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朝鲜卑姓氏的三次改易——从《拓跋昇墓志》谈起

论北朝鲜卑姓氏的三次改易

——从《拓跋昇墓志》谈起

李宗俊

作   者

李宗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兼职教授。地址: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邮编 710062。

摘要：《拓跋昇墓志》为北魏皇族在北周恢复“拓跋”旧姓史事又添了一实物证据。志文为鲜卑贵族墓志普遍的书写格式，已看不出半点胡族的信息。北魏末年以来的胡汉矛盾及鲜卑人对汉化政策的反动，主要是久居边疆的鲜卑军事贵族因汉化令他们丧失了作为鲜卑统治者最初享有的特权；西魏、北周恢复鲜卑胡姓，又为形式上顺应胡化逆流，将鲜卑姓氏包装为一种政治荣誉和政治待遇，以此吸引和笼络胡汉人才。周静帝大定元年北周再下令复旧姓，已非北周宇文氏之意，而是杨坚的意旨。

关键词:《拓跋昇墓志》 拓跋鲜卑 姓氏  汉化与胡化

《拓跋昇墓志》（全称《大周光州刺史拓跋君墓志》）因书法价值较高，学界已经有专文论述。墓志书刻于北周天和二年（567），书法属魏碑楷体，为新见北周墓志书法之精品。此志书法结体呈“横画平结”之态，平中寓奇，朴茂自然，承北朝晚期书风之遗韵。因北周存在时间较短，故北周墓志在北朝墓志中数量相对较少，书写较佳的精品则更为稀见。窃以为，且不论其较高的书法价值，此墓志关涉的志主生平及北周恢复胡姓等信息之史料价值亦很高，谨撰此文，以就教于方家。为方便引述，谨将志文移录并标点如下：

大周光州刺史拓跋君墓志

君讳昇，字长宗，河南洛阳人。洪基远胄，焕诸方策，可略而言矣。蝉联冠冕，世不乏贤。祖通直散骑常侍，兼该文武。父上洛郡守，具敏孝忠。君夙传家业，立清白之操；早殉国诚，厉风霜之节。解褐威烈将军，奉朝请。属关东寇绕（扰），大驾西迁。去逆归从，备尝夷险。又补太祖亲信，便烦左右，翼翼小心。调为都督，转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帅都督。戍玉璧，以宽仁御下，刚毅威边。俄授东垣县开国子，食邑二百户。若不效同吴、耿，岂得享斯封爵；功次韩、彭，何以祚兹茅土。为峰始遘，一匮遽颓。遇疾于家，奄从物故，春秋五十有一。天子嗟伤，朝府痛惜，追赠光州刺史，本官如故，礼也。以天和二年岁次丁亥三月癸卯朔一日壬申葬于京兆郡山北县小崚原。嗣子庆集，风树之悲既深，蓼莪之思弥结。是以式镌金石，旌此嘉猷。乃为铭曰：

绵绵遐裔，世有英奇，通直早达，上洛生知。猗欤夫子，夙禀庭规，振威边境，旧节临危。忠诚慷慨，识变知机。懃公效绩，光烈前徽。平生未骋，壮志长违。龟筮有限，窀窆已及。绛旐飘飘，龙轜岌岌。垄雾晨昏，松风夜入。道长世促，天遐地久。用勒幽泉，式旌无朽。

妻尉迟氏。息庆集、息阿师、息女婆女。

一、志主生平事迹考

志文标题：“大周光州刺史拓跋君墓志。”但从正文所谓“追赠光州刺史，本官如故”，可知志主拓跋昇之“光州刺史”一职，为其去世以后北周追加的赠官。赠官一般高于生前职任。志主因何而得授赠官呢？需从志主身世及其平生事迹去寻找。

据志文首句可知，志主拓跋昇，字长宗，祖籍河南洛阳。众所周知，“拓跋”是北魏皇姓，河南洛阳又是北魏自孝文帝定都洛阳，改定郡望以后鲜卑贵族的籍贯郡望所在。随后一句：“洪基远胄，焕诸方策，可略而言矣。蝉联冠冕，世不乏贤。”这里尽管含蓄委婉，但也是点出了其源流世出应为北魏拓跋帝室的事实。

