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实的王家屏 文/康继文 朔州文史创刊号封面 《朔州文史》2018年6月创刊号上署名作者“《三晋史话·朔州卷》编写组”的《忠直辅臣王家屏》一文。要说《朔州文史》能首发有关本地历史文化名人王家屏的文字实属难能可贵，王家屏确实是一位值得学习借鉴的超重量级人物。但该千字短文所言许多内容与史实不符，甚至是错误的，单说其文题冠以“忠直辅臣”来概述王家屏的一生就有多么不合适、不足以表现主人公的全部人生。短文全篇6个自然段，段段皆有错，下面逐一罗列厘正之： 朔州文史创刊号载王家屏文图 第1自然段是引言，简述明代的宰辅制度，并提及王家屏，这些内容且置不论。从第2自然段一开头，关于王家屏的生卒年纪“1535~1603”就出了错。这在前已表明，不再赘述。 第二处错是第2自然段中“初任翰林院庶吉士”之说。对于这一点，必须首先要明白“庶吉士”是何谓。 庶吉士，亦称庶常。其名称源自《尚书·周书·立政》篇中：“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烝。三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子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以并受此丕丕基。”“庶常吉士”之“庶”是“众庶”，“常”是“祥”，“吉”是“善”，“士”是“士夫”，总体是概括上文所举各官，说他们各司其职吉祥如一，用现代话说就是“他们这些祥善的人”。 明初有六科庶吉士，以位置新进之人使之历练职事。后乃专设于翰林院，在新进士中择其文章、书法较优而年龄未甚老者为之，由朝廷供给衣食俸禄，在翰林院肄习学问，以时用章奏、诗词歌赋、白摺小楷等为功课。一般以三年为期，结业考试散馆各授官职。庶吉士介于官与非官之间，等于候补的翰林官。凡改庶吉士者，通俗即称为翰林。成绩优异者留任翰林，授编修或检讨等职，正式成为翰林，称“留馆”。其余则被派往六部任主事或往都察院任御史，亦有派出任地方官的。 既称为“士”，“进士”“庶吉士”不是官职，再通俗但不恰当地说就如现在的大学里的“学士”“硕士”“博士”或部队里的“下士”“中士”“上士”一样是位阶，有相应名分待遇却不是职务官位。“翰林院庶吉士”既不是官职名，因此就无所谓“任”。要说王家屏初任，正是由庶吉士结业后被授职翰林院编修。 第三处错还是在第2自然段，说王家屏“预修《世宗实录》”：“在写《实录》时，内阁首辅高拱的哥哥高捷为求升官，用官银向赵文华行贿。王家屏不畏权势，竟将这件事写进了《实录》里。”这件行贿事是事实，写进《实录》也是事实，但这段文字传递给读者的这两件事发生的时间与人物信息却是有误的。这两件事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王家屏也不是与这些人物都有见教。 王家屏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是在隆庆四年三月九日（丙子），并被补充为《世宗肃皇帝实录》纂修官，直至隆庆六年五月廿六日（庚戌）隆庆皇帝崩，此期间内阁首辅是高拱。而高拱哥哥高捷行贿赵文华事在嘉靖年间。志见《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嘉靖三十九年六月初七日（壬寅）记：“查盘给事中罗嘉宾、御史庞尚鹏等言：浙直军兴以来，督抚诸臣侵盗军需无虑数十万，臣等奉诏通查出入之数，其间侵欺有术、文饰多端、册籍沉埋、条贯淆乱者姑无论已，即其文牍具存、出入可考、事迹章灼可得而陈其数者，则如督察尚书赵文华所侵盗以十万四千计，总督都御史周珫以二万七千计，总督侍郎胡宗宪以三万三千计，原任浙江巡抚都御史阮鹗以五万八千计，掺江都御史史褒善以万一千计，巡抚应天都御史赵忻以四千七百计。此皆智虑有所偶遗、弥缝之所未尽，据其败露十不及其二三，然亦夥矣。至于操江都御史高捷，则明以江防银二千两檄送赵文华。”而其中所指高捷送官银给赵文华事实在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后，当时因江浙一带倭患，赵文华奉命以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浙直军务，其时高捷在任提督操江右佥都御史。 