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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论证《金瓶梅》的最早刻本，初刻本，刊行于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年初间（1613－1614），赞助刊行者为吴中钞关主事马之骏；已亡轶的初刻本不是词话本，而是批评本（即崇祯本），以对成说作一修正。 关键词 批评本 初刻本 沈德符 《野获编》马之骏 本衙 原本 元本 一，初刻本的时间  《金瓶梅资料汇编》  《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  《万历野获编》  《新刻金瓶梅词话》 二，初刻本的出版者  本衙藏板  《金瓶梅序》本衙本 三，初刻本为批评本  《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  本衙藏板翻刻必究本 主要引用文献： 1）胡令毅。《论西门庆的原型》，《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2）胡令毅。《西游记作者为唐顺之考论》，《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 期。 3）胡小伟。《<金瓶梅>全本早期收藏者“刘金吾”考》。《文学遗产》，1992 年第2期。谷歌网。 4）胡小伟。《<冯犹龙文钞>作者考》。谷歌网。 5）黄霖。《<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河南大学学报》， 2006年第1期。 6）黄霖，王国安编译。《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山东齐鲁书社，1989年。 7）刘辉，吴敢校点。《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 8）罗竹风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年。 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10）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11）梅节。《金瓶梅词话的版本与文本－金瓶梅词话校读记代序》。谷歌网： rosemaid 的博客。 12）梅节。《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燕京学报》，新十五期。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2年。 13）梅节校点。《金瓶梅词话》。香港星海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 14）聂付生。《冯梦龙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 15）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16）齐烟，汝梅校点。《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香港三联书店，1996年。 17）钱伯城校笺。《袁宏道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1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97年。 19）谭金土。《马之骏与金瓶梅》。谷歌网：谭金土博文。 20）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谷歌网：国学导航。 21）维基百科：刘天和。谷歌网。 22）叶德辉。《书林清话》。北京中华书局， 1986. 23）谢肇浙。《金瓶梅跋》。《<金瓶梅>资料汇编》，朱一玄编。谷歌网：国学导航。 24）许建平。《金学考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25）徐渭。《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 26）徐渭。《中国十大名画家画集－徐渭集》。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3年。 