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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89年9月7日，在今天的俄罗斯境内，赤塔州石勒喀河畔平原上的一座帐篷里，清朝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与俄国御前大臣戈洛文代表各自政府，在中俄间的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上签字用印。通过尼布楚条约，俄国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它想要的一切。而这个结果的取得，俄国人最要感谢的，是大清使团里的两位“内鬼”，作为顾问和翻译的两位传教士。  一：中俄两国使团的阵容对比 在1689年的早些时候，来自莫斯科和北京的两个不同使团，正在广袤的欧亚大陆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他们预定会合的地方被俄同人称为涅尔琴斯克，它的中国名称叫尼布楚。1686年2月5日，一个由全权大使费多尔·阿列克谢维奇·戈洛文率领的队伍从莫斯科出发，前往五千公里外的远东。与其说这是一个使团，还不如说是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光是装载弹药、粮秣等军需物资运输队就有270辆马车之多。除了译员、书吏等20名随员，仅仅跟随戈洛文一起出发的莫斯科火枪兵和炮兵就多达506人，戈洛文一路之上又从西伯利亚各地抽调了1432名哥萨克士兵和军役人员。由于遭遇当地人民的顽强反抗，戈洛文分身乏术，迟迟无法脱身前往尼布楚，以至于早就出发的俄国谈判使团最后却是姗姗来迟。与戈洛文一干人等“徐如林”一般磨磨蹭蹭的脚步相比，清朝谈判使团的步伐就可算得上是“疾如风”了。1689年6月13日，由索额图和康熙皇帝的舅舅都统佟国纲率领的使团从京城出发，一个多月后的7月31日，就横跨蒙古草原抵达三千里外的尼布楚。清朝使团称得上是威风堂堂，首席谈判代表索额图一个人就带着三百多头骆驼、五百匹马和一百名家人。佟国纲的排场也不小，不少于三百匹马、一百三十头骆驼和八十名家人体现出了他作为当朝同舅的高贵身份。整个使团除了用来护卫的1400名兵士之外，还带足了五个月的粮食和其他用品，为此，需要三、四千头骆驼和至少一万五千匹马，以及一支包括运夫、仆役、工匠在内的庞大后勤队伍，总人数达到近万人。  中俄使团 二：中国使团中的两个洋人 不过，在这个中华帝国历史上首次派出的外交谈判使团中，最引入注目的并不是位高权重的两位谈判代表，而是大清使团中两位高鼻粱蓝眼睛的西洋人：葡萄牙人Thomas Pereira（中国姓名徐日升）和法国人Joan Franciscus Gerbillon（中国姓名张诚）。徐日升和张诚的共同身份，是耶稣会派到中同的传教士。耶稣会(拉丁文原名Societas Jesus．S J)，是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他们的先驱利玛窦以其精湛的数学和天文知识，及对中国经典的通晓，在中国的士大夫中建立了良好的形象。1673年进入北京的徐日升，由于精通天文而供职于钦天监。来华较晚的张诚精于数学，遂成为康熙皇帝的宫廷教师。传教士们成功进入了紫禁城，凭借自身渊博的自然科学知识，成为康熙皇帝的近臣。正因如此，康熙皇帝派遣徐日升和张诚作为中国使团的成员，还将自己的袍褂赐予徐日升，又为张诚特制了一件，并授予他们三品顶戴，真是“宠眷之隆，无已复加”。皇帝还专门嘱咐索额图和佟国纲说：“朕鉴于所用西人，皆忠贞可靠，足资信赖”。要他们与二教士同桌就餐，重要的事情要与之商量。于是大清的使团里也就多了两张欧洲人的面孔。 三：谈判之前双方制定的方略1689年8月l8日，戈洛文带着1700多名俄军赶到了尼布楚，而此时中国使团早已在尼布楚城外恭候半月有余！中国使团从北京出发时带了5个月的粮食和用品。来时路上花了49天，如果计算返回的行程，在尼布楚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半月。否则不仅粮食告罄，衣服也会抵不住西伯利亚早来的寒风。因此，戈洛文到达尼布楚的当天，双方就急急互派使节筹备一应事宜，准备进行边界谈判。依照俄国人后来的说法：“决定外贝加尔地区命运的时刻到来了”。在前往尼布楚谈判的使团即将出发时，康熙指示：“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他的理由是：“今以尼布潮为界、则俄罗斯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这表面上看似体现了谈判的灵活性，实质上却依然是“天朝”对“藩属”居高临下般“怀柔远人”心态的反映。