王家屏为史官修《实录》时，与早已杳杳渺之的赵文华、高捷之流根本不存在任何恩恩怨怨，他只是据朝廷文献档案资料整理，秉笔直书。 第四处错在第3自然段开头：“万历初年，晋升日讲官，专为皇帝讲书。每日讲课时，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对皇帝的学习要求很严。”这种说法引起的认知混乱和现实误导皆因想当然而生，实际并不是这样简单玄乎的。 请看王家屏在万历初年的职事变迁及其帝师生涯： 万历元年正月初十日（辛卯），大学士张居正等请开经筵，翰林院编修王家屏被任命为展书官。 万历二年七月十七日（己丑），以《穆宗实录》成，王家屏由翰林院编修升为翰林院修撰。 万历三年三月四日（癸卯），王家屏受命与同科进士改为庶吉士而后任职翰林院的于慎行、沈一贯等编纂诸司章奏。 万历三年七月十八日（甲寅），王家屏以经筵展书官翰林院修撰身份补为日讲官，破了“讲筵必宿儒”的先例。此年王家屏四十岁，万历皇帝将及十二周岁。“时上冲龄向学，日御讲殿。家屏从诸耆儒后，音吐朗鬯，开发恳款。上常敛容受之，退谓左右：'王讲官，端士也！’”（《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一） 万历三年八月初一日（丙寅），大学士张居正题请命翰林院日讲官王家屏同日讲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申时行等轮记注起居、翰林院侍读罗万化编纂章奏。 万历三年十月十九日（癸未），王家屏与日讲官翰林院编修沈一贯同受补赐御笔“责难陈善”大书各一幅。 万历四年春，以疾请休沐还里。 万历七年（己卯，1579）初，诏命还朝；四月初抵京，四月十七日（壬辰）受命以原任翰林院修撰仍充日讲官；六月十九日（癸巳），受命充任《大明会典》纂修官。 万历八年三月，充廷试掌卷官。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丙午），张居正病逝。七月十五日（庚午），王家屏由翰林院修撰升为司经局洗马兼修撰掌局印；九月廿三日（戊寅），王家屏升为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照旧掌管局印。 由上可知，王家屏在任日讲官的同时还担任着史官职责。 至于怎样给皇帝做老师，这要清楚当时皇帝学习的内容与有关礼制。就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而论，皇帝主要学习经史及治国理政的典籍，年轻皇帝还要练习书法。术有所专，业有所攻。要培养全面杰出的一国之主，作为皇帝的老师就不止一个两个。再说皇帝学习的课堂形式也不同于常人，大致有日讲、经筵两种。明代万历年间制度，常朝在每月逢三、六、九日，每月逢二日又是开经筵时，除去寒暑及有故暂免，日讲也并不是每日都有的。 据《明史·卷五十五·志第三十一·礼九·嘉礼三》“日讲”条载：“（皇帝）御文华穿殿，止用讲读官、内阁学士侍班，不用侍仪等官。讲官或四或六。开读初，吉服，五拜三叩首；后常服，一拜三叩首。阁臣同侍于殿内，候帝口宣'先生来’，同进，叩首，东、西立。读者先至御前一揖，至案展书，压金尺，执牙签。读五过，掩书一揖退。先《书》，次《经》，次《史》，进讲如读仪。侍书官侍习书毕，各叩头退。于文华殿赐茶，文华门赐酒饭。”又“午讲”条载：“隆庆六年定。每日早讲毕，帝进煖阁少憇，阅章奏。阁臣等退西厢房。久之，率讲官再进午讲，讲《通鉴节要》及《贞观政要》。讲毕，帝还宫。凡三、六、九视朝日，暂免讲读。”“又嘉靖六年定制，月三、八日，经筵日讲官二员，讲《大学衍义》。十年，定无逸殿讲仪。质明，帝常服乘辇至殿门，众官于门外迎候。帝降辇，乘板舆，至殿升座。各官于殿门外一拜三叩首，入内，东、西序立。赞进讲，讲官大学士一员出班叩首。命赐坐，一叩首，乃坐。讲毕，展书官跪掩讲章，讲官叩头复班。又学士一员承旨坐讲，如初礼毕。各官至豳风亭候驾至，亭内赐宴。” 王家屏后来又做了经筵讲官，那是在张居正死了以后的事了。但查遍所有典籍也未见给万历皇帝讲课的老师有坐着讲的，遑论“正襟危坐”！ 