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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甘平、药性和缓、能升能降，能浮能沉，故与寒热、温凉补泻各类药物同用，有缓和药性，调和百药之功。生甘草的功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用于心气虚，心悸怔忡，脉结代，以及脾胃气虚，倦怠乏力等。 2) 用于痈疽疮疡、咽喉肿痛等。可单用，内服或外敷，或配伍应用。 3) 用于气喘咳嗽。可单用，亦可配伍其他药物应用。 4) 用于胃痛、腹痛及腓肠肌挛急疼痛等。 5) 用于调和某些药物的烈性。 另外，在许多处方中也常用本品调和诸药。如与石膏、知母等寒凉补泻各类药物同用，如白虎汤，以防石膏之寒凉伤胃；与附子，干姜等温热同用，如四逆汤，以防姜附之燥热伤阴；与大黄、芒硝等泻下药同用，如调胃承气汤，以缓其速下，泻不伤正；与人参、白术、当归、地黄等补益药同用，如八珍汤，以达到药效缓慢持久。本品最善调合百药之性，故有中药“国老”之称。 对于炙甘草，古代医家总结炙甘草的功效为： 1) 补阴为主。清人田宗汉《医寄优阴论》也认为本方是“滋阴之祖方”。同时代的柯琴在《伤寒来苏集.伤寒附翼》指出本方以“生地为君、麦冬为臣、炙甘草为佐，大剂以峻补真阴，开来学之滋阴一路也。” 2) 补血为主。如以清代大医唐容川为代表的一派医家认为炙甘草汤是“补血之大剂”。 3) 气血双补，以金朝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为代表者，认为炙甘草汤的功效当为气血双补。“益虚补血气而复脉”。 炙甘草在临床应用多为炙甘草汤，属于阴阳气血并补之剂，是《伤寒论》治疗心动悸、脉结代的名方。原文曰：“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其证是由伤寒汗、吐、下或失血后，或杂病阴血不足，阳气不振所致。阴血不足，血脉无以充盈，加之阳气不振，无力鼓动血脉，脉气不相接续，故脉结代；阴血不足，心体失养，或心阳虚弱，不能温养心脉，故心动悸 [2] 。治宜滋心阴，养心血，益心气，温心阳，以复脉定悸。方中重用生地黄滋阴养血为君，《名医别录》谓地黄“补五脏内伤不足，通血脉，益气力”。配伍炙甘草、人参、大枣益心气，补脾气，以资气血生化之源；阿胶、麦冬、麻仁滋心阴，养心血，充血脉，共为臣药。佐以桂枝、生姜辛行温通，温心阳，通血脉，诸厚味滋腻之品得姜、桂则滋而不腻。用法中加清酒煎服，以清酒辛热，可温通血脉，以行药力，是为使药。配伍特点诸药合用，滋而不腻，温而不燥，使气血充足，阴阳调和，则心动悸、脉结代，皆得其平。 但是也有医家认为，《伤寒论》中的炙甘草实为炒甘草，并非今日之蜜甘草。成书于战国晚期的《六十病方》中，多处记载了药物的煮、蒸、燔、酿、渍、阴干、暴干、炙、打、屑、父且(咀)、火淬、炭烧、挠等加工炮制方法，加工的药物要求“炙之令黄”，使用了包括器具有臼，其中“甑”为古代的一种瓦器，如同现代的蒸锅。说明战国晚期药物炮制方法已经很丰富了，并已经出现“炙”法 [3] 。《说文》曰：“炙，炮肉也。从肉，在火上。”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雷公炮制论》对于甘草的炮制提出了三种方法：酒炙、酥炙、炒，而酥是一种奶制品，并非蜜制。同时期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提及对甘草的炮制方法时曰：“亦由火炙干者，理多虚疏”，即对甘草的炮制是用火炒干或者烤干。可见当时蜂蜜还未曾出现在炮制方法中，那我们习以为常的甘草的蜜制是何时出现的？ 在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初次提及对蜜煎甘草的使用，“治阴头生疮方：蜜煎甘草，涂之即瘥”。此方中使用蜂蜜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了甘草的解毒功能，提到的是蜜煎甘草，而非蜜制甘草。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首次出现了蜜制的炮制法，即将药物用蜂蜜炒来进行炮制。从此往后大量的方剂中开始出现使用蜜制的记载，除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还有《济生方》《博济方》《伤寒总病论》《本事方》《三因方》《局方》等几乎无不用炙，炙法愈来愈丰富了。除了以上《雷公炮制论》在论述甘草制法时总结的三种方法，《本草纲目》又多用长流水炙之，或用浆水炙之。而需要注意的是甘草经蜜制后，已不同于原来的炒甘草了。在明清时代的《先醒斋广笔录》、《成方切用》《医方集解》等医学著作中出现了蜜制甘草的记载，而明代的《炮制大法》则明确对甘草要求“切片用蜜水拌炒。”