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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启蒙主义的理性、乐观、进化思潮与本世纪的非理性、悲观、反历史思潮相冲突而并来，同在最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心魂中投下了身影。在近代与现代、理性与反理性、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历史主义与虚无主义……这一重重的纠缠之中，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心魂结构变得阴郁而复杂。精神上的天崩地裂、无处安栖，使他们的忧思步向了终极追问。 本来，传统中国人是不肯作终级追问的，深入某一问题到一定层面后就适可而止了，“再，斯可矣”（孔子语），这就是中国式的缺少形而上提升的思维方式。随着中国近代以来人性的觉醒，为古典世界的“天崩地裂”唱出一曲挽歌的《红楼梦》已呈露出终极追问的姿态，经由西方思潮的唤醒，现代知识分子进一步深入到这种眺望彼岸、穷究人性的追问之中。 中国自晚清以来的政局国势，使强国保种、救亡图存的焦灼成为数代知识分子共通的心理体认，大部分现代作家关注的是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奴役，争取民族的尊严和人的解放，他们对人性的弱点，人的道德困境，人的生存危机感和荒诞感在当时世界文学中的凸现，保持着一段不可逾越的距离。反映在文学上的忧患，主要表现为普泛性的感时忧生，对“老中国儿女”不得其所的“命运和死亡”的悲悯和反叛。“终极关怀”在现代文化主流中处于被“遮蔽”的状况，只有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等极个别的现代作家，能在“经世致用”、“救国”的时代话语之外，直面灵魂和存在，表现出丰富而复杂的文学的精神维度，具有终极追问和终极关怀的性质。 统的鲁迅解释框架，无论是左翼论，还是启蒙论，皆遮蔽了诸多认知视野，同时也把鲁迅后期的社会历史选择，当作终极选择和终极关怀，其实，在鲁迅那里以不同形态同时存在着多种思想，变化的是某些实体性思想，不变的是以终极追问为脉络的思想结构或主体性结构。而这一主体性结构无疑是焦虑的，表现有三： 一、末世感 接连近代文学的始于1919年的现代文学，从中国文学的悠远中获得了它的全部丰富，更从近代文学那里直接继承了世纪末的忧患。这种末世感作为清末民初一种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浓郁的“精神氛围”，与西方传入的世纪末思潮不谋而合地遇合汇流。可以说，正是这种思想资源与西方世纪末思潮的历史汇流，决定了五四启蒙主义不同于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的特质和内涵。也就是说，虽然当时在中国科学、民主、进步观念无疑占主导地位，但“世纪末”思潮带来的颓废、唯美、文明没落和种族退化论等学说，亦影响深巨。 作为被迫应对现代性的挑战的后发展国家，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也无可挽回地一点点丧失了本土固有的传统价值体系以及传统美感。敏感的现代知识分子普遍感受到丧失的过程中所透露出的挽歌意蕴，因此，末世哀歌在中国现代审美主义的发展轨迹中，是一种带有普遍性和总体性的美感情调。这种情调的产生，具有一种基于中国现代历史境遇的必然性，是担忧文化流失基础上的文化意识的强化，以及对文明日渐剥夺的古典情调的被动性挽留。 “贾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感到“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终于“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 。在鲁迅评《红楼梦》的这段著名的话中，我们能感受到一种感同身受的悲怆。中国千百年来兴衰沧桑的悲歌悠久地回荡，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无法卸下的文化重荷，这种历史的黑影投射下来