志主为元魏宗室，那么如此显赫的身世，撰写者为何不大事渲染，却要遮遮掩掩，一带而过呢？考察志主去世后下葬的时间“天和二年岁次丁亥三月”，“天和”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年号。此时距离北周代替西魏政权仅十年时间，而且结合志文谓志主去世时“春秋五十有一”的记述，志主一生应该是经历过北魏末年与西魏、北周禅代。也许正是因为身为前朝皇族，无须或是已经不便张扬，所以撰写者只是含糊其辞。甚至没有点出志主父、祖名字，仅记其祖官至通直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一职，据史书记载，晋武帝泰始十年（274）使二人与散骑常侍通员直，故谓之通直散骑常侍；东晋置四人，掌侍从左右，规谏得失，不典事；其后宋、齐、梁、陈、北齐、隋及唐初皆置，贞观年间废置。又谓志主“父上洛郡守”。上洛郡，西晋泰始二年(266)于上洛县（今商洛市境）置上洛郡；北魏太延二年(436)于上洛城置荆州，上洛郡属于荆州；太和十七年(493)改荆州为洛州，上洛郡属洛州。总之，志文仅记志主父、祖官职“通直散骑常侍”与“上洛郡守”，都十分简略，应该都是在北魏任官，志主与元魏宗室之亲疏亦无可知晓。但由志文可以肯定的是，志主父、祖显然已经以武勇见称，其本人也是北魏武将，所谓：“解褐威烈将军，奉朝请”。威烈将军，北魏曾为正七品上的武将，但往往是用以褒赏勋庸。由奉朝请，正说明他仅仅是享此待遇的资格。但随后，他的经历随时局发生了重要变化，所谓“属关东寇绕（扰），大驾西迁。去逆归从，备尝夷险”，这里所说正是东、西魏分裂之际的大事。永熙三年（534）七月，不满于高欢专权的北魏孝武帝元修，公然与高欢决裂，在高欢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被迫率领部分扈从文武将士与后宫家属一起西赴长安，投奔宇文泰。当时追随孝武帝入关的宗室，见于史籍的有元玄、元毗、元欣、元惫、元顺、元伟父子、元最、元季海、元畅、元定、元融、元子孝、元仲景、元均、元孚等。志主名字不见史籍，此可补史书之阙。凭其宗室身份，跟随孝武帝入关，“去逆归从，备尝夷险”，可见志主确有“匡翊”之功。加之后来，志主虽为元魏宗室，却审时度势，在宇文泰专权之际，及时投靠宇文泰并取得信任，得到重用，所谓“又补太祖亲信，便烦左右，翼翼小心。调为都督，转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

接下来一句称：“戍玉璧，以宽仁御下，刚毅威边。俄授东垣县开国子，食邑二百户。”玉璧在今山西稷山西南，北朝时期，两魏之间殊死争夺的战场往往在河东，这其中玉璧又是极为险要的军事重镇，是东魏和西魏扩展势力，向对方进发的咽喉要道。公元534年，西魏骁将杨檦东渡黄河，巧计攻占了东魏的邵郡(今山西垣曲故城)，进入河东。从此，两魏互相争夺的关河天险为西魏控制。为了牢固占据河东，西魏文帝大统四年（538），西魏东道行台王思政以玉璧地处险要，上书请筑城并由河南的恒农(今河南灵宝)移镇玉璧，西魏朝廷照准，并对王思政“诏加都督汾、晋、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行台如故”。西魏占有了河东要冲并筑城玉璧以后，对东魏构成了巨大威胁。为此，东魏高欢不惜一切代价，两次亲率大军攻打玉璧。西魏军首次以东道行台王思政为主将，第二次以晋州刺史韦孝宽为主将坚守。两次皆因西魏戍守玉璧将帅的聪明睿智与将士的坚决抵抗，高欢大败而还。西魏却借此由弱变强，最终兼并了东魏。上引文谓志主“戍玉璧”，而且因功得授开国子之爵位与食禄。说明志主昔日长期戍守玉璧，应该先后为王思政、韦孝宽部将，但因其身份为前朝宗室，后来事迹湮没无闻。正如志文所述：“若不效同吴、耿，岂得享斯封爵；功次韩、彭，何以祚兹茅土。”“吴、耿”是指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吴起与东汉开国名将、军事家、居云台二十八将第四位的耿弇；“韩、彭”是指汉初开国功臣韩信与彭越，都是名将。志文将志主与历史上的大军事家做比，可见他能够得到西魏、北周的重用和赏赐，就是因其军功。

