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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陵评论 夷陵区文艺评论家协会 主办 2020-101 总第 579期 编发：元辰 卷四 作品赏析 他以灵魂低唱 ——读朱忠运小说《生吞》 朱忠运是一位歌者，他关注人类危机及其深层原因，近20年来发表了几十个中篇，我印象最深的是《惨烈的生命圈》和《黑梁山》两个中篇系列。 前一个系列侧重于人和自然关系的咏叹，通过一系列人物和猎物的 故事，关注环境危机，探触人类猎杀心理及形成的历史原因和现实，直指群体显性、隐性文化背景，使我们深感自身被猎杀的危险。 后一个系列侧重于人自身命运的感触与思考，通过一系列神奇事件，发掘隐性文化习俗，展示生的艰难、滑稽与自误，解析地域文化、群体文化心理，关注人性危机和生命危机，使我们感知原已身陷新旧文化泥潭，自设生命误区。 两个系列，都十分注重生命意识的深层抵达与背景发掘，使人读后反思、忏悔，思求革故鼎新。 发表在《青海湖》2001年第8期的《生吞》，类别上属于后一个生命小说系列。 《生吞》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一方面，民办教师朱佳运与妻子刘成芳从文革到包产到户，经历生殖的自然艰难与社会艰难，以至妻子子宫破裂，丈夫辞职归田，第二胎终于生了一个女儿，是个人类生殖故事；另一方面，朱佳运强忍胃痛，求医求药，直至开刀取出，竟然是同胞兄弟的胎胚在腹中作怪，是个生存竞争故事。两个故事穿插在人所共知的艰难背景中，人物按照命运的规定在文本中爬行，结束于对畸形同胞兄弟胚胎的祭奠。 祭奠虽已结束，思考却在延伸。《生吞》使我们深感生命孕育的艰难与竞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命给生命造成的伤害，几乎永远难以消失。悲怜之余，只能更加珍爱、礼赞与享受生命。 朱忠运探求的是哲学境界上的生存悖论。上帝在人性中早已种下善与恶、竞争与妥协、欲望与理智的果，生命伊始，种子发芽，人类便处在危机之中。小说家把过程展示给大众，并深情地叹一声。 小说只能叹一声，无法强求大众如何对待。但一声叹，可能是千古绝唱，如《红楼梦》。也可能是噪音，如常常躺在刊物上发着腐臭的的平面纪实小说。 原因在于前者不仅探触到人物的心灵底层，而且探触到人类或民族文化心灵的底层，把历史、现实与文化心理的千千结摆在读者面前，逼人感慨，逼人求解。而后者唠 叨不停地图解生活，灌输浅显思考，或者模写虚假情感，比如“小资”，比如“另类”，既不曾触及人物灵魂，更不曾触及群体精神的内核。 朱忠运选择用灵魂低唱，通过文本故事与人物命运，拨动生命感悟这根最敏感的琴弦，激发人类的爱心与良知。 他善于从现实生活中寻找神奇的细节。《生吞》如果没有同胞兄弟胎死腹中、折磨得朱佳运死去活来这一细节，与妻子生育第二胎的自然艰难、社会艰难相对应， 不会具备令人深思的力量，甚至能不能成为一篇小说都成问题。 但他似有神来之笔，几乎每篇小说都别有一番韵致，总能给人惊异。 在《三秋小阳春》中，儿子在广 播局工作的秦婆婆，生活本该无忧无虑，偏偏强行给抱鸡母醒水，以求多下蛋；用两头公猪给新花母猪交配，以求多产崽。小母猪发情后自然欢快的交媾愿望，在人的贪欲驱使下，很快化为临死的嚎叫。死后秦婆婆还要吃它的肉，结果诱发母猪疯，猝然结束了生命。 《长岗岭葬歌》写射杀成性的猎人望一铳葬他心爱的猎狗，庄重肃穆，气派非凡，同葬人一样，程序一道不少，使人倍感滑稽，同时为其冥顽不化、构思新的驯犬计划感到悲哀。 《犯七煞的女人》抓住女人脸上的一颗痣，结合 农村流传的相面法，展开女人“犯七煞”的命运，男人死了一个又一个，使人避之如魔，以至热切盼望得到她的肉体和灵魂的独身男人，曾经信誓旦旦，最终却在沉 重的心理压力下精神和肉体双重阳痿。 《六狗》写一只六月六日生的第六只狗，在人的文化心理驱使下，经历了由生到死的离奇过程。那些人物，愚昧，阴暗，狡 诈，狭窄，哪怕分明报应，照旧期待下一只六狗快点诞生。 《秀发》写三个女子生发与脱发的奇特经历，心理与命运纠缠，因果分明，使人心魄震颤。 