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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亭林诗集汇注》出版始末考 戎 默 摘要：《顾亭林诗集汇注》是顾炎武诗集注本的一大经典品种，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首次出版。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社藏档案，该书选题策划在60年代初已经开始，最早的初衷是整理清人徐嘉《顾亭林诗集笺注》，在审稿、借阅参考书的过程中，才逐渐形成了《顾亭林诗集汇注》的想法，并最终成稿。在作者与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该书在1983年11月终于出版问世。 关键词：《顾亭林诗集汇注》；王蘧常；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蘧常汇注、吴丕绩标校的《顾亭林诗集汇注》是顾炎武诗集注本中较为完备的一种。[1]该书虽然首次问世于20世纪80年代，但实际策划、成稿却远在“文革”之前。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存《顾亭林诗集汇注》的书稿档案，包括该书审稿记录及有关书稿之书信等。[2]通过这批档案可约略推知该书选题策划之缘起及成稿、出书过程等。 据档案可知，该书于1983年出版前，原交编辑杨友仁审稿。杨友仁叙述组稿情况说： 此稿在“文革”前，由陈向平同志（已故）指示富寿荪同志约请王蘧常、吴丕绩两先生进行汇注、标校；并于64、65年间交稿。“文革”后交我审稿。……我退休后，交我整理，历时两年半。 落款时间是1981年12月20日。杨友仁是“文革”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时期即在职的编辑，1979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退休。从杨友仁的描述可知，《顾亭林诗集汇注》一书乃“文革”前即由中华上编向王蘧常、吴丕绩二位先生约稿，书稿也在“文革”前夕即已完成。后或因“文革”开始，出版事业停滞，导致未能及时出版。1978年，在原来“中华上编”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古籍出版社，该书稿重新启动，交杨友仁审稿，不久，杨友仁退休（1979年），书稿继续由他处理，1981年底处理完毕。 作为“文革”前即在职的编辑，杨友仁先生对该书约稿、成稿情况的描述应较为准确。不过，从书稿档案中留存的书信来看，这部《顾亭林诗集汇注》的成稿其实还有一段曲折过程。 1962年4月12日，上编所曾致书北京中华书局文学组，希望他们提供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清徐嘉注《顾亭林诗集笺注》毛样。徐注顾诗商务原拟出版，打出毛样后未能大量印刷，故将毛样送给了当时在“北中华”（即北京中华书局）供职的徐调孚先生： 我所拟整理出版清徐嘉注《顾亭林诗笺注》一书，据悉该书商务印书馆前曾照相，并附有校补等件，现存毛样一份，存您组徐调孚同志处，因我们需参考校补部分，恳请徐同志惠予借阅，至盼惠复。 同年12月，上编所再次致书“北中华”，希望他们帮助借阅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邓之诚手校徐嘉注《顾亭林诗集笺注》，信中说： 明年为顾亭林先生诞生三百五十周年纪念，我所拟整理出版顾亭林诗集。邓之诚先生旧藏徐嘉注亭林诗集曾经手校，对徐注有所订正，据邓珂同志告知此书现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我们亟需借用。