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保论坛| 王沛：“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情况综述（上）

摘  要：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推动实施过程中，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牢固树立“保护民族古籍、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理念，在制度设计、古籍普查、价值挖掘、文脉传承、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推进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及民族地区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对“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成绩进行总结梳理，并为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

关键词：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古籍普查；名录评审；人才培养；数字化；宣传推广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分布着汉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五十六个民族。各民族在世代绵延的过程中，创制并使用着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字进行交流、生产和生活，同时产生和流传了灿若群星的文献。这些文献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特色突出，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根据《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1]标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是指“1912年（不含1912年）以前，在中国及相关历史疆域（含少数民族历史上建立的地方辖区）内，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或印制的书籍。”因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与汉文古籍在产生、发展、流传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差异和复杂性，符合“a）以少数民族文字抄写、印制，b）以传统方式著述、装帧，c）具有重要历史、学术、艺术价值及传承意义”三个条件的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时代下限延伸至1949年（含1949年）。对于这些珍贵的民族文献，如何保护好它们，更好地利用和挖掘其潜在价值，服务当今的文化和社会建设，助力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的重要内容。

一、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视

 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回鹘文《玄奘传》（又名《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20世纪以来新疆出土的最重要文献之一。1951年，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下，在季羡林、王重民的建议下，由冯家昇进行整理，《玄奘传》获得影印出版。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部回鹘文古籍能得到如此厚待，可见党和政府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高度重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1980年，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成立；1983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座谈会召开；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请示的通知》印发。随后，在“救书、救人、救学科”的原则指导下，国家先后制定并实施少数民族古籍“七五”至“十三五”时期工作规划，推动了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抢救、收集、整理、翻译、出版、研究工作，特别是推出了以《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为代表的一批整理成果。2005年，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列入《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中。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

二、“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进展

（一）加强制度设计，坚持民族团结带动事业发展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实施，其中提出加强少数民族古籍翻译、整理、出版与研究人才的培养；2008年，《国家民委、文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发布，进一步强调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提出了明确的任务、指导方针和有关政策；2009年，文化部（今文化和旅游部）等八部委联合下发《关于支持西藏古籍保护工作的通知》，2011年又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籍保护工作的通知》；2017年，《文化部关于印发<“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的通知》发布，在全国古籍保护“一盘棋”的基础上，再次从整理、研究、定级标准、珍贵古籍申报评审、修复、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对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提出要求。随着国家对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的顶层设计不断加强和完善，2018年9月17日，我国第一个关于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保护定级的国家标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正式发布，2019年4月1日正式实施，成为我国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科学依据。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过程中，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各省古籍保护中心的共同支持努力下，在项目设立和实施等层面对少数民族地区古籍收藏单位和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保存保护予以重点帮扶，多次在贵州、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召开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讨会等，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专门成立“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专业委员会”。在工作中，大家充分听取少数民族专家和基层单位意见，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政策制定提供决策支持，让各民族人民在工作上参与、情感上认同古籍保护事业，凝聚力量，形成团结奋斗、共同传承华夏文脉的良好局面。

（二）实施古籍普查，摸清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家底

截至2020年底，全国古籍登记工作累计完成270余万条（含部分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和民国线装书数据）。从实际开展情况看，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文古籍普查完成情况较好，内蒙古、青海、贵州、新疆、广西、宁夏等6省区的汉文古籍普查已全部完成，总量约11万部。中国民族图书馆及上述6省的合计12家单位汉文的《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出版完成。

面对机制、经费、语言、人才、地理等方面的诸多困难，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亟待摸清家底、分类整理、登记编目，普查工作在艰难中有序展开。西藏的藏文古籍存藏总量占全国藏文的三分之二，又主要分布在寺庙中，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克服青藏高原恶劣的自然条件，完成千余家单位和寺庙的18000余函藏文古籍普查工作，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哲蚌寺、萨迦寺、色拉寺等著名宗教场所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全面启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古籍保护中心对全区11座藏传佛教寺院和民间个人所藏古籍进行摸底调查，为全面开展普查登记工作奠定了基础。此外，蒙古文、水文、彝文、傣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普查工作也有序开展。在水文古籍普查方面，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中国民族图书馆采取项目合作的方式，完成11000余部古籍普查和近5万余拍书影采集工作。贵州省完成水文、彝文等少数民族古籍普查近15000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图书馆积极协调寺庙参与傣文文献普查，设立专项经费抢救收购傣文文献，同时积极改善古籍库房条件，成效斐然。