故对草药蜜制的炮制技术最早可能发明于宋朝，成熟于明清时期。汉朝的《伤寒论》是不可能用蜜制甘草的。 《伤寒论》的炙甘草是如何炮制的? 结合先秦时期的“炙之令黄”，以及上文提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炙法，现代学者经考证，认为《伤寒论》中的炙甘草是不加任何辅料制作的，应该是炒甘草。作为一代医圣的张仲景，对于药物和煎服法是极为用心思的，不可能不注明炙甘草的炮制方法。若是蜜炙，一定会标注为蜜炙。在下文举例的《伤寒论》苓桂术甘汤中，对于其煎法，张仲景叮嘱如下：“右四味，以甘澜水一斗，先煮茯苓，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作甘澜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内，以杓扬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颗相逐，取用之。” [4] 由此可见仲景师治学之严谨，思维之缜密。而今人所用的炙甘草是蜜制甘草。与《伤寒论》中的炙甘草是有显著差别的。蜂蜜本身就是一味中药，《本经》云蜂蜜：“味甘、平。”，归脾、胃、肺、大肠经。有补中、止咳，润燥，解毒之功效。 从上可看出，蜂蜜之药性与甘草比较类同。蜜制甘草，加强了甘草的补中作用；而蜂蜜的味甘、濡润也加强了甘草的甘、缓之性。蜂蜜本身也有解毒作用，故加强了甘草的解毒作用。且较甘草多了润燥之功。故，《本草纲目》云蜂蜜：“能调和百药而与甘草同功。”同时，生甘草在贮存过程中易受潮发霉、生虫，保存比较困难。生甘草产地加工中要求采收以后需要放置阳光下爆晒，再储存。遇到潮湿天气，应隔半个月一个月再晒。在潮湿的南方，即便再阴凉也会发霉的。而高糖的蜂蜜则使蜜炙甘草以后较易保存。正是以上缘由，故宋以后逐渐形成了用蜂蜜炮制甘草的炮制技术，并由其气血双补的补益之名而被认为是炙甘草汤的不二之选。 其实，在实际的临床应用中，蜜制甘草的使用是存在问题的。其实，蜂蜜性质润滑甜腻，对于痰湿内蕴、中满痞胀及大便不实者不宜使用。“中寒有湿者禁用。”(《医学入门》)；“脾胃不实，肾气虚滑，及湿热痰滞，胸痞不宽者，咸须忌之”(《本经逢源》)。长期/大量使用蜜制甘草也会加重湿热痰滞、中满痞胀及大便不实者的病情。而当今痰湿患者屡见不鲜，如果对于湿重、有水饮的患者使用《伤寒论》中的方剂，以蜜制甘草代替炒甘草的话，可能不仅方剂的疗效打折扣，而且还可能加重患者的湿邪、痰饮、水肿之患。同时蜜制甘草中的蜂蜜用量是一个主要问题。《中国药典》项下的蜜炙甘草，每甘草片100 kg，用炼蜜25 kg。蜂蜜已然成为方剂中的一个无法忽略的成分了。 以苓桂术甘汤举例：《伤寒论》“发汗后，其人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 [5] 。茯苓半斤桂枝四两(去皮)甘草二两(炙)大枣十五枚(擘)”。按汉制1两为当今15 g计算，如使用当今的蜜制甘草二两相当于：甘草30 g蜂蜜7.3 g，即，苓桂术甘汤不止四味药，还多了一味蜂蜜。而此方本意是用于温阳利水降冲的，增加的蜂蜜反而有濡润、助湿之嫌，如此使用必然限制了原方祛除水饮的功用。由此可看出，蜜制甘草绝非仲景之炙甘草，实为后世医家逐渐形成的新的炮制技术，今人应用《伤寒论》原方时，不明其故，而将炙甘草视为炒甘草。有违仲景之原意，同时也减低了临床疗效。我们现在已经不熟悉的炒甘草是否优于蜜甘草呢？《本经》谓甘草：“味甘，平。”《本草衍义》：“微凉。”《医学启源》：“气味甘，生大凉，火炙之则温”。故炒甘草是使其药性转温，能增强其补中、补五劳七伤、补阳气等作用。与生甘草利于治咽喉肿痛、通利二便、痈瘡肿毒、及药物、食物中毒等治疗特性正好形成对应关系。《伤寒论》中仅两方治疗少阴咽喉痛，均使用生甘草。譬如“少阴病二三日，咽痛者，可与《甘草汤》，不差，与《桔梗汤》。其中的《甘草汤》方：甘草二两，右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温服七合，日二服。《桔梗汤》方：桔梗一两甘草二两。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温分再服。” [6] 。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多使用生甘草，尚未见炙甘草的记载。汉代的《伤寒论》中的炙甘草应为炒甘草，而非宋代以后的蜜制甘草。以炒甘草代替当今蜜制的炙甘草，方得仲景师之圣意，方能展示《伤寒论》原方效如桴鼓之神功。 文章引用https:///10.12677/PI.2019.85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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