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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春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花期。朦胧诗那代人最好的诗都是在青年时代写的，涉及到青春、后文革、开放的兴奋和80年代的激情；第三代诗人的诗就真的只是“中年写作”，关于反讽、减速、压调、加紧学习译诗、反抗的审美化也就是犬儒化，没有比中年写作做得更好、更彻底的了，而且他们的局限也不是那么容易看得清，因为大的环境并没有根本的改变；第三代诗人重要性的减弱没有外在的压力或“反”的作用，而是他们随着时间的递沿不再贡献新的美学质素，个别个别地，逐渐失去了活力，回过头来一看其实还是整体性的降低。第二、第三代诗人的后期写作是衰弱的，他们大部分都还在场，我们也都看见了，因为是真正的后期，即晚年的状态中，所以就没有好的后期写作。第四代诗人，从出生时间上说大约是生于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后期的诗人，先后有所谓70后诗人和中间代等灰色的命名，从未有鲜明的美学或时代标志。我们在青年时代就被“中年写作”说服，活到真正的中年以后又觉得不对头，就这么含糊过来了。在广义的第三代内部，诸多命名、主张的话语资源，主要来自西方40年代至70年代之间的思潮，比如存在、日常写作、口语、文化根性和本土化等，分别与存在主义、反抗的日常化（国际情景主义）、语言哲学和全球化等议题有关。这些观念构成了现代性的实际内容，还会持续地发酵。但是理论的作用在逐渐减退，境界、身体、现场的价值越来越显著。 第四代诗人是些什么样的诗人？我们能够从第三代中区别出来吗？这涉及到交往中的情谊、地域、共享资源等复杂的因素，没有人会现实地这么做，况且一种主张，也就是美学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一个资源的时代，按资源区别分享和自我显明，没有人逃得开。在当代艺术中，也发生过同样的故事，西方70年代以后，中国新世纪以来，策展人的作用在降低，艺术资本生产艺术理论，美学理想、艺术批评已逐渐失去独立性，依附于美术馆、画廊等机构而存在。但是即使在市场中，也有美学质素的私下辨认，实际是资本、权力的趣味决定一切。这些趣味，既有来自“创新”即话语事件的影响，也有游移于现代性边缘的审美潜意识。第三代诗人之后，主流是找不到的；第四代诗人之后，现代性的合法性也会消解。我们这一代诗人，是现代性还可以作为问题即一种焦虑的最后一代。“写作”存在于第三代和第四代，第五代以后，就是“表达”；第二代，即朦胧诗的一代，是“反歌唱”。 第四代诗人大体上游离于“创新事件”，但是也有个别的，比如下半身、口语诗。但他们仍然需要悦服的私下辨认，而不是势力的归队。因此趣味、境界等，才是辨认第四代诗歌的最后尺码。明确地讲，相对于前面讲，第四代诗人真正的花期在于“壮年写作”，即40岁或45岁以后的写作。他们必须等第三代诗人自然衰退以后，才缓慢地释放出自己的独特性。前此的阶段，不管他积极参与还是疏离，（在此我只谈论持续的写作）都是在第三代诗人的树阴下。第四代诗人当在天地间而不是社会的境界中显现。政治或道德的主张显得不重要，或者说像是一种乡愿，就整体而言。道德的焦虑是一种个人的积极向上，因此具有功利性；公民诗学——如果存在的话，作用于发掘某些定向或经验领域，但也会迟延或模糊通透的感觉。写作具有通透性，同时又发生于精力充沛的年龄，只有第四代诗人才有可能，因为第四代诗人没有美学事件的专属性，他必须通过语言的自然品质获得辨认。观念性即价值宣认属于第二、第三代，时间性、价值超越和审美，属于第四代，媒介性和身份性属于第五代。何为媒介性，对于当代诗而言？就是表达的触发或资料的获得来自特定媒介即互联网的发达，因此在专业认定上也处于一种弥散、不可控的状态，并且只有在互联网以后才有可能。诗人身份对于第五代，具有个人存在感觉自我塑造的性质，而不必是价值的语言途径。我喜欢80后诗人自如、懒散、游移的性格，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也受益良多。但就我个人来说，我的媒介性比他们复杂，诗人身份的社会学意义高于人类学。