它的水，如此等等。就是这样一些行而不知、习焉不察的东西，一些非常熟悉但又非常陌生的东西，引发了我的好奇，在我成年之后开始有很强烈的兴趣想要去重新了解和认知。这就促使我开始读我们县的县志。县志有两套：一套是1983年出版的，基本上民国县志的延伸；另一套是2017年完成的，新的这套县志虽然投入的人力、物力更多，但反而不好看。读了县志才知道，家乡旁边的那条小河叫什么、从哪里流过来，在那条道路上有什么人往来，湖南人怎么来，四川人怎么来。实际上是了解了许多之前构成了我的日常生活经验的东西。我对安顺没有感性经验，但如果我的家乡有《安顺城记》这样一本书，我会很有兴趣，因为正如钱老师所说，这正是一个“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的机会。 读《安顺城记》的时候我也想起，几年前我曾想和朋友们一起写一套“在县域发现中国”这样一套非虚构写作的小书，后来没有做成。我了解到王奇生老师的共和国史研究中心是以县域中国为研究主体的时候，也非常感兴趣。刚才王老师也提到，县作为地方性的区域单位往往是最稳定的，它在各个时代的变化不那么大，把握起来比较容易，可以说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最稳定的单位。安顺是一个地级市，地级市本身也有它的稳定性。读《安顺城记》知道，安顺这个地区的历史脉络是非常清楚的，在明以前没有特别明确的国家行政建制，而从明开始大致稳定下来。这就需要从一种超越朝代、打破古今的长时段历史视野来研究这个地方的历史。 这本书的写作，钱老师说是由“黔人”和“黔友”（就是贵州人和贵州的朋友）一起来写的，这是家乡史学研究的一个很好范例。家乡研究并不都是由家乡人做的，而需要家乡人和走出家乡的人一起来做，这种“内”与“外”的结合，才能拓宽我们的视野，而不被可能狭小的地方性空间所束缚所局限。 所谓“行而不知”，就是说，你出生在什么地方，那个地方不是你选的，它会形成你的无意识和许多惯习。最典型的是饮食习惯。我小时候就吃辣，不是我想吃辣而是因为家乡人都吃辣，因此吃辣就构成了我的饮食习惯和稳定的深层身体记忆。这些东西你平时其实并不不认识它，但当你认识它的时候你才认识你自己的某些侧面。所以，我对如何认知家乡，而且把《安顺城记》放到这种家乡史学的脉络里来加以认识有很大的兴趣。 作者在研讨会上发言 我想说的第三点，也可以叫“从安顺认识中国”。这包含着一种双向的目光：一方面是从中国看安顺，另一方面是从安顺看中国。由钱老师和杜老师、戴老师、袁老师、顾老师这些朋友一起来完成这套《安顺城记》，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次合作。如果没有钱老师的话，仅仅是贵州的朋友来写这本书，它的格局会不一样。但仅仅有钱老师，也做不成这件事。钱老师可以说代表的是从中国看安顺，而杜老师、戴老师、袁老师、顾老师以及贵州的其他朋友，可以说是从安顺看中国。 为什么要强调这种双向的研究视野呢？我个人觉得，这涉及到如何才能做到对地方史更客观的观察或叙述。我们这次会议的题目“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是钱老师起的，钱老师希望在全球化的大视野中理解地方文化。他在阐述的时候说，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消除多样性、多元化的过程，或者说，全球化的趋同逻辑包含着某种单质化倾向，而地方文化呈现的多样性、多元化，对此是一种制约和平衡。这个视角其实也包含了对全球、中国和地方关系的一种理解，这种关系不是自明的，而会有一些不同的想象和理解。一般来看，从全球到中国再到地方是一种等级性的结构，全球性的东西可以复制到中国来，中国的东西可以复制为地方。但实际的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全球性的东西到了中国，会与中国原有的文化发生混溶和杂糅，从而不是简单地“复制”被认为是更“高级”的全球文化。同样，全球性、全国性的文化到了地方，也会发生这种混溶和杂糅，某些时候甚至会发生逆转，即地方性文化改变了全国性、全球性的文化。所以研究者对作为叙事单元的地方要有一种反思，要看到地方文化的个性与共性、差异性和普遍性。我说既要从中国看安顺，也要从安顺看中国，就是强调要注意呈现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多元一体性，在国家层面，安顺文化仍旧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体性”的；从地方层面，它又有自身的历史和文化的自主性与独特性，因而不同于其他地方，是“多元化”的中国文化。 从这样的视野去看安顺，一方面可以看出安顺是一体性中国的区域性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安顺自身的多元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特别是当我们把目光往下沉到安顺，把观察和研究的立足点放在安顺，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历史远不是对中国宏大叙事的简单复制，而是有其自身的特点，比如它作为边疆城市、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城市所呈现出来的多元性、交汇性和流动性等特点，是其他中国地方性文化所没有的。