在北周禅代西魏后，志主审时度势，继续拥护宇文氏集团，所以在他五十一岁病逝以后，北周政权追赠他光州刺史，本官如故，并以礼安葬。志文谓：“天和二年岁次丁亥三月癸卯朔一日壬申，葬于京兆郡山北县小崚原。”京兆郡山北县小崚原，山北县本后秦皇初元年(394)分杜城、蓝田县地设立，以在终南山之北得名（县治在今长安县引镇一带，辖区约今长安县东部、蓝田县西南部）。北周天和三年(568)撤山北县并入万年县。至于“小崚原”即“少陵原”，唐朝以前称“小陵原”，唐后期称“少陵原”，又作“少陵塬”，是西安市城区东南方向的一块黄土沉积台地，位于浐河、潏河之间，位置在今西安市长安区杜陵乡、杜曲镇、大兆乡之间，汉代称鸿固原。志文最后提及志主嗣子庆集，不见史籍。

二、志主姓氏与北朝鲜卑姓氏的三次改易

该志的特别之处为志主姓氏，志文标题所谓“大周光州刺史拓跋君墓志”，将北周复用“拓跋”姓氏的史实交代得清清楚楚。此问题牵涉整个西魏、北周恢复胡姓的问题，也牵涉北朝是汉化还是胡化的问题。对于北魏皇姓“拓跋”之源出，据《魏书·序纪》记载，此姓氏上追传说中的黄帝，谓：“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资治通鉴》卷140，建武三年正月丁卯条记之尤详：“魏主下诏，以为'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两相比较，此解释应该不是出自史家的溢美或杜撰，而是应该正如后者所记，为出自北魏统治者的诏书，也就是出自北魏拓跋王室之口。而此正是与北魏初期政治的需要相符合的。可以肯定的是，此举乃鲜卑统治者入居中原以后，为了争夺正统与推动胡汉文化的交融，对其祖先的粉饰或攀附。但其胡语之读音，应该是源远流长的族号。当然，由此结合鲜卑诸姓来看，拓跋作为其众多部落姓号之一，是较早的鲜卑姓氏之一，如在北魏皇室所追记的他们鲜卑诸部多有姓号，所谓拓跋毛“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应该就是众多部落和不同姓氏已经出现的真实写照。

众所周知，改鲜卑旧姓为汉姓与改籍贯郡望为河南，为北魏汉化的重要举措和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实考察北魏的汉化，这个过程不仅限于孝文帝的改革，也是北魏建国以后的大势所趋和既定方针，为先后相继的一个长期过程。从史籍来看，早在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国议定国号至迁都平城之际，其一切建制、官职、礼仪制度及诏书都已经汉化，应该说都是效法学习中原，文字采用汉字。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了礼仪制度的各个方面，其中如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398）十一月就明确下诏令：“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职，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至太武帝拓跋焘，在其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更是建太学、祀孔子、宣文教，提倡鲜卑贵族子弟学习儒家文化，早在太平真君五年（444）即下诏“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此后孝文帝更是大兴文教，尊崇华夏圣人，即位之初便诏访舜后，“复其家毕世，以彰盛德之不朽”。太和十三年（489）下诏立孔子庙于京师，太和十六年“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告谥孔庙”。到了太和十九年（495），更是大张旗鼓，先后幸小沛，祭汉高祖庙，“行幸瑕丘，遣使以太牢祠岱岳”，“行幸鲁城，亲祠孔子庙”，“诏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又诏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又诏兖州为孔子起园柏，修饰坟垅，更建碑铭，褒扬圣德”。也就在太和十九年，孝文帝开始推行一系列的汉化改革，于该年“六月己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丙辰，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颁诏将北魏皇室复姓“拓跋”改为单姓“元”，史载：“（太和）二十年春正月丁卯，诏改姓为元氏。”