再说王家屏任日讲官时，与他同时担任日讲官的五、六位各自所负担讲的内容《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等不同，另外还有专门负责教习写字的侍书官。“书”的意涵广泛，其所指称内容往往需依据特定语境而定。“四书”之“书”与“侍书”之“书”不同，“书”要指书又专称“书经”，如此“专为皇帝讲书”之“专”与“讲书”之说岂不昏昏昏昏？ 第五处错在第4自然段，开头“万历十二年（1584），王家屏以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阁臣的行列。”所言大谬。因为王家屏从未任过“礼部左侍郎”，他入阁时是授职“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据《明神宗显皇帝实录》载： 万历十一年三月三日（乙酉），王家屏奉命以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掌左春坊印；是月，充廷试受卷官。 万历十一年九月廿二日（庚子），王家屏受命主考会试武举；九月廿四日（壬寅），升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 万历十二年正月廿六日（甲辰），王家屏受命以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教习庶吉士；四月廿八日（甲戌），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并经筵日讲如故；十一月一日（癸酉，朔），由礼部右侍郎改任吏部右侍郎，兼官并经筵日讲如旧；十二月二日（甲辰），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内阁辅政；十二月十九日（辛亥），受命充《大明会典》总裁及同知经筵、日侍讲读。 登第甫十六年，“去史官二年即辅政，前此未有也。”（《明史》本传） 很明显，第4自然段中说“当文官仅二年即辅政，在以前是没有先例的。”其“文官”之“文”是“史官”之“史”之误。这算是第六处错。 第4自然段接着说“不久，便升任礼部尚书。”是第七处错。事实是： 万历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丙申），敕命王家屏“升任礼部尚书，仍兼东阁大学士，照旧入阁办事，差官行取驰驿来京。”而此时王家屏因丁继母景氏忧在老家山阴县刚刚完毕，身心不爽，三辞不允，皇上累遣使敦促，终于万历十七年四月初六日（壬午）由山阴起程，途中半个月，于当月廿一日（丁酉）到京领命。 从万历十二年十二月到万历十六年十二月，这四周年数五年的一段时间何言“不久”？王家屏的官职是“升任礼部尚书，仍兼东阁大学士，照旧入阁办事”，也就是说王家屏是阁臣，是大学士，他的“礼部尚书”官衔是个职衔，他不是专职的尚书，而当时有专职的的礼部尚书朱赓。显然，不提他的“兼东阁大学士”而只说“升任礼部尚书”是错误的。 第八处错是第4自然段最后一句“万历十九年（1591），代王锡爵为首辅。”因为王家屏与王锡爵二人之间不存在谁代替谁为首辅的问题。 如前所述，王家屏在万历十七年回京上朝，当时内阁辅臣四人依次是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王锡爵于万历十九年六月得准假离开北京回老家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今江苏太仓）省亲，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今属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人许国与南直隶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人申时行先后相继皆于万历十九年九月休致回籍，内阁又补入浙江兰溪县人赵志皋、江西南昌府新建县人张位两位辅臣，而其时张位又远在江西老家，这样实际在阁值守者只有王家屏、赵志皋二人。半年后，于万历二十年三月会试前，王家屏罢归。此后王锡爵任元辅两度来去，而王家屏直到去世也再没有被起用过。 再看第5自然段说：“万历年间，皇帝疏于朝政，嗜酒、恋色、贪财，崇尚道教。”