现将邓同志来信附上（用毕请退），希派员前往该馆借阅组洽借。 由二信中可知，整理出版顾亭林诗集的缘起，是为纪念顾炎武诞辰三百五十周年；最初出版的设想，也并非是顾亭林诗集的汇注，而是点校整理清徐嘉的《顾亭林诗笺注》。因此借书都是围绕徐嘉注本而来：徐嘉注只有味静斋本一种，但有李详、段朝端对于注文的校补，附录于刻本之后。或是商务毛样所据本有附录校补而上编所见底本缺，因此找该本所有者、北京中华书局的徐调孚借阅。邓之诚先生有对徐嘉注的批校本，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因此也打算借来参考。 整理徐嘉《顾亭林诗集笺注》的想法，应该最后也付诸过实践。约请的作者，正是后来《顾亭林诗集汇注》的作者王蘧常与吴丕绩。杨友仁所谓“陈向平同志（已故）指示富寿荪同志约请王蘧常、吴丕绩两先生进行汇注、标校”者，乃事后回忆的是笼统言之，实际上，最早约请他们的目的乃整理徐嘉《顾亭林诗集笺注》。整理徐嘉注的工作，二位在1963年时已经完成，并且交稿，1963年10月16日，王蘧常致信上编所： 敬启者。拙注顾诗已送呈，敬乞严绳。敝病已五十余日未痊愈，有急需，拟请预支稿费二百元，如荷俯允，不胜感谢，此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大鉴，并致敬礼。 这里的“拙注顾诗”其实并非后来的顾诗汇注之初稿，而应是徐嘉注的整理及王蘧常对徐嘉注的一些补注。朱金城先生对这篇书信，在“收文处理单”上有这样一段批语： 此稿共计四十五万字，内王蘧常补注约六七万字，拟同意先预支200元。 字数与后来的《顾亭林诗集汇注》（101万字左右）差了一倍多。档案中也保留了两张来稿单，其中一张为徐嘉注的《顾亭林诗集笺注》底本的来稿单，字数366千字。另一张则是1963年10月收到王蘧常、吴丕绩书稿的记录。字数450千字，书名亦为《顾亭林诗集笺注》。从字数看，底本近37万字，朱金城所言“王蘧常补注六七万字”，加上一些标点、校勘，与王、吴二人在1963年所交的文稿字数45万字正合。因此，1963年10月王、吴二人所交的书稿，正是徐嘉《顾亭林诗集笺注》的点校本加上六七万字王蘧常的补注。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王蘧常在1964年12月30日又来信向“编辑所领导同志”报告自己“亭林诗注”的完成情况： 亭林诗注无时或懈，即在病中，如能起坐，亦不中辍，侭拟早日完成。作注一遵指示，现成五分之三。入后问题较少，不似以前之繁重矣。特此报告。 情况应该是王、吴二人交稿，经出版社审查后，认为可以就《顾亭林诗集笺注》出发，继续搜集整理。王蘧常先生便决定以徐嘉注为主，广搜各注，并可加上自己的补注部分（这部分应该就是出版后附于各注后的“蘧常案”）形成“顾亭林诗集汇注”。这个想法应在1963年10月交稿之后逐渐形成，在1963年底时便已成熟。1963年11月15日，上编所致信宁波天一阁图书馆借阅全祖望批本顾亭林诗集，信中说： 我所明年拟出版《顾亭林诗集笺注》一书，顷据谢国桢先生见告，尊处藏有全祖望评校顾亭林诗集抄本（冯孟颛藏书），此书对整理顾集极有用处，恳予惠借，保证妥善保护，按期奉还。 此时还称将要出版的是《顾亭林诗集笺注》，到了12月24日，向北京中华书局致信，希望他们帮忙借阅黄节注顾亭林诗集及翁同龢批校本《顾亭林诗集》： 我所明年出版的以徐嘉《顾亭林诗集笺注》为主的顾亭林诗集汇注，现已整理竣事。兹闻北京师范大学藏有黄节的《顾亭林诗集笺注》一册（一九三四年北京大学排印本），北京图书馆善本书中有《亭林诗集》五卷，清田玉泉抄本，翁同龢校注一册（6168），如不能借出，请委人抄录。 对书稿的表述则已从“《顾亭林诗集笺注》”变成了“以徐嘉《顾亭林诗集笺注》为主的顾亭林诗集汇注”，不过，所谓“现已整理竣事”，应是指整理徐嘉注已经完成，并非汇注全部的完成。