北魏的改定姓氏与其一系列的汉化举措是一致的，是前后呼应的，可谓一时之风气和潮流，而且经历了一个由边疆到内陆，从中央到地方的从不自觉到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过程。早在太和十九年，所颁诏书称：“代人诸胄，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混然未分……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随时渐铨。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一同四姓……”引人注意者，这里首先承认了代人中已经有的大族姓氏，其次厘定了众多不确定或是尚无姓氏的鲜卑家族和中下层人群的姓氏。从中可知，所列之穆、陆、贺、刘、楼等八大姓，至迟在太和十九年厘定姓氏之诏书颁发以前已经改为单姓。也就是说，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下诏改姓为元氏，针对的主要是其国姓，而且也仅仅是至此始将其国姓的改易以国家权威的形式明确提出或是做了公示，向鲜卑贵族做了进一步汉化的表率。

以上所列之穆、陆、贺、刘、楼等勋臣八姓，至迟在太和十九年厘定姓氏之诏书颁发以前已经改为单姓，北魏皇族在太和二十年以前是否已经改姓为元，至今没有可依据的可信文献，可是相关的史料或旁证似乎是有的。如《魏书·源贺传》记载，源贺原名秃发破羌，为南凉王秃发傉檀少子，南凉秃发氏政权灭亡之际，因投奔北魏，受北魏皇帝拓跋焘赐姓，自此秃发氏改称源氏。其中所谓：“源贺，自署河西王秃发傉檀之子也。傉檀为乞伏炽磐所灭，贺自乐都来奔。贺伟容貌，善风仪。世祖素闻其名，及见，器其机辩，赐爵西平侯，加龙骧将军。谓贺曰；'卿与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北魏世祖拓跋焘认为秃发与拓跋姓氏同源，故赐“源”姓于贺。据考，源氏祖先秃发鲜卑乃拓跋鲜卑的另一支，“秃发”实为“拓跋”之音转，其始祖秃发匹孤即拓跋力微之兄。源贺在拓跋焘时期投降北魏，而且自此改姓源氏。笔者认为，这些史事应该都是其家世谱牒所传，符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结束十六国而统一北方以后，从边疆进入中原的鲜卑人各方面学习中原文化，以巩固统治的历史背景，而绝非太和年间孝文帝改定姓氏以后附会上去的。既然源贺早已改姓“源”氏，那么声称与之同源的拓跋氏也可能早已改姓为“元”，应该说由北齐史官魏收修撰的《魏书》所保留的太和二十年以前北魏皇姓为“元”的有关记载，很长一段时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出现在北魏早期的汉文诏书中。

北魏改定姓氏是其汉化改革的一部分，这一过程经历了北魏统治者数代人的努力，为其建国以后的既定方针，而且不断顺应形势，深化并升级，至孝文帝太和年间完全具体化、明确化和系统化。北魏孝文帝为了率领经济、文化落后的鲜卑族人离开偏处边陲一隅的平城，以更为宏大的气魄和视野入居中原，定都洛阳，可谓竭尽心力。但定都洛阳以后，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完全消除族群隔阂，在文化上消泯差异，从而取得统治正统与部族人民的广泛支持，以维护其统治，于是继承其先人的做法，继续推行了以改易汉姓为主要标志的一系列汉化改革。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北魏统治者大兴文教，尊崇华夏先王与孔子，形式与规模不断升级，那么其意义何在？应该说，这些正是北魏统治者考虑的问题，欲从边陲进入中原，必先解决文化差异与重新塑造正统的问题。作为曾偏处边陲一隅的鲜卑人，不仅人口数量少，而且在文化上远远落后于中原，仅仅依赖的就是游牧民族的剽悍与军事武力。长久的占领与统治必须是建立在稳固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之上的。因此，以上所列北魏历代统治者所有的努力就是消泯胡汉文化差异，树立尊崇文教的良好形象，同时树立自己华夏正统的形象，最终达到进入中原而统治华夏的目的。