与思想尚停留在朝贡体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的清方的慷慨大度相反，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沙俄当局制定了三套中俄边界的划分方案第一套，也就是最高要求，是以黑龙江为界，即并吞整个黑龙江北岸。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退而求其次的第二方案要求以牛满江或结雅河（精奇里江）为界，占领黑龙江中游北岸。纵然是所谓最低要求的第二方案，俄国也坚持占领已经在清军的长期围困下朝不保夕的阿尔巴津（雅克萨）。并在精奇里江一带保留中俄共同的渔猎场，戈洛文受命“以军事手段达到上述一切”。但这样的如意算盘并没有能够持续得太久。1687年9月，从莫斯科匆匆出发的信使赶上了戈洛文使团，送来了沙皇当局对谈判的第二份训令。指示：“为了同博格达汗（指清朝皇帝）保持最牢固的友谊”，可以拆除雅克萨的俄国堡寨以换取中国开放通商。同第一份训令中的杀气腾腾截然相反，第二份训令向戈洛文强调：“除非他们（清朝）采取极不友好和蛮横无礼的行动，决不要发动战争和造成流血事件。”1688年7月，俄国外务衙门的一名书吏又给戈洛文带来了第三份训令，谕令在退出雅克萨后中方仍不满意的情况下，可以以退出包括尼布楚在内的“达斡尔地方”的最后方案来签约。  四：传教士卖身戈洛文1689年8月22日拂晓，期待了三年之久的中俄谈判终于开始了。在正式谈判前，张诚和徐日升两位传教士作为中方代表前往俄营拜访戈洛文，虽然有清朝官员陪同前往，传教士仍然肆无忌惮地用清朝官员听不懂的拉丁语与戈洛文打了招呼。徐日升和张诚的正式身份是大清使团的顾问，但在实际谈判中，他们两位还充当了另一个更基础的角色：翻译。会说拉丁语的戈洛文表示：“希望从耶稣教的愿望出发，能够倾心于全权大使（指他自己）。”而传教士们回之以“按自己的信仰，有责任在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务中，对基督教徒给予帮助”。随后，传教士们甚至瞒着他们的护卫，给戈洛文送来一封信，索要价值不菲的“貂皮、银鼠皮、玄狐皮和上等酒”，作为回报，传教士们允诺提供关于清朝使团意图的情报。不用说，他们的要求立即得到俄方的满足。尽管远在莫斯科的沙皇为了急于签约而步步退让，在尼布楚谈判现场的戈洛文却依然显得咄咄逼人。这当然不是因为他敢于忤逆沙皇的旨意，而是因为他自信有了传教士们做内应，谈判已经胜券在握。 五：两次谈判都不欢而散会议伊始，戈洛文就污蔑清方“置两国之间的友谊于不顾，制造流血事件，发兵来犯沙皇陛下臣民”。要求将“（清朝）军队以武力新占领的地方，归还我大君主沙皇陛下方面”，不然的话“由沙皇陛下勇敢的将军率领的军队准备踏平敌人。”如此贼喊捉贼一样的倒打一耙，理所当然地被中方严词驳回。索额图以无可争辩的史实回顾了俄国哥萨克侵入黑龙江流域的斑斑劣迹（以致在当地居民中谁要一提起哥萨克，“就使他们想到拷问、拐骗、死亡和吃人”）。在“当地居民多次向皇帝控告这些哥萨克”的情况下，清朝才被迫进行自卫。在第一次攻克雅克萨后，清军释放了全部俄国俘虏，但俄军头目领托尔布津却又背信弃义挑起第二次雅克萨战争。但戈洛文一口咬定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即为沙皇陛下所领有，而汗殿下（指清朝皇帝）则从未管辖过”。对此索额图严正声明：“黑龙江一带，沙皇陛下的人从未领有过，贝加尔海（湖）这儿的所有土地都隶属于中国皇帝方面”，“上述土地上的居民一直向中国政府纳税，他们的领袖和子孙至今健在，许多人逃到了中国内陆”。戈洛文举不出任何理由反驳这些铁的事实，他一会儿说“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游牧者过去根本没有向任何人缴纳毛皮实物税”。一会又不得不承认“在古代某个时期，这些达斡尔居民曾向汗殿下方面缴纳过实物贡”，在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下，最后干脆表示“没有时间来讨论历史事实”。就在戈洛文陷于理屈词穷而狼狈不堪的窘境时，“吃人嘴软”的传教士出来为他解围了。徐日升以貌似公正的姿态，给中俄双方各打了瓦十大板：“当他们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手也不是束缚着的……我们的人也尽力杀戮”，他在“不昝既往”的幌子下，建议被侵略者和侵略者共同停止“无休止的争论”，立即讨论划界问题。戈洛文乌上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立即表示赞成并抛出了第一个划界方案，即沙皇训令中的最高要求：“以阿穆尔河（黑龙江）至海为界”。这个方案大大超过了康熙指令给清朝使臣们的底线，因此被断然拒绝。而清方提出以勒拿同和贝加尔湖为中俄国界的建议也不为戈洛文接受。两国使团的第一次会议没有达成任伺协议，便告散会。  彼得一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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