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安顺本身不是封闭的和稳定的，而总是在关系性的中国与全球系统中形成自身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去考察安顺的差异性、独特性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肯定是在更大的区域，特别是和中国大的区域关系中形成的；同时它作为边疆城市的特点，又需要从国际性的流动和互动格局中来考察作为地方的安顺。从这些关系体系的视野来看，如果没有一种更大的中国视野和全球视野，是理解不了安顺自身的。当然，从安顺内部来看，也不是稳定不变的，无差别的，它自身就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小世界”。这包括安顺的城市和农村，以及各个县区之间和各种族群关系之间，差异性也很大。 一方面，立足安顺的视角去看中国，可以看到很多普遍性的东西；另一方面，从中国的视角去看安顺，又会看到许多独特的东西。这种双向视角，在《安顺城记》中体现得很好，它使我们对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特性，有了更加客观、更加深入的理解。在这种双向视角中，我更想强调的是，以地方特别是以县和市的区域作为观察或书写单位，可能是我们认识今天的中国更好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县和市本身在一种长时段的历史中往往具有某种稳定性，包含了许多不变的内涵。我阅读这套书最感兴趣的部分是那些“不变”的东西，比如安顺的自然条件、地理、山川、河流、风俗、饮食、文化习惯等等。刚才张鸣老师也提到，读到那些野生特产刺梨、救军粮等等，这些东西是不变的，虽然我没有张老师那种感性经验或体验，但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一边觉得很生疏，很陌生，一边又在仔细地琢磨和感受中领会到某种共通的中国性。比如，在读《凡人列传》时，感觉它的语言确实跟姚丹老师说的那样，是很精粹的，但并不完全是现代汉语，而是文白混杂的，整个语言是很雅的文言，简洁文言，通俗文言，但突然会蹦出几个现代汉语的虚词，就会让我觉得似乎有些要刻意停留一下，提醒我注意其中语言的地方性内涵。 《凡人列传》将眼光聚焦于普通百姓，这让我产生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缺少这样的目光来观察我们生活的城市。每个人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我们就是要在芸芸众生中，在长时段的历史时空中，来关注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特别是普通人。所以，读钱老师写安顺的文章，我最感动的，是钱老师写到他今年住在安顺那一段时间的生活感受。他说在这样一个后疫情时代，他在杜老师家的门前，坐在椅子上，看着门前的土地上，一位跟他年纪差不多的老农，几乎天天都在土地上劳作。（钱理群：那是一个写实的场景，天天看到一个老人在地里劳动。）那是一个让我感动的细节。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中国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常态，开始进入我的视野。 我觉得，家乡史学用这样的融汇了传统与现代理解的“《史记》”体裁，而不是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来写，可能更适合一般人的阅读兴趣。虽然我在读《贤媛列传》和《世家》的时候，也觉得像读话本小说似的，似乎缺少更多的当代性价值立场，因此会有一些不满足。但是我想，我们读地方志或地方史，可能更要把握的就是那些不变的东西，是日常生活的、普遍人的。它促使我们反过来思考今天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我也非常理解钱老师说要回归土地、回归自然、回归人的日常生活。这里的土地到底是什么？其实对于许多人而言，就是自我们出生以来就无法选择的家乡。家乡是一个共同体。我们作为现代人面临的选择可能太多，反而对共同体的感受变得比较疏离，而这种东西却正是精神和价值认同的来源。 我是很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能够推动更多的人，特别是在座的80后、90后、00后的同学们，能够把自己的目光下沉到日常生活，下沉到我们脚下的土地，去认识它们、了解它们。这才是我们真正认识中国的开始。 ·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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