正因改定姓氏是为了消泯胡汉文化差异，北魏孝文帝在明确诏改元氏之际，在鲜卑贵族内部还进行了分定姓族，大选群官。这是与魏晋以来中原王朝的重门阀、别婚姻相表里的。史书记载：“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崔、卢、郑、王四姓本是中原士族，孝文帝不仅自己纳中原汉族大家族女，而且责令宗室、大臣与汉族门阀士族嫁娶通婚。

北魏太和中，分定姓族，大选群官，由朝廷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包括鲜卑贵族在内的门阀序列。唐长孺曾敏锐地指出，北魏分定姓族的目的，是为了协调各种政治势力，“使之成为巩固拓跋氏政权的积极因素”。诚如所言，鲜卑贵族此举，就是一个为了取得汉族门阀的承认和支持，投好中原士族门阀势力的妥协举措，而且是以一个比较强大的政权为后盾的。因鲜卑贵族要想长期占据中原，必先得到中原门阀士族的支持，只有承认他们的身份地位，也就是保证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才能得到他们的真正支持。正因此，到了东、西魏及北齐、北周分立之际，鲜卑旧贵族已经俨然以世居中原的统治者自居，只字不提其鲜卑源出，上引志文对志主的籍贯、源出，径称：“君讳××，字××，河南洛阳人。洪基远胄，焕诸方策，可略而言矣。”这是该时期鲜卑贵族墓志书写的普遍格式，堂而皇之，已看不出半点胡族的信息。

西魏、北周时期，统治者为何又要恢复其鲜卑胡姓？是否与该时期鲜卑贵族掩盖胡族信息的史实相矛盾？从已有研究来看，此问题学界研究多认为与府兵制相联系。周伟洲从时代背景的角度论及，颇有启发，今结合此墓志适可再做探究。其实，此问题仅从府兵制的角度看是不够的，还需从北朝后期的政治局势去考察。众所周知，北魏的分裂始于北魏后期北部边疆发生的六镇之乱。对于这次暴乱，陈寅恪早已指出：“北魏晚年六镇之乱，乃塞上鲜卑族对于魏孝文帝所代表拓跋氏历代汉化政策之一大反动，史实甚明，无待赘论。高欢、宇文泰俱承此反对汉化保存鲜卑文化之大潮流而兴起之枭杰也。”此确为洞见。北魏末年以来的胡汉矛盾及鲜卑人对于汉化政策的反对，特别是久居边疆的鲜卑武功贵族对于汉化的反对，因汉化令他们丧失了作为鲜卑统治者最初享有的特权，这个过程延及隋初。昔日西魏、北周恢复鲜卑胡姓，正是北魏鲜卑旧贵族反对汉化政策的一大逆流。但它是宇文泰为首的西魏政权逐渐巩固以后，在一系列胡汉混同、制度杂糅的改革与新政大背景下展开的，而且是用一种温情脉脉的外衣包装之后颁行的“新货”。

永熙三年（534）北魏孝武帝元修不满权臣高欢的挟制，入关投靠宇文泰，任命其为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永熙三年十月，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帝，徙都于邺（今河北邯郸临漳西南邺镇）。永熙三年闰十二月，宇文泰杀北魏孝武帝元修，立元宝炬为帝（西魏文帝），改元大统，宇文泰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行台，军政大事尽出于泰手。从此，北魏分为东魏和西魏，高欢与宇文泰皆居相位，军国大事总属相府，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元氏皇帝不过是傀儡而已。

在东、西魏分立，南北朝对峙之际，各政权为了生存，伺机吞并对方，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竞争的一重要资源依然是人才的竞争。当时的人才，一是能够效力沙场的武将，北方往往以鲜卑贵族居多；二是既能出谋划策，又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文人士大夫，这些人又往往出生于中原世家大族，且本身多拥有富户强兵。正因此，当时东魏行台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贪污，言于丞相欢，请治之。欢曰：弼来，我语尔！天下贪污，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宇文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纲纪，不相假借，恐督将尽归黑獭，士子悉奔萧衍。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可见，在当时人才竞争激烈的背景下，高欢为了留住人才，只好隐忍官员的贪污。而且此材料还透露出，因为在孝武帝投奔长安之际，曾带领甚至挟持了原属高欢的一大批武将家属，随后宇文泰不断对这些武将召唤利诱。