第四代诗人的写作发源于90年代中后期互联网时代以前，即纸质、手书的时代，词的焦虑与资料、进步性的焦虑不可分，我们这一代中持续写作的诗人，在媒介的跃进、时代氛围的变化、身份的保持和跟进的心态中，骨髓几乎被蒸干。第四代诗人的写作年轮最扭曲、光谱最广，但是独特性也最难辨认。因此只有终极的、时间的辨认，即审美辨认，而审美、时间性超越于道德和功利的价值。这是幸还是不幸呢。 前述抽象的断代论，一进入具体的诗人身上，立即出了问题。我不得不再作引申，因为概念本来也是一种隐喻：只要不是公认的第三代诗人或广义的第三代诗学诸观念的实际受益人或忠实追随者，都可以纳入第四代诗歌，分享第四代诗人更加苛刻、长远的“壮年写作”计划或终极标准；第三代诗人无疑也应该成为第四代诗人，第四代诗人应该成为第五代诗人，因为价值应该成为审美，写作应该成为表达。 我想集中谈一谈刘洁岷的诗歌。 刘洁岷处理主题的方式，是从侧面、从某个较低的点上舒缓地进入，尽可能地迂回，言不及义，点到即止。他拒绝太亮和太饱满，对幸福和痛苦都怀有畏惧。这种隐然的格格不入，虽然不是正面冲突，构成了他持续变化的内在张力。洁岷对小城、市民的生活有着深刻周到的体验，同时很早就涉猎、领悟了现代主义，有自己个人化的文学理想。早在1996年，他就写出了《旁白者的独白》，我现在才看到，很吃惊。我与他1997年相识，立即热情地交流。作为同样彻底献身于语言的人，我能够看懂他在诗中的小动作、“狡黠”的眼神，对词句、语调、诗形的讲究，已达到“狂热”的地步。但是洁岷仍然是如我前面所说的，大约在45岁左右，又突破了自己，达到最佳状态。在2002年（38岁）的杰作《假如他们认识谭莉》中，他还有兴趣描述某个小酒馆中厨师与小偷合谋的场面，虽然此诗的语调、结构都不错，但是他还不能达到一种空旷？事实上刘洁岷前期的诗，本地性和民俗性都非常强，细节充实，自成一格。《旁白者的独白》对底层伦理的熟悉让我吃惊。但是这种底蕴需要一个东西来把它提亮。2002年《那只1968年的狗》已经在作这样的尝试，从某个不起眼的角度，反思历史政治。这是对的，循着这个思路，他会逐渐运用对生活的熟悉，充实于反思民族命运或公民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比如维权，这是微博时代之后普遍的诗艺竞赛项目，一个接一个，洁岷本身也是有备而来，在与媒介的“合谋”、互动中，逐渐达到最佳的状态。 当代诗人的成熟是在一种关系中，而不是在孤独的、个人化的价值操守中实现的，这让我很惊奇。也很难过。因为我在十四年的信主生涯中就是做的后一件事情，回过头来看，却延迟了我进入清嘉。缺乏礼法素养的当代人，会长期纠缠于自我，进入清明和客观非常困难。西方文化的影响从负面讲，是给汉语带来了一种魇的气氛，这是倒退，信神只是加重了巫魇，难以到达经验的明朗。克服地方性、格调不高的语言途径有二种：一是政治关怀，让人增广；二是形而上学，让人高简。非语言的途径当然是修炼，用悟道或熏习来提升精神境界。但是也不能代替视野的开阔。修出世法需要富有或一定的地位，如王维一般才好，如果像某些晚唐诗人，只会加重寒俭的感觉。刘洁岷的人文性和某种“寡情”，在对当代事件的参与及历史反思中，逐渐找到自己的风格道路，《蛛丝迹》是一个庞大的组诗，内容丰富，难以一口气概述。2011年写的《昌耀墓前》，我个人认为是他单首诗的代表作，可以作为他进入“壮年写作”的标志。在这首诗中，他对底层的熟悉得到了最好的运用，那些丰富的、带着生活汁水的细节，进入当代史的普遍境遇中，获得了意义。很难想象如果他没有这个储备，“那些……的昌耀”刹那灵感，能够成为成功的文本。洁岷兄的诗艺复杂多变，对诗本身也充满了独到的想法，《蛛丝迹：蚂蚁诗学》《蛛丝迹：我醒来的一瞬望见窗外枝头》《还乡：有人喊我妈的小名》《岁暮抒怀或柚子树》……这些诗摆在一起，情景，思路，体温，一首是一首，决无套路。我在此不加展开分析，读者可在细读中体会这位“为了诗”而写诗的人贡献给语言的良苦用心——他是怎样带着如此丰富的内容材料，毅然朝向了“新汉诗”的本体建设。 丁酉九月初三，江夏 刘洁岷：男，1964年12月生于湖北松滋，2003年命名并创办《新汉诗》，2004年创设《江汉学术》“现当代诗学研究”名栏，2016年创设“新诗道”订阅号。出版有《躺着的男人和远去的白马》《刘洁岷诗选》《词根与舌根》等诗集，编选出版有《群峰之上》《群岛之辨》《群像之魅》等专题诗学论集。现居武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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