以徐嘉注本为基础，汇注亭林诗集的想法，应该就是从1963年11月至12月间萌发的。 其实，不再单纯整理出版徐嘉注，而是以徐注为基础进行顾亭林诗集汇注确实是个好主意。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光出版徐嘉注有几个弊端：第一，徐嘉注的底本是潘耒刻本《亭林诗集》，此刻本因政治原因，在潘耒原编本的情况下删汰、改动了一些诗歌。实际上潘耒另有一抄本传世，较刻本文字接近原貌，存诗也更多。此抄本原抄现虽或不存于天壤之间，但却有一民国幽光阁铅印本，称“足本亭林诗稿”，尚能得见（另当时应还有若干传录本）。1959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顾亭林诗文集》，诗集部分即已经参考了这个抄本系统的诗歌，对刻本系统进行了补充。如此时光点校《顾亭林诗集笺注》，则虽较“北中华”本多了笺注，却在原文的文字上大打折扣。第二，前文提及向徐调孚所借商务《亭林诗集笺注》毛样，全书最后附了李详、段朝端的补注，若依原样保留，似不便阅读，若一条条插入正文，则又不是徐嘉注的原貌了。第三，王蘧常在交徐注整理本时，已经附了“六七万字”自己的补注，如果是单纯点校徐嘉注，这些补注放在里面十分奇怪；但不放又弃之可惜。如果整理成顾亭林诗集汇注，则三大问题迎刃而解：不特可以将更完整的抄本系统的文字加入正文，而且作者自己的补注、李段二人的补注皆可加入注文之中，这样便没有任何违碍不适之处了。 因此，1963年11月、12月两次，上编所向北京方面借阅的书籍，也不再围绕徐嘉注：全祖望、翁同龢评校本全部不是针对徐嘉注而是潘耒刻本，中有校语，亦有二家对顾诗的注评，正可做汇校汇注工作；黄节选注的亭林诗集，更是除却徐嘉注之外顾诗的另一重要注本。显然，借阅这些书已是在为汇注顾亭林诗作准备了。 当时王蘧常先生也为汇注亭林诗集搜集了一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资料室藏有一部幽光阁本《足本亭林诗稿》，此书乃潘耒抄本系统中的重要版本，收诗较徐注与潘耒刻本多出不少，文字也更接近原貌。上有王先生的批语云： 此得之尹石公炎武，价值三十元，可谓昂矣。一九六四年三月，明两翁记。 “明两”是王先生的号，尹石公亦是当时海上耆宿，建国后曾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可知此书乃王蘧常先生以三十元从收藏家尹石公（名文，又名炎武，号石公）先生处购得。三十元在当时不是小数目，若非工作需要，买一部民国铅印本略嫌不值。该书后附借书卡，写明乃王蘧常归还，亦可推知极有可能是此书乃王先生因整理顾诗汇注而购买，由上编所出资的。 （上海古籍出版社资料室藏民国幽光阁本《足本亭林诗稿》， 有王蘧常批语） 顾诗汇注工作，终于在1966年初稿完成，1966年1月7日，王蘧常再次来信： 俊民主任：贵所属整理顾亭林诗已基本完成，深知谫陋，无以副雅命，至为愧悚，兹送上三册，敬乞严绳。尚有三册，现由吴丕绩同志最后覆校，春节后即可呈览。 3月2日又致信富寿荪云： 顾诗注伟治已检览粗毕，兹送上后三册连前共六册，敬请审查。 信中“伟治”即指吴丕绩先生，伟治是吴先生的号。吴丕绩先生乃王蘧常先生在无锡国专时期的学生及同事，曾著有《鲍照年谱》《江淹年谱》等，似在六朝文学上也颇有造诣，于“文革”中谢世（1972年）。《顾亭林诗集汇注》署名为“王蘧常汇注、吴丕绩标校”，吴先生应主要是在校勘及标点上用力，而从信中亦可知道，他亦负责了《顾亭林诗集汇注》初稿交稿前最后的定稿、覆核工作。 该书终于1966年初交稿。这与责编杨友仁回忆的“64、65年间”交稿正好相差了一年。1966年5月，“文革”开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改为“解放出版社”，不久，上海的出版业务全部停滞；这本书稿的出版进程只能搁置。