27）徐朔方，刘辉编。《金瓶梅版本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28）袁中道。《游居柿录》，《珂雪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29）张廷玉编。《明史》。中华书局，1975年。 30）周钧韬。《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谷歌网：中国文学网／明代 四大奇书。 31）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谷歌网：国学导航。 [1]据梅节先生的大文《金瓶梅词话的版本与文本－金瓶梅词话校读记代序》，知其有专文《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论述相似之问题，且观点亦颇相近，惟笔者未见该文，具体观点不得而知，倘拙作有与之相重之处，均出不知，敬请鉴谅. [2]《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卷9，页179。 [3]《万历野获编》，卷2，页652。 [4]同上，页3。 [5]同上，页3。 [6]《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谷歌网：中国文学网／明代四大奇书。 [7]同上。 [8] 《马之骏与<金瓶梅>》。谷歌网。 [9]同上。 [10]《汉语大词典》，卷4，页691。 [11]《明史》，卷18，页182。 [12]《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13]《万历野获编》，卷2，页652。 [14]《万历野获编》，卷1，页4。 [15]《<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页3。笔者撰写此文时尚未看到刘辉的《金瓶梅版本考》论文，后阅后知道，关于“邱志充出守”的时间，最先是刘辉提到的：“承顾国瑞同志见示，他从《明实录》中查出了邱志充出守的时间，系万历四十七年。《明神宗实录》卷580：'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己酉，升工部郎中邱志充知河南汝宁府。”见《金瓶梅论文集》，徐朔方刘辉编，页233. [16]《金瓶梅词话》，页678。 [17]同上，页679。 [18]这其实还是保守的估计，未将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在内。《金瓶梅》八十回以前所描写的基本上是嘉靖朝晚期的情况，而《金瓶梅》的出版却是在万历朝的末期，中间相隔有五六十年之久。虽然总体来说，从嘉靖到万历，国家还算大致平稳，没有剧烈动荡，但商业经济却有了迅猛发展，随之也就有了相应的通货膨胀，尽管不是很多。若以现在的通胀速率来比，可谓微乎其微。彭信威著有《中国货币史》一书，对此有详细的资料数据说明。我因手头现无此书，不能作具体的引证，只能请读者自行参阅，抱歉之至。 [19]转引自《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谷歌网。 [20]有一类官员，如董其昌之类，虽也知道《金瓶梅》的价值，但表面上却要故作正人君子的姿态，声明其“决当焚之”。这样的人，当然不可能如马之骏，会有赞助出版《金瓶梅》的“雅兴”，虽然他们也是饶有钱财。 [21]《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扉页3。 [22]明代以官经商，以官衙作商铺，自嘉靖朝以降，不限于售书。《金瓶梅》的第六十回是写西门庆的缎铺开张，该回有一帧插图，上有四个字：“本衙绸缎”。小说里并没有直接点明西门庆在他所任职的“提刑所”衙门里售卖绸缎，但作为同时代人的插图画者却以“本衙”二字将此既隐晦又明白无误地给揭示了出来。这一情况，对明代晚期的商业发展，颇值得注意，有必要作深入的考查。 [23]“有明一人”是袁宏道《徐文长传》中所用的话，形容徐渭超越群伦，无人可比。此话也反过来可以形容袁自己对徐的崇拜赞扬，在明代也是绝无仅有的。 [24]关于这一点，下篇有详细的论述。至于西门庆与胡宗宪的关系，请参阅拙文《论西门庆的原型》，《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25]维基百科：刘天和。谷歌网。 [26]《一品锦衣刘守有》。谷歌网。 [27]《金瓶梅词话》，卷2，页542。 [28]为什么《金瓶梅词话》不是原始的标题，而是小修改的呢？