西西藏、地、县三级普查队员在藏北那曲荒无人烟的河滩上与私人古籍收藏家庭共同进行普查登记

依托“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中国古籍保护协会调动社会力量，先后组织志愿者奔赴四川、云南、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基层公藏单位开展普查。新疆、云南、西藏的活动还纳入文化和旅游部“春雨工程”——全国文化志愿者边疆行活动，“云南省古籍普查登记”项目入选文化部“2016年基层文化志愿服务活动典型案例”。

（三）评选珍贵名录，挖掘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价值

在国务院公布的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收录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133部，占总数的8.69%。随着古籍普查的深入展开，一批有重要价值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被不断发现。入选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元刻本《释量论》（西藏博物馆藏）,元至元年间刊刻于大都，历史上从无元代刊印藏文文献的记录及明代以前无藏文印刷实物的说法就此推翻。更为重要的是，作为13世纪藏文刊印本，《释量论》比永乐版藏文《大藏经》早一个世纪，成为当时藏汉文化交流、雕版印刷品引入西藏的有力证据。在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时，普查员们发现拉萨市尼木县切嘎曲德寺藏有上千种珍贵古籍，其中元刻本超过7部。这些特色各异、精彩纷呈的藏文典籍，为古籍版本研究和西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

《蒙古秘史》

《蒙古秘史》是一部记述蒙古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之历程的历史典籍，是蒙古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长卷。2009—2012年，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萨仁高娃作为援藏干部支援西藏古籍保护和普查工作，对西藏阿里地区托林寺发现的《蒙古秘史》蒙古文散页进行了深入的整理、研究和考证，明确其为17世纪抄写的《蒙古秘史》在西藏流传的异本，为入选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提供了扎实的理论研究基础。正如时任西藏自治区图书馆馆长努木在为萨仁高娃研究专著所撰序言中所言：“一部蒙古文历史文献，能够传入西藏，并在本地得到抄写，本是一段传奇的佳话。而作者在古籍普查中能够发现它，又能够围绕它进行研究，揭示其历史谜底，无论从古籍普查角度，还是从学术研究角度讲，均实现了我们古籍工作者将珍贵资料公布于世，为学界服务的理想和初衷。”在《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的少数民族珍贵古籍中，还有藏文清抄本《药物图释白银镜》（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藏）、西夏泥活字印本《妙法莲华经集要义镜注》（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满文清抄本《劝善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物局藏）等重要的民族文献令人称奇，不禁让人感慨中华民族大家庭多姿多彩的文字和文化。《雪域宝典：西藏自治区入选一、二、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古籍图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一（二、三）批广西壮族自治区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宁夏回族自治区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等珍贵古籍图录的编纂出版，也以更加多样的方式再现多彩的民族之光。

（四）推进分级保护，以评带促改善古籍存藏环境

从整体来看，少数民族地区古籍收藏单位的古籍保存环境条件参差不齐，省级图书馆、博物馆、高校系统图书馆情况较好，能够满足古籍保存的基本要求。但由于基层古籍收藏单位分布较为分散，部分文献的收藏又主要以寺庙为主，或大量散藏民间。通过十余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以评带促”带动改善古籍存藏环境的效果十分明显。在国务院命名的六批203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中，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贵州省图书馆、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等20余家民族自治和多民族聚集地区古籍收藏机构入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藏有大量珍贵新疆历史文献，曾连续申报“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在完成了库房条件的改善后，最终在第五批评审时成功入选，成为“以评带促”的典范。内蒙古巴彦淖尔图书馆、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图书馆等单位，多方筹措资金，积极改善古籍存藏环境，入选第六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为保存保护民族典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甘肃拉卜楞寺僧侣们在整理经卷