那么，宇文泰对这些武将究竟又是如何召唤利诱的呢？欲解答此问题，还必须从西魏宇文泰集团随即展开的一系列军政改革说起。

对于西魏宇文泰集团昔日的系列改革，陈寅恪在继前引文之后还指出：“宇文泰当日所凭借之人材地利远在高欢之下，若欲与高氏抗争，则惟有于随顺此鲜卑反动潮流大势之下，别采取一系统之汉族文化，以笼络其部下之汉族，而是种汉化又须有以异于高氏治下洛阳邺都及萧氏治下建康江陵承袭之汉魏晋之二系统，此宇文泰所以使苏绰、卢辩之徒以周官之文比附其鲜卑部落旧制，资其野心利用之理由也。”

首先是府兵制下的爵位制。大统八年(542)，西魏宇文泰将原六镇军人之孑遗与原在关中的鲜卑诸部人编为六军，后不断收编关陇豪右的乡兵部曲，选任当州豪望为乡帅，至大统十六年前，已建立起八柱国(大将军)。柱国大将军，本来早在北魏就有，尔朱兆、高欢、宇文泰先后已任此职。史书记载：“初，魏敬宗以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荣败，此官遂废。大统三年，文帝复以丞相泰为之。其后功参佐命，望实俱重者，亦居此官，凡八人，曰安定公宇文泰，广陵王欣，赵郡公李弼，陇西公李虎，河内公独孤信……谓之八柱国。”西魏宇文泰在大统十六年（550）以前将这一职位扩大至八人，称八柱国，成为西魏军事最高官职，其中六人分掌全国府兵。八柱国大将军之下，又分设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又称二十四军)，这便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府兵组织系统。这种等级森严、组织严密的府兵制度，是建立在将士的军功基础上的，不仅保证了军队组织的严密高效，而且因明显的勋爵制度，大大提高了将帅的荣誉感与分层待遇及地位，从而大大提振了军队的军威士气。因此，这种府兵制不仅是军队一种高效的组织方式，更是在战乱时期的一种国家层面的激励机制。而正是这种激励机制，本来许多条件均不能与东魏、南梁相抗衡的宇文泰，竟然笼络了一大批杰出将领，而且在战场上由弱变强，最终形成兼并统一之势。

那么，西魏北周的恢复胡姓与府兵制又有什么关系？其实，正是因为府兵制乃西魏、北周提振军威士气的勋爵制度，是一种国家层面的激励机制，与之相表里，恢复胡姓的措施，也是一种激励机制，是以笼络人才、激励将士、图谋发展为目的。这是因为，许多赐姓是作为奖励军功与上位官职的任命同时进行的，即赐姓时有“进位××”、“迁××”的将军号等官职的上升,而且大部分情况下以“进爵××公”或“增邑××户”的形式，进爵与食邑的增封同时进行。这就如有学者言：“所以不只有赐姓本身带来的荣誉，同时也有实质上的褒赏，从而在当时,接受赐姓对本人或子孙有相当大的利益。”