因为欣欣子的《序》为徐谓自撰，而作者并没有用《金瓶梅词话》这一标题，却用《金瓶梅传》。袁宏道写跋语时，仍沿用作者所用的标题《金瓶梅传》，未作更动。所以很显然，“词话”二字是小修根据该本的特征于刊印时按上去的。关于明人喜欢随意更改书名，叶德辉《书林清话》有一节专论这一问题，其略曰：“明人刻书有一种恶习，往往刻一书而改头换面，删节易名。如唐刘肃《大唐新语》，冯梦祯刻本改为《唐世说新语》。”《书林清话》，页182。 [29]小修（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一开头的几句话是这样的：“《金瓶梅》，秽书也，袁石公（即袁中郎）亟称之，亦自寄其牢骚耳，非有取于《金瓶梅》。”《金瓶梅词话》，页4。 [30]欣欣子，即“笑笑生”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笑笑生为徐渭笔名，徐在其文集里其实早已告诉了我们，只是我们没有留意而已罢了。今中华书局出版的《徐渭集》第3卷，有一篇《纪梦》的短文，就谈到了这一名字的由来。该短文由上下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这样的： 历深山皆坦易，白日。道广纵可数十顷，非甃者，值连山北砋衙署四五所，并南面而阖。戎卒数十人守之，异鸟兽各三四羁其左，不知其名。予步至其中署，地忽震，几陨。望山北青林茂密，如翠羽。亟走直一道观，入。守门者为通于观主人，黄冠布袍。其意留，彼主人曰：“此非汝住处。”谢出。主人取一簿揭示某曰：“汝名非渭，此'哂’字，是汝名也。”观亦荒凉甚，守门及主，亦并蓝缕。（页1055－56） 此篇文字高度象征，颇难懂，故标点舛错处有好几个，笔者均作了改正。“哂”就是笑，也就是“笑笑生”的文言说法。徐渭布衣终其一生，最高功名只是诸生，故“笑”后面加“生”以为自称，正完全符合其身份。渭既与“衙署”无缘，而想入仙道者流，亦被拒之。道士曰：“此非汝住处。”同时又宣称，其一生主要功绩在所撰写的《金瓶梅》。“簿”即可理解为代表其所著之书，然而此书却不能以其真名署名，而只能署以“哂”名而流传后世。道士语盖为徐渭盖棺之论，因为那时徐已行将就木。短文第二部分的结尾署有日期：“十八年五朔”，十八年五朔即万历十八年五月一日，也就是1590年的六月，距离他死，还不到三年。据此可知，“笑笑生”是徐晚年所采用的一个假名，而其以欣欣子名义为《金瓶梅》所写的序言，很有可能就作于与《纪梦》前后相近的一个时候。令人惊异的是，徐渭竟有如此之先见之明，他借道士之口所作的谶语，验之于四百二十年后的今日，丝毫不爽！我们今日只知笑笑生，而竟不知徐渭为真正之著者！悲乎！ [31]袁小修著有一本《游居柿录》，记录了他万历戊申年至戊午年（1608－1618）十年内的行踪。根据该书，万历丁巳年（1617），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南京。他五月十二日由公安抵南京（《珂雪斋集》，卷3，页1385），之后一直停留南京，小有外出，直至十一月十日。十一月十日原文为“十月初十日”（同上，页1396），显然是漏掉了“一”字，因为前面已提到了“十八日”，即十月十八日（同上）。不过这一遗漏恐怕是故意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天小修离开南京“赴新安校”《金瓶梅》去了。这是一件颇敏感的事情，故不得不稍施遮掩。原文中的“校”指校书，但我们从不以如此方式单独使用“校”，可见“校”后面的书名被删去了。以此可知前面的“一”字大概也是故意删去的。紧接这“十月初十日，赴新安校”之后，就是“十九日，駐德州”，仿佛是在同一月，实际上却不是，因为德州在山东北部，距离北京很近，初十日从南京下苏州转由京杭大运河至杭州再南下新安江抵新安，即使不校书，连夜返回，北上德州，以那时的交通条件和速度，也不可能在九天之内完成。所以“十九日”一定不是同月的十九日，而是下月，即十二月，的十九日。“十二月”之所以被省略，显然是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以此推测，“赴新安校”后面所删去的不止是一个书名，而很可能是一大段落。我们也据此可知，小修在新安校书，整整一月有余。了解并厘清这一事实，我们便可看到，《金瓶梅序》的尾署：“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大道中，”跟小修的身份及行踪是基本上吻合的。“东吴客”，即指作为楚人的小修客居南京，“弄珠”下注有解释，“漫书”是“草成”的意思，而“金阊道中”即指由金陵（南京的古称）去苏州的途中。苏州有阊门，故“阊”可作苏州的代称。