在古籍保护工作开展过程中，各少数民族地区古籍保护中心克服诸多困难，积极协助基层单位通过各种方式进一步改善古籍存藏环境。例如，2013年2月，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赴山南加查县达拉岗布寺，对该寺的1500多张古籍木刻板进行抢救性清洁、整理、制作书柜；贵州黎平县图书馆在省中心的指导下，对古籍书库进行密闭改造，采取安装空调、除湿机，更换实木书柜，加装防盗门；甘肃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古籍收藏单位积极筹措专项经费，新建标准化古籍书库；贵州毕节彝文翻译研究中心专门采购了古籍装具；等等。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古籍保存环境。

（五）开展保护修复，抢救民族文献助推精准扶贫

“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古籍修复作为一门技艺，是对古籍实体进行抢救性保护的重要措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修复始终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的一个重要内容。2015年，国家图书馆抢救性购藏一批珍贵的西夏文献。经过古籍修复人员的悉心修复，残碎书页完整拼合，粘连书叶渐次打开，最终修复完成。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纂《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献的修复与保护》为《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案例丛书》之一。在西域文献修复过程中，修复人员利用古籍修复档案管理系统，有意识地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档案资料，内容涵盖文献调查、残片修复、纸张检测、装具制作等方方面面，全面总结了西域文献修复项目的经验教训，是一份基于实践和理论的少数民族古籍保护重要案例。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先后为新疆、西藏等9个少数民族地区15家单位配发除尘修复工作台、纸浆补书机、手动型压平机等设备；在四川、重庆、云南建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通过传习所建设、导师传承、培训班学习，集中完成一批珍贵古籍修复工作。凭借着杰出的修复技艺，云南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获得国家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广西组织评选出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桂林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4家“自治区级古籍修复中心”，充分发挥了其在全区古籍修复工作中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云南省图书馆作为全国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之一，近些年抢救性修复了《猜考书》《金银的起源》等彝文古籍250册，傣文古籍9册，东巴经古籍40册，藏文古籍2285叶，拓片441张，奠定了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修复在全国的优势地位。其中，“纳格拉洞藏经”是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陡峭崖洞中偶然发现的一批藏文古籍。2014年至2018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以培训班的形式，依托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连续举办四期修复培训班，最终完成藏经修复，成为藏文古籍普查、培训、修复相结合的典范。随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又在云南举办傣文、彝文、东巴文古籍修复培训班，基层图书馆馆长、各民族同仁积极参与，修复了一批西南地区民族典籍，在修复故物中回顾和交流了民族文化，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

2014年9月22日，第一次纳格拉洞藏经修复培训在云南省迪庆州图书馆举办

在各省古籍保护中心的带领下，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原生性保护和修复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中。2016年，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组织一行五人赴昌都市对类乌齐县查杰玛大殿出土的400余编织袋古籍进行分类、整理、除尘等抢救性保护工作，完成版本鉴定报告和修复报告，并完成拉萨市墨竹工卡县芒热寺248页、山南市隆子县加玉乡强庆村白嘎寺2000页等破损古籍的修复工作。2014 年10月26日，新疆古籍修复中心由新疆古籍保护中心筹建成立，投入大量经费用于古籍修复人才的培训、修复设备及修复材料的购置，古籍修复工作有序推进。

同时，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通过建立帮扶机制推进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修复工作，委托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中山大学对口支援新疆地区开展民族文字古籍修复工作，云南省图书馆对口支援西藏地区开展藏文古籍修复工作。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大力支持新疆古籍修复用纸——和田地区墨玉县桑皮纸技艺的抢救和传承，通过购买新疆桑皮纸配送新疆古籍修复单位，既保护修复了新疆民族古籍，也有效传承了新疆桑皮纸制作技艺，实现了文化精准扶贫。除了桑皮纸外，西藏的狼毒草纸、云南的傣纸和东巴纸也经过科学的纸张检测，可用作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材料。

未完待续

（原文载于《古籍保护研究》第七辑，引用请以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