纯属一言以蔽之污蔑，算第九处错。 众所周知，明神宗朱翊钧10岁登极，做皇帝四十八年，其年号万历。这位万历皇帝从小聪慧，对他爷爷嘉靖皇帝实为推崇，有志成为一位圣君。在青少年时期也就是张居正为相的十年中，他宵衣旰食勤政励学，国计民生可谓兴旺，有史称“万历中兴”之盛。在长成婚配后脱离了母后的管束，渐次酒色财气宴安怀毒，朝讲希临。直至万历二十年罢黜王家屏后，阁臣对他的约束就越来越微，以至于章奏不批、缺官不补、宫府阻隔，但即便如此也从没有大权旁落，还完成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文治武功不可谓不著。 万历皇帝极孝，因两宫太后笃佛，凡有佛事请必随喜。据《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释道盛衰”条载：“世宗留心斋醮，置竺乾氏不谈，初年用工部侍郎赵璜言，刮正德所铸佛镀金一千三百两，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议，至焚佛骨万二千斤。逮至今上，与两宫圣母，首建慈寿、万寿诸寺，俱在京师，穹丽冠海内。至度僧为替身出家，大开经厂，颁赐天下名刹殆徧，去焚佛骨时未二十年也。然上神圣，虽皈依净土，毫不以意指示人。辛丑、壬寅间（“辛丑”指万历二十九年，“壬寅”指万历三十年），紫柏老人游辇下，极为慈圣（指万历皇帝母后慈圣皇太后李氏）所注念，即上亦出御札与答问；第至开戒坛诸事，大珰辈屡屡力为之请，终不许也。后妖书事起，紫柏逮入狱，寻卒，上亦不问。”对佛教如此，对道教毫无证据可言“崇尚”，其实根本就不喜欢！ 第十处错在第5自然段中间的“神宗以'违旨诲君’的罪名，将李献可降职外调，其余人夺俸半年。” 这“违旨诲君”是个何等罪名？“诲”（音“huì”），教诲也。怎么还有“违背旨意教诲君王”的罪名？这却闻所未闻。按其罪名“诲”应当是“侮”（音“wǔ”），取其“欺侮”“轻侮”“侮慢”之意。查《明神宗实录》该事体记载中确实是“违旨侮君”。 第十一处错在第5自然段末：“王家屏卒，赠太保，谥文端。有《复宿山房集》和《王文端公诗集》传世。” 给王家屏“太保”衔的是泰昌元年十一月天启皇帝所加赠，在万历年所赠是“少保”。 该文结束在第6自然段又概略性地介绍王家屏的不凡，说“万历皇帝钦佩他的宏深经术和端庄的气质，常常在左右面前称他为'端人’，御题'责难陈善’四字以赐。”这说法好像是真的，也起到了渲染王家屏“独”受恩宠的程度。 诚如本文前面提到少年万历皇帝曾称赞王家屏为“端士”或说“端人”也罢，还曾“补赠”同为日讲官的王家屏和沈一贯各一幅御笔“责难陈善”，《明神宗实录》《万历起居注》中记载在此前万历皇帝已当面书赠同样的字幅给其他日讲官。诸如此类似是而非的说法充斥在该文几乎每一段落的每一处，要一一深究只恨纸短情长，那又不是此篇文字要说的了。 王家屏墓2011年新立碑阴刻文多错 这些面对大众的公然的错还存在于近年在山阴县河阳堡王家屏墓前新刻立碑上。请看该《王家屏之墓》碑阴文： 王家屏（一五三五~一六〇三）字忠伯，號對南。五歲受業于父，十三歲取秀才，二十九歲中舉人。明隆慶二年（一五六八）三十三歲獲二甲第二名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萬歷三年（一五七五）晋升修撰，充日講官。萬歷十一年（一五八三）進詹事府，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次年先后擢升禮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東閣大學士，為内閣成員。萬歷十七年（一五八九）丁繼母憂服闕，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召起複阁事。萬歷十九年（一五九一）柄相國為内閣首輔。萬歷二十年（一五九二）辭官罷相回原籍山隂。萬歷三十一年（一六零三）辭世，享年六十八歲，葬御修墳中。追封少保，謚文端。熹宗時增封太保。民間以“王閣老”“王閣爺”敬稱。有《王文端公詩集》《覆宿山房文集》傳世。 大众对于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一般很敬重。但事实是除了近代以前碑刻不说，现代碑刻大多是要大跌眼镜不必迷信的。