70年10月，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俗称“大社”），上编所的部分业务与人员并入，但大部分“文革”前已经组稿而来不及出版的稿件依旧无法继续出版。《顾亭林诗集汇注》的出版也因此耽搁了下来。直到1978年建制恢复，正式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后，该书的审稿、出版流程才算又一次启动了。 该书1981年杨友仁将稿件整理完毕后，体例尚有欠缺之处，因此当时又交给了编辑周劭（号黎庵）初审，并由李学颖二审。杨、周、李三人对书稿的体例整饬、简明、完善等都做出了很多贡献。约于1982年前后审稿完毕，发排版厂排版。1982年2月22日，正值顾炎武逝世三百周年，王蘧常先生致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希望能够将书稿早日出版，以为逝世周年之纪念。其书信略云： 今年为顾亭林先生炎武逝世三百周年，顾先生为清代学术之开山，其爱国爱民族之精神，尤足发聋振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名气，不独响彻于辛亥革命，亦且响彻于抗日战争。……拙注顾先生诗集汇注，适于其纪念之前杀青，敬呈贵社审定。如能于今年出版，则于纪念顾先生最有意义，而于倡导精神文明与爱国主义亦有深助。（下略） 不过，出版社方面则对在1982年出版没有什么信心，因为该书体量较大，当时的印刷力量跟不上。周劭于2月24日回信说： 二月二十二日赐书我社俊民、铭渠、敬第、振鹏同志，敬悉一是。宁人先生抗首阳鲁连奇节，开一代朴学风气，其诗虽余事，亦足与陈卧子共传。兹复得鸿博如先生为之汇注，于宁人逝世三百周年祭惠贶，欣何如之！惟比来上海印刷力量紧张，周转期较长，而是书长达百万字，欲求于本年出书，恐力有未逮；只能时加催促，俾能早出校样。至以书寿人或纪念册子，各国通例，亦有迟于诞忌一二年者，似亦未足为病也。友仁同志于尊著用力颇多，近患胰炎，在医院开刀，并以奉闻。 可知当时《汇注》已发排，但出版尚需时日。有趣的是，该书选题缘起之时，是为了纪念顾炎武诞辰350周年，最终因整理计划的改变以及政治风波的影响，延宕近20年，在它出版前夕，恰又赶上了顾炎武逝世的300周年。最后该书于1983年11月正式出版，若按周劭先生所说的“各国通例”，倒也算赶上了这个300周年的纪念了。 《顾亭林诗集汇注》自选题策划（1962年）至最终出版（1983年）逾20年，十分不易，最后能顺利出版，最大的功臣自然是作者王蘧常与吴丕绩二位先生。不过，从书稿档案看，彼时上海古籍出版社（包括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60年代，中华上编即为该书四处商借底本，前文已稍有揭示。最终出版时的“编例”所列各注来源的版本共八种，[3]根据档案，其中四种都与中华上编所有关，皆是中华上编通过各种渠道借得：全祖望批本，翁同龢批本，李详、段朝端注（即借徐调孚藏商务毛样后附之校补），黄节注本。其中又以商借翁同龢批本最为曲折不易，遂于此从档案书信中稍稍钩稽其曲折过程，以志前辈做书时的良苦用心。 前文已及1963年12月24日，上编所向“北中华”致信，希望他们帮忙借阅黄节注《顾亭林诗集》及翁同龢批校本《顾亭林诗集》，但此信未得回音。因此，1964年1月4日，上编所再次致信“北中华”： 前函请代借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的黄节《顾亭林诗集笺注》及北图藏的清田玉泉抄本、翁同龢校注《亭林诗集》两书，想在洽办中。兹因我所的《顾诗笺注》拟在第一季度发稿，时间已很紧迫，恳代为商借寄下并请赐复为感。 此信依旧没得到回复，后黄节《顾亭林诗注》已通过别的途径向柴德赓先生借到，1月9日，上编所再次致信北中华，一是通知对方不必再借黄节注，二是继续催促翁校本《亭林诗集》的借阅工作： 黄节的《顾亭林诗笺注》我们已设法借到，请不必再向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商借。