小修是经由苏州下杭州去新安的。唯一不合之处是“季冬”。十一月十日还在“仲冬”，而不是“季冬”。这一不符，只能作这样的解释：即序原于仲冬草成于“金阊道中”，但到了校书完毕，即十二月季冬的时候，又作了最后的改定，故日期便成了“季冬”了。所以正确的题署应该是：“万历丁巳仲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万历丁巳季冬修改于新安。”我们因此知道，这个“季冬”应该就是《新刻金瓶梅词话》刻印完工的时候，而《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刊印地点就在新安。但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即小修所“校”的并非是刻印好的样本，而只是刻印所据的纸样。如果是这样，据纸样刻印成书还需若干月的时间，最后的完工问世当然是要稍晚一些了。为什么小修不选择姑苏，而选择新安，来刻印词话本《金瓶梅》呢？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明刻以吴中刻本为最精，闽本最下。徽州吴兴乃后起之秀，岂但与苏常争价，实已超越苏常。苏常精刻，多在嘉靖之世，万历时，已让位于吴兴，新安了。有明一代，杭州刻书之业，凋敝不堪，无足称述。徽多巨商，饶于财，收书刻书条件优越，故刻书有特别精美者，为他处所不及。”页66－67. [32]徐有多首咏葡萄的诗，借“明珠”般的葡萄，叹自己生不逢时，作品无处售卖。请看下面的两首： 砚田禾黍苦阑珊，何物朝昏给范丹？ 虽有明珠生笔底，谁知一颗不堪餐。（《徐渭集》，卷4，页1324。） 其二：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中国十大名画家画集－徐渭集》，页37） 徐死《金瓶梅》稿本流传后，徐获得了一批崇拜者，有公安三袁，谢肇浙，黄平倩，方子公，钟君威，等，他们于万历己亥年（1599）在北京崇国寺成立了葡萄社，中郎曾作《崇国寺葡萄园集黄平倩，钟君威，谢在杭，方子公，伯修，小修剧饮》一诗，以志其事（《袁宏道集校笺》，卷2，页641）。到了1606年，袁致信谢在杭讨还《金瓶梅》手稿，还提到“葡萄社光景”，念念不忘（同上，卷3，页1595）。因此小修所谓的“弄珠”，其实是一种含蓄的用典，借用徐渭诗中之语，表达其爱好鉴赏《金瓶梅》的崇仰之情，虽然这种崇仰之情，比起其兄袁宏道，还差了一截。 [33]聂付生的《冯梦龙研究》出版于2002年，大概可以算代表了比较新的研究成果。该书第二章《冯梦龙的人生历程》是关于冯氏生平介绍，但看了之后，我们对其基本生平资料如生卒年月，家庭背景，科考经历，著述年月等等，因著者研究之不充分，仍然是一无所知。比如关于家庭背景，聂先生说冯氏出生于“理学名家”（页44），仿佛是确凿有据，但一看后面的注，才知道还是采用已故陆树仑的臆测（页63），没有任何的考证根据。 [34]《二拍》其实是杨慎（1488－1572）写的。杨慎为正德辛未年（1511）状元，他撰有其他无数种小说和戏曲作品，就笔者所阅读过并能确定的，包括《国色天香》，《剪灯新话》，《水浒传》，《杨家府通俗演义》，《南北两宋志传》，《醒世姻缘传》，《东周列国志》，《聊斋志异》以及著名的性小说《如意君传》和《杂事秘辛》等，诸宫调《董解元西厢记》，南戏《拜月亭》，和归到明初朱有燉名下的若干杂剧和归到汤显祖名下的传奇四种《临川四梦》等，也是他写的。著名的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经他修改作注出版的，他并且用张尚德的假名为该初版本《三国演义》撰写了小引。其他假托元人写的如《中原音韵》和《录鬼簿》等也是他的著作。名人著作署名造假混乱，自杨慎始。据明人所说，杨慎撰有四百余种作品，另一种说法是二百余种作品，还有一种说法是一百余种作品。笔者所见有限，经眼过目者不多，而有些作品，粗读之后，还难以遽下结论究竟是他的著作还是黄娥的著作，尤其是托名为关汉卿的元杂剧。笔者有另文详论杨慎和《水浒传》，发表后读者可以参看。 [_^strong:2be8e465!][35]话本小说《三言》和《清平山堂话本》，《石点头》，《西湖二集》以及文言小说《娇红记》，《效颦集》，《智囊补》等，都是杨慎的第二任妻黄娥写的。黄娥（1498－1580？）还撰有长篇小说多种，包括《三遂平妖传》，《水浒后传》，《皇明英烈传》，《金云翘传》等。著名的性小说《素娥篇》也是出于她的手笔（另一性小说《株林野史》也极有可能是她的作品，但笔者限于材料，尚无法作深入的研究，故还不能作最后的确定）。