在故事情节的推移中，他不动声色地深挖影响人物命运的显性文化心理与隐性心理，并展示造成如此文化积累的社会景遇与自然景遇。意蕴丰富，底气足，耐人掩卷沉思。 《三秋小阳春》关于人与科技的感触，《长岗岭葬歌》关于不肯悔改的猎杀性的思考，《生吞》关于生命孕育过程中自然竞争与 社会苦难纠织的感悟，《犯七煞的女人》关于陈旧文化心理对命运的摧残，都具有相当的先锋性。 愚以为感悟当下，坚持先锋性与本土故事结合，是作品最终是否立住的重要因素。 为实现生命意义与文化内涵 的深度抵达，朱忠运精心寻找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神奇细节。因为这条路上挤了太多的人，太多的作者拘泥于现实层面的纪实故事以及没完没了的图解灌输，小说已被报告文学和小报、休闲刊物上的社会写真挤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朱忠运知道，找不到成功的细节，想象力没有依附，文本立不起来，小说难以灵动，容易流于写实；找到了细节，还必须发挥深厚功力，使感触与表达尽可能深刻精微，使文本具备多重解读的可能性。否则小说仍是一条死鱼，好多死鱼躺在刊物上发臭。经典作家们反复强调细节，就是这个原因。余华也是在采风中找到现实生活中排队买血的故事情节的。素材得之不易，创作更为艰辛。而朱忠运却能驾轻就熟。没有奇特的细节不动笔，没有独特的感受不动笔。所以他的小说构思细致，感触精微，表达深刻。 基于这种把握，朱忠运的小说显著区别于平面纪实类小说。他以乡土平俗生活为素材，写的却是都市人对生命的理解与感叹，潜藏艺术张力。《生吞》成功运用了生命诞生过程中自然竞争与社会竞争双重苦难的巧妙对比与彼此纠葛，构成对生命苦难、惨烈、悲壮、可贵的叹唱。文本风格显得朴质，精细，灵动，具有不张露的美。与《三秋小阳春》一样，堪称其中篇代表作。 （2001年10月13 日初稿，2020年7月在《青海湖》原稿上改动） 小说小说心中事 ——周远新小说集《虚构的阳光》读后 远新兄的小说集《虚构的阳光》放在手上已一个多月了。世纪之初的纷繁琐事，缠得我静不下心，而朋友的心血之作，是必须静着心读的。一个人一杯茶，火笼边，太阳下，边读边想，与人物、作者共忧乐，感慨心中无限事。我却是在会议室里，自家的餐桌上，断断续续读完的。六个中篇，用了不少时间。 我被他执着的精神感动了。８０年代末，我县的一家大型石墨企业成立，他就调到这家企业工作，从办公室主任、厂长，慢慢做到集团公司分管财务的副总。熟悉基层情况的都知道，企业难做，县以下企业更难做。并非谁特别跟谁过不去，而是转型时期的市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人的观念以及人际关系，无不象一张瞬息万变的脸，琢磨不定。远新的压力可以想见。做到这种程度，全凭了才干和脚踏实地。这部小说集，是忙碌之余的进一步消耗，也是他心灵历程的见证。如果花天酒地，不可能把业余时间用到小说创作上来，至多拼凑一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管理和市场营销》，评个高级职称了不得。 远新的小说贴近现实，企业忧喜，凡人琐事，并且都与采矿企业、矿山加工企业有关。虽以现实生活为材料，但不拘泥于现实的无奈。始终着眼于生存状态，努力从诸多无奈中透析出不屈的向往和情怀。如果现实中那桩尴尬事与小说情节不幸与撞上，千万不可自作多情对号入座。除非照般真人真事，小说就是小说。远新的小说基调决不在于揭露批判，而在于高扬转型时期那种不肯被许多时髦现象折服的顽强精神。 小说的可读性很强，人物性格鲜明，情节曲折流畅，情景描写比较到家，语言足以完成叙述与描写。《虚构的阳光》接近完美。《上市公司》《色盲》相当成熟。《九队长》具有强烈的流动感，简直是一部活生生的地质勘测队史，记录了一代代人大干一场的决心，最终却无可奈何地老去。《劳动模范》揭示了一些人的阴暗心理，仅仅是为了烘托省劳模老鲁任劳任怨的平静心态，否则就不叫《劳动模范》了。《家梦》是一部农村青年成长史，诸多无奈缠绕下的周家儿女终于走出那段阴沉沉的日子。