且说以上314个字符碑文，其错讹之多不伦不类难以卒述，若要详细展开逐字逐句批驳需费大量篇幅。结合前文对王家屏生平已有介绍，对此碑文所志生卒年的错误就不再理论，其他大致概括如下： 一、总起来看其古不古、今不今，行文不规范，句读不清，用字欠考究，反映出语言文字功底差。 对此，各位看官明眼，无须絮烦。 单说用字，古人是很讲究的，不同的字自有不同的用途。如文中“萬歷”就是错误，准确地该是“萬曆”或“萬暦”。“獲”该为“穫”，“複”该为“復”，“升”该用“陞”。此说若有不认可者，现代媒体便捷，个中原委请自查考。 王家屏墓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对一些事实表述含混其词、模棱两可，反映出对历史知识及王家屏其人其事并不了解。 1、“次年先后擢升礼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东阁大学士，为内阁成员。” 这叫什么话？如前文所交待，王家屏为内阁成员前过程是由礼部右侍郎而吏部右侍郎、由吏部右侍郎而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他是一路京官由翰林而入阁的。 2、“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丁继母后服阙，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召起複阁事。” 这简直是狗咬烂沾布——一团糟！混淆视听。请看前文，王家屏丁继母忧服阙是万历十六年事，当时就诏命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是万历十七年赴京上任的。 3、“追封少保，謚文端。熹宗時增封太保。” 这就更错出花儿来了。看官请注意：古代礼制，“生封死赠”。王家屏死后，那“少保”是赠的，“太保”更是赠的，怎么能说是“增封”？ 山阴县南洲庄村 三、关键定论出错，甚至把名称搞错，反映出对地方文化没有把握却太急于事功。 文中说“葬御修墳中”，纯属臆想谬断！实际是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该河阳堡王家屏墓被盗挖、文物部门考察后，勘定王家屏本人尸身棺椁乃至一衣帽毫发并没在此“御修墳中”。而据笔者研究王家屏十几年所掌握的种种资料判断，王家屏确实未葬在此处。 山阴南佛宿山 最后再看看这“有《王文端公詩集》《覆宿山房文集》傳世。”亦如前文已表明其“诗集”与“文集”的官司。此最大问题是“覆宿山房”——这纯粹是一个野路命題！正确的是“復宿山房”！在所有有价值的史籍中记载“復宿山房”是王家屏在山阴县南洲山庄所置书房名称，其取义源自山阴县名来由之南山“佛宿山”。顺便说说，“復”字简化为“复”，可“复”字繁体“複”与“復”便不同通，许多汉字简体对应繁体有不同的字用，因此不能简单由繁到简再由简到繁地来回折腾，也就是说是不可逆转的，这也取决于其具体用途。 所有这些对有关王家屏史实的讹误多是出于学养欠厚、学力不足、学风浮躁使然，若不深究按严格的学术要求课考，倒也算不得什么。问题是还有无中生有瞪着眼瞎说撒弥天大谎滑天下之大稽的无影传，把王家屏编排成什么敢对皇帝骂娘、能神断无头血案的山东巡抚等等鬼话连篇，不知其始自何方幺蛾子从何处妖窟祭起那画皮冠带装腔作势也，更不测其在科技社会文明日益发达的新现时代仍去传抄坊间故伎是何居心也。 典籍具在，兹不备述；抛砖引玉，去伪存真。 戒于行文，所列史实未一一标注出处，若有方家见教，鄙人愿为一一指陈。 写于2021年12月15日宴寮学亏斋 作者简介 康继文，男，七〇前，山西山阴人。多年从事国学经典推广及地方文史研究及写作，有明代乡贤曾任万历帝师内阁首辅王家屏文化成果已出版或将出版。 特别声明：本平台作品以原创为主，转载为辅，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作者提供的部分照片来源于网络，如文章、图片涉及侵权问题，自告知之日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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