西魏、北周政权的最高层，不仅本身就是鲜卑贵族，而且其政权的建立基础就是承袭北魏鲜卑军事贵族的衣钵。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宇文泰集团一方面大力提倡文教，形式上提倡儒学，设立六官，在军政各界积极吸纳大量汉族，形成新的以地域为标志的贵族集团——关陇集团。其次，在鲜卑胡人的逆汉化反动逆流之下，加之在鲜卑人口比例日渐缩小的背景下，要维护鲜卑贵族的统治地位，还要积极吸引和笼络东西魏的武将——因这些武将中的高层往往就是鲜卑人，为形式上顺应此逆流，将鲜卑姓氏包装为一种政治荣誉和政治待遇，不仅吸引和笼络鲜卑旧贵族，而且用来团结和奖励效忠于西魏、北周政权的关陇汉族。尤其，为了维护鲜卑贵族的统治地位，就不得不强调鲜卑贵族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的标志之一，就是鲜卑姓氏。所以，其恢复鲜卑胡姓的目的，就是表面上似乎确实为顺应鲜卑人的逆汉化的逆流，正如周伟洲指出的：“这种逆时代主流而动的赐姓之制，又是与西魏北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全面汉化政策相抵牾的。”强调其作为统治者的特殊性，抬高鲜卑姓氏群体的社会地位。而将其胡姓赐予汉族将帅的做法，表面上是沿袭汉魏王朝赐姓于功臣的做法，实际是将鲜卑姓氏作为一种政治资源和待遇，赐予有功将士。如此，不仅更加抬高了鲜卑贵族的身份地位，而且也是笼络了汉族将士，消泯了不同族群间的差别。正如姚薇元言：“盖自西魏大统以后，宇文泰当政，欲藉此网络英杰，为己羽翼，以倾覆魏室耳。”据过去对文献的统计，西魏、北周时赐姓宇文氏者前后达26人，其中西魏大统年间达14人，废帝时3人，恭帝时4人，北周孝闵帝时3人，明帝时2人。其中，宇文泰在西魏大统年间赐姓最多，笼络人才的动机非常明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西魏、北周推行了恢复胡姓的政策。对于西魏这次在权臣宇文泰主持下恢复胡姓的事，史书多有记载，《北史·魏本纪》记：“（文帝大统）十五年，己巳五月……初诏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并令复旧。”另外，《资治通鉴》卷162太清三年五月载：“魏诏：'太和中代人改姓者皆复其旧。’”胡注曰：“改姓，见一百四十卷齐明帝建武三年。”对此，《周书》大统十五年（549）无记其事，仅在卷2《帝纪第二》魏恭帝元年（554）记：“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这里，三书所记西魏、北周推行恢复胡姓的政策为两个时间，一个在大统十五年，一个在西魏恭帝元年。

对于北魏皇族在北周已经恢复旧姓的问题，姚薇元在其名著《北朝胡姓考》中已经注意到，并加注释曰：“按《北周书》有元定、元伟等传，似元氏在周未复旧姓。然考之他书所记，定、伟等在当时实已复姓拓跋；《陈书》卷二《废帝纪》有周长胡（湖公）拓跋定攻郢州。《隋书》卷五四《伊娄谦传》有周小司寇拓跋伟聘齐。证之《周书》，拓跋定即元定，拓跋伟即元伟。知二人在当时已复旧姓。《金石录》卷二二有后周《太学生拓跋府君墓志》，赵跋云：'自魏孝文恶夷虏姓氏，尽易之，至后周复改从旧。’盖谓拓跋氏在周复旧也。《周书》卷三〇《李穆传》，穆赐姓拓跋氏，可为旁证。”

今结合《拓跋昇墓志》来看，志主在北周天和二年（567）去世安葬之前的确已经恢复旧姓“拓跋”，另据20世纪70年代在咸阳发现的北周《拓跋虎墓志》，志主至迟在北周保定四年（564）去世安葬时也已经恢复“拓跋”旧姓，说明姚薇元的考证是正确的，即“拓跋氏在周复旧”。但现在的问题是上引三书所记的两个时间，究竟哪个是正确的，即元姓是否早在西魏大统十五年（549）已经复为拓跋旧姓。

其实，也正是有了前面对历史背景的分析，现在来看上引史书记载的西魏、北周恢复胡姓时间之不同，应该说已经如拨云见日，已非难事。考察《北史》与《资治通鉴》记载的西魏大统十五年，正是宇文泰集团经过西魏建国近二十年的励精图治，在政局已稳，国势蒸蒸日上之际，但此时鲜卑人口比例日渐稀少，为了吸引东魏鲜卑武将和突出鲜卑贵族的特殊地位，于是采取“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并令复旧”的措施。也许，当时仅仅只是为了顺应逆流，吸引和笼络东、西魏两大阵营的鲜卑武将，但在西魏境内并没有强制推行。故此，在此后的几年内，文献中并没有发现鲜卑人恢复旧姓的案例，史书中出现的元烈等确实没有恢复旧姓应是事实。