“文革”农村那一幕，同玛瑙河边的往事一样，铜铜铁铁地成了过去。儿时的朋友们见面时，大有“一笑泯恩仇”的感觉。小说坚定不移表现凡俗人物的喜怒忧乐，这条路走对了。 远新是个用脑筋而不是用身体写作的作家。他善于思考，对文学对人生别有领悟，靠自己的悟解感人，而不是靠偏狂取胜。《虚构的阳光》中姜慧作为企业法人，面对企业存亡的压力、丈夫随波逐流的堕落以及老同学、银行高行长的诱惑，《上市公司》中吴策在副市长、公司、家庭和情人矛盾的挤压下，别无选择，只能以自我牺牲为代价成全企业。人生哀凉，往日的价值评价系统多么无能为力。在转型时期的特定背景下，这些人物才有可能被理解。我相信，这是许多正直的人的切身感受。 作为担任企业领导业余创作，远新同志的创作成就值得肯定。它丰富了基层工业题材创作，为今后的创作提供了台阶和经验。但从小说创作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和精品意识的进一步形成来看，有些问题，值得提出，与作者、读者共勉。也算是借机谈谈自己对小说的琐碎看法。 我觉得创作成功的首要前提是文学意识到位。当前小说创作的首要问题是意识陈旧。小说就是小说，文学就是文学。文学干不了文学以外的事，小说不能干小说以外的事。但读者往往要求文学干文学以外的事，作家往往干新闻家、教育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的事。文学不是简单的宣传教育工具，它是集消遣娱乐、审美感知、认识教育、人生感慨于一身的文字艺术。艺术情趣、题材语言、审美内涵、社会生活、文化韵味、人物个性必须整合。领头的不是艺术构思，而是比较艺术感觉。所以文学创作可能出现少年天才。但文学要成熟，作者要成熟，仅靠感觉不够。决定艺术生命力、艺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是文学（小说）意识。应该说，远新是具有较强的小说意识的，但相对滞后。尽管《虚构的阳光》《上市公司》很不错，但他还是被人物和情节牵着鼻子走，而不能把人物和情节当作手中道具玩活，因而难以腾出笔墨，赋予人物、情节多重解读的可能性。一个好的小说，应当有好的故事和鲜活人物，应当有丰富生动的社会生活场景或文化底蕴，还应当具有多重解读反复思索引人参悟宇宙、人生的可能性。也有人说分为：情节小说，人物小说，性格类型小说、生命感悟小说、哲思妙道小说。 叙述是小说技巧的基础。叙述是一种诗性。余华对诸多名著的叙述风格与技巧作过专门研究。它包括语言、体裁、结构以及材料的运用。大到整个文面，小到一句话一个字。语言不仅与作家的个人修养有关，与题材有关，而且与人物状态有关。语言切分情节，情节决定结构，人物在以艺术感觉为圆心，以语言、情节、结构为三轴的四维时空中活动，文本是其间歇运动的轨迹。叙述的过程就是小说整合的过程，文本应当在反复磨合的过程中形成。叙述调式一旦决定，其感觉与味道也决定了，再改要动大手术。应当承认远新小说的叙述基调是成功的，如《虚构的阳光》《上市公司》《色盲》，都在既定的文本设计内达到饱满的效果。但个别地方语言粗糙与直白，《家梦》中父亲读《三国演义》意象所指不明，《九分队长》乡土语言提炼加工不够，也比较明显。 最难的是小说的境界。小说不能一眼望穿，文面要以假乱真，文里深藏宝物。通过虚拟情景引出背后的感悟。这个问题往往由于作者与读者的懒惰而忽略。小说效用的实现，是作者读者艺术想象力共同发挥的结果。作者必须给读者预埋线索，预留想象空间。把读者当阿斗，为说服读者设置情节的做法永远过时了。阿城的三王、汪曾祺与林斤澜的若干小说回味无穷，《红楼梦》常读常新，因为有境界。远新的《色盲》胡镐由于痴迷地质工作，害怕拖累嫁给自己的女人，把异性的爱转化为对事业的爱，常常把山洞想象为女人，性爱快感转移了，实在有些残酷。好在还没手拿小锤，把梅慧的乳房当矿石乱敲，否则更叫人啼笑皆非。这是一种境界，不足的是比较单调，想象空间不大。 (200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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