北图的清田玉泉抄、翁同龢校注的《顾亭林诗集》，仍请早日代借惠寄为感。 1964年1月11日，北京方面终于来信，回复1963年12月寄去的第一封信，信中说： 你所（63）华沪一字第2917号给总公司的信，我馆实在本月九日才收到的，当天就给你们和存藏的图书馆联系，还没有结果。黄节的《顾亭林诗集笺注》一册，北京师大图书馆并无存藏，北京图书馆与科学院图书馆也没有这本书，不知道你们是根据什么说北师大藏有这本书的，希见复，以便遵办。至北京图书馆善本书《亭林诗集》五卷，清田玉泉等抄本，翁同龢校注一册，因善本书借出来须经领导部门批准，正在交涉中。如果不可能借出，当再为考虑委人抄录或复制，先此奉告。 前寄数信或因邮政通路不畅时间稍有延迟，但好在北京方面终也收到了信，并已向北图联系商借翁校本，但也吐露了借书可能稍微会有些困难，因翁校本属于善本，不一定能借出来，或需要请人复制或者抄录。1964年1月15日，上编所得到回复后，又马上向北中华回信： 你处（64）编字第22号来函洽悉。黄节的《顾亭林诗集笺注》我们现已从别处借到，你处可不必再觅。费神感感。北图藏清田玉泉等抄本《亭林诗集》，最好能够商量借寄，如确不能借出，即请径与该馆洽商代为摄制胶卷。因发稿时间已很紧迫，恳办理为感。 寄出后不久，北京中华书局即收到该信及前寄一信，作出回复： （64）华沪一字第76号、第107号函先后收到。《亭林诗集》摄制胶卷事，经了解费时较长。现我处已代觅人抄录，估计一周后当可抄毕寄上。 善本终是难以借出，而上编所提出的摄制胶卷，因当时技术条件较为落后，反而不及人工抄录来的快。北中华几经衡量，终于决定请人将该稿照原样抄录。该稿抄毕，已是2月6日，耗时二周多，抄毕后立即将抄件寄往上编所，并附信一封： 翁校《亭林诗集》今天才全部抄好，今随邮寄上。善本书北京图书馆规定只能用铅笔抄写，由原书本有不同色笔校注，为不失原样，一律依样照抄，这样就不免耽误时间，超出原定时间了。请见谅。此书经商得北京图书馆同意，用铅笔一次复写二份。铅笔一份即留在我处。抄写费按五万字计算，由我处分担一部分，你处负担抄写费贰拾元，已由财务组代付转账，请惠洽。 抄件用铅笔加红蓝复写纸方式抄录，为便于校勘，墨色、行款等按照原稿原样格式照抄。这个复写纸抄件如今还保存在上海古籍出版社资料室内，以方格稿纸抄写，字迹极为工整，封面上题“海虞后学翁同龢藏”，后附“抄者附言”五条，大略言之，大概提示了以下几个方面：该书抄写行款、墨色、每页起讫、行数、字数皆按原貌，校改文字、底本讹字亦一照原书。翁校用朱笔行书，抄件则用朱笔楷书，遇疑似之字，又查考典籍，加以查对。可见抄者亦颇具古籍版本知识且抄录极为认真仔细。 这个珍贵的翁同龢批校本亭林诗集，最终以抄件的形式为上编所得到，并交作者参考，最终也成为了汇注参考的重要版本之一。至于其余版本，根据书稿档案所存信件，上编所亦花了许多功夫。比如全祖望批校本，与宁波天一阁图书馆、宁波市文馆局来往交涉数四，终经同意由天一阁图书馆派人将该书批校过录于上编所提供的底本之上寄回。应该说，如果没有上编所四处商借底本的努力，《顾亭林诗集汇注》的资料的丰富性也许会大打折扣。 除商借底本外，上海古籍出版社在编辑稿件上也作出了不少努力，杨友仁在审稿工作记录中说到该书在他退休后继续交他整理，“历时两年半，基本上做到：（1）校注文过繁者予以删节（或在本诗附录体现）；（2）体例前后较为统一；（3）增加了必要的笺释，并经作者复核认可” 。可见，杨友仁先生在体例、繁简、甚至是内容的充实上都做了许多工作。该书负责复审的是李学颖先生，她是上古社极具水平的女编辑。根据复审记录，她的复审工作进行了两次：杨友仁整理稿件完毕后，由她第一次复审，觉得体例还是比较乱，而此时杨友仁先生已经罹患胰腺癌住院，须开刀，便再交周劭初审，继续统一体例；周劭审过之后，再交她复审。