到了西魏恭帝元年（554），此时西魏政权又经历了一次皇位的废立事件。雄才大略的宇文泰，在西魏建国不久，曾果断鸩杀不甘做傀儡的孝武帝，更立了元魏宗室元宝炬，是为西魏文帝。大统十七年，西魏文帝崩，文帝长子元钦代立，仅仅三年，宇文泰与西魏王室之间的矛盾激化，西魏尚书宗室元烈谋杀宇文泰，事泄被诛。废帝元钦又谋诛太师宇文泰不成，遭废黜，宇文泰改立恭帝元廓。宇文泰通过这次诛杀元烈和废黜元钦事件，继续打压了西魏宗室，至此宇文泰及其家族势力在西魏政权中处于绝对强势的地位。也就是说，西魏恭帝元年，正是宇文泰集团再次擅权废立、打击北魏皇室势力之际，而此时也正是宇文泰强力推行改革之际。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宇文泰再兴赐姓与恢复胡姓之举，史书记：“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这次仍然是抬升鲜卑贵族，但不同的是，这次抬升的重点是宇文氏家族的威望。众多赐姓者中，赐姓最多的就是宇文氏。可见，宇文泰在诛杀元烈和对西魏皇位再次擅权废立以后，自知取代元氏已成早晚之事，需要继续做的工作只有扩大其家族统治的基础，笼络更多的支持者，为随后的禅代做准备。上引志文所谓：“属关东寇绕（扰），大驾西迁。去逆归从，备尝夷险。又补太祖亲信，便烦左右，翼翼小心。”可见，宇文泰在笼络人才之际，即使是元魏宗室成员他也是极力争取，甚至补为自己亲信，委以重任。也可见，其赐姓与恢复胡姓之举并非为了推进府兵制的实行，但却是与之并行不悖的一个改革环节，与其籍贯、源出的书写中掩盖胡人信息的做法相比，为统治者审时度势与实用主义的又一特别处理，也完全可以说是在特殊时空下的权宜之计。

最终，西魏恭帝三年（556）十月，因宇文泰薨逝，为了及时稳定人心，巩固政权，宇文氏家族随即迫使西魏恭帝禅位于周，北周闵帝登基，北周政权代立，宇文泰父子最终完成了由两代人努力的皇权易代。而由此说明，史书记载的西魏恭帝元年（554）再兴恢复胡姓及赐姓的记载是真实的，而且是由宇文泰主持的大规模复姓和赐姓活动，目的不仅在于抬升鲜卑贵族的地位，而且重点在于抬升宇文氏家族的威望，是为随后的皇权易代做准备，为继续扩大其家族的统治基础所做的努力。而且据出土墓志反映，宇文氏二次兴起的赐姓活动，一直持续到周闵帝武成元年（559）还在进行。《北周拓跋迪夫人宇文宣华夫人墓志》记载，北周拓跋迪夫人周氏于北周闵帝武成元年赐姓宇文氏，可见，《拓跋昇墓志》与先前发现的《拓跋虎墓志》一样，为该时期北周恢复胡姓的史实又添了一实物证据。

至于周静帝大定元年（581），北周再下令复旧姓，已非北周宇文氏之意，而是杨坚的意旨，大权在握、代替北周的大局已定后的杨坚，眼看鲜卑人因战争或汉化而人口日少，为了分化瓦解宇文氏的统治基础，树立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原王朝之正统形象而为，更是为转移人民的政治视线而为，为收揽人心而为。但史书对于此诏令颁发的时间记载不一，《资治通鉴》将之记在陈宣帝太建十二年（580）十二月下，称：“癸亥，周诏诸改姓者，宜悉复旧。”但《隋书》将之记于周静帝大定元年二月（《北史》与之同），其中称：“大定元年春二月壬子，令曰：'已前赐姓，皆复其旧。’是日，周帝诏……”其中所记就在同一天，周帝颁诏加杨坚“相国隋王”，进而记同月隋受周禅，改年号：“开皇元年二月甲子，上自相府常服入宫，备礼即皇帝位于临光殿。”两相比较，《隋书》记载尤详，可信无疑，但《资治通鉴》所记应该亦有所据，很可能是杨坚为了达到以上目的，先后两次颁发此令，尤其后一次，就在颁授其相国隋王的同一天，且在其改朝登基的同一月，正说明绝非巧合，而是其为达目的，收揽人心的精心安排。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3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