最著名的戏曲作品如《北西厢记》和《琵琶记》，以及归为明中期陆粲的传奇《明珠记》，归为李开先的传奇《断发记》和无名氏的传奇《金丸记》，还有许多归到关汉卿和其他人名下的所谓元杂剧和南戏作品，如《窦娥冤》，《救风尘》，《西游记杂剧》和《荆钗记》，等等，其实也是她写的，其中的大部分作品所写的都是关于她与杨慎的传奇经历。她并且修改和增补了不少杨慎的小说如《水浒传》，《南北两宋志传》等。应该说，明中期（即十六世纪）的大部分重要小说戏曲作品，均为她和杨慎二人所写，或合作撰写的。她无疑是明代最伟大的女性作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女性作家（宋李清照等不能与之并肩），可惜迄今为止，我们对于黄娥的研究，几乎是零，所以亟需填补此一空白。 [[36] 《<冯犹龙文钞>作者考》，谷歌网。 [37]初刻本的亡佚，恐怕与质量不精有关。关于明代地方官员俸钱刊书不精，随刻随亡，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有如下记载：“宋王琪出守苏州，假庠钱数千缗，大修设厅，既成，漕司不肯破除。琪家有杜集善本，即俾公使库钱镂板印万本，每部值千钱，士人争买之。既赏省库，羡余以给公厨。此又大裨帑费，不但文雅也。按明时官出俸钱刻书，本缘宋漕司好事之习，然校勘不善，讹谬滋多，至今藏书家，均视当时书帕本比之经厂坊肆，名价低廉，殆有过之。然则昔人所谓刻一书而一书亡者，明人固不得辞其咎矣。”《书林清话》，页180。 [38]《万历野获编》，卷2，页652。 [39]转引自《<金瓶梅>资料汇编》，谷歌网。 [40]胡小伟。《<金瓶梅>全本早期收藏者“刘金吾”考》。《文学遗产》，1992年第2期。谷歌网。 [41]《袁宏道集校笺》，卷3，页1596。 [42]《金学考论》，页66。 [43]笔者写完此文后，看到日本学者鸟居久晴的论文《金瓶梅版本考》和《金瓶梅版本考再补》，完全印证了东洋文库本和内阁本确是同一个本子。见黄霖，王国安编译的《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页22和 72。 [44]笔者写完此文后，看到《金瓶梅解说》和《金瓶梅版本考》二文，作者小野忍和鸟居久晴对批评本系统的版本意见，也以首图本（即原藏北京孔德学校图书馆）为最古老，与笔者所见相同。见《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页6－7 和22。 [45]《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上，扉页5。 [46]叶德辉《书林清话》有一节专论“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印不准另刻”的问题，也可间接地说明首图本为初刻本的翻印本。见《书林清话》，页179－180。而且根据该节所引提刑按察司致建宁府牒文，此“不准另刻”之规定似只针对“书坊射利”，而并不包括官员私人刻书在内。故据此可以推断，以北大本为代表的那种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二字类型的“另刻”本子，绝非书坊敢于所为，而很可能也是官员赞助刻印的本子，而赞助之官员又很可能是很有权势的，故才敢于“另刻”。 [47]《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上，页390。 [48]哈佛大学的田晓菲教授著有《秋水堂论金瓶梅》一书，书中也提到“原本”的问题，认为是指《水浒传》，笔者与其意见是一致的。谷歌网：国学导航。 [49]《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上，页57。 [50]同上，卷上，页9。 [51]这里还可以再提供一条关于“原本”的证据。此次吴敢先生来访，承其馈赠一套他和刘辉所校点的《会评会校金瓶梅》，翻阅一过后，看到书前有多幀“第一奇书”的版本影印照片，其中一帧是皋鹤堂梓行的第一奇书本的扉页，上面大字“金瓶梅”的标题下有小字“姑苏原板”四个字。第一奇书本是依据批评本，而不是词话本，所以皋鹤堂的第一奇书本也同样可以为我们印证这一点：即批评本的的确确应该就是“原本”，而且其初刻本的的确确就在吴中梓行，否则的话，该板扉页决不会随便加上“姑苏原板”的字样作为广告的。这一条证据也颇有助于说明我的观点：即初刻本为批评本，而不是词话本。 文章作者单位：Norwich University （美国） 本文获作者授权刊发，转发请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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