她的复审意见就写了有五页之多，其中对校勘所用底本、校记写法、具体校记的差错都有改正；一个典型的例子，乃李、周二人都对瑗仲先生交待“以潘耒手抄本为底本”一语产生了怀疑：因他在校勘、前言提到底本时，经常将“幽光阁本”“梁清标本”“中华书局《顾亭林诗文集》所用本”这三个同源的版本与“潘抄本”的表述混用，编例校本中亦未列诸本，校语亦无“幽光阁”“梁清标本”等，对所用底本的情况语焉不详。感觉王先生所见，似非潘氏手抄原件。后出版社应是再向王先生确认，知王先生所用底本乃某传录潘氏抄本，再校以“幽光阁”本。因此，“编例”的底本交待中，编辑将表述改成了“以传录潘耒手钞本为底本”，并在校本中加上了“幽光阁”本，表述更为精确，也更符合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须实事求是的原则。这种认真的精神与犀利的眼光，打动了该书的作者王蘧常先生，他对李学颖先生的工作作出了如下评价：“商榷体例，复审资料，莫不心细如发，目利于刃，真编辑中之巨匠也。”[4] 另一个大难题是对书稿文字的辨识，瑗仲先生以章草闻名，书法极富特色，该稿即是以小楷章草写成，这却造成了文字辨识上的困难。编辑周劭在回忆审读这部书稿时就说： 原稿上的字体，个个都是二号铅字大小的小楷，而且字体还是章草，这对当编辑而又对书法一窍不通的我，实在是困难重重，大部分章草的字，都要根据上下文才能辨识，个别无法识别的字，还得时常上他的门请教。审稿完毕，既要付排，难题又来了，排字工人说无法排字，那只好请一位高明的抄胥用正楷重抄一遍，方得付排。[5] 从编辑辨识文字，到最终排版厂排版，出版社又花了很多功夫。有趣的是，王先生的这部手稿，后来留在了责任编辑周劭先生手里，当时的周先生居然觉得保存这部手稿十分麻烦，想把他赶快处理了事。但联系了出版社资料室、昆山亭林纪念馆等处，居然无一单位愿意接收！最后几经周折，才由周先生捐献给了黑龙江博物馆。 最后，想顺带讲讲该书涉及的一个公案。钱仲联《梦苕庵诗话》说： 余曩年曾为《亭林诗补笺》，补徐嘉笺注所未及者，原稿旋失去，幸录副与吾友王瑗仲。瑗仲为《亭林诗集集注》，于徐注外采掇黄节、汪国垣诸家之笺，余笺亦收入，而没余名，此非瑗仲所为。[6] 这条记录后为不少人引为口实，甚至认为王蘧常先生“杀熟”，用了仲联先生的东西而故意隐瞒，这实实在在是一个误会。确实，该书“编例”中所列采掇的八家注释中，没有钱仲联补注的身影。但正文中，却常常出现“钱云”，这个“钱云”之后，实际上就是钱仲联先生补注的文字。如要刻意隐瞒，何必在正文中加入“钱云”，引人疑窦，致人糊涂呢？因此，仲联先生自己也说“此非瑗仲所为”，这不是长者的宽厚，而是实情：没有钱先生的名字，应该是《编例》在罗列注本时的一个小失误。马卫中《名在当代，功在后世——钱仲联先生清代诗学研究之贡献》一文，提及此事，可称平情之论： 钱仲联先生还曾对徐嘉所注顾炎武诗进行了补笺,在王蘧常从事《顾亭林诗集汇注》时交付。《汇注》中有“钱云”,即钱仲联云。因编辑疏忽,《汇注》出版时未在《编例》中说明,故一般读者至“钱云”,真不知所云。……此事在《梦苕庵诗话》中言及……老辈交谊如此,这也可算当今学界逸闻趣事。[7] 钱先生的工作，没有在书中明显的体现出来，是《编例》撰写的偶误。瑗仲先生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好，一时失检，忘却加入钱先生的名字，在所难免；出版社编辑亦未发觉，终成“疏忽”。不过，当时原责编杨友仁先生重病住院，审稿临阵换将。且稿件体量大，体例复杂，引用家数多，“钱云”夹在中间，实在难以发觉，出现此“疏忽”似也情有可原。但“疏忽”终究是“疏忽”，书一出版，就难免落下瑕疵：这好像也从另一面体现了出版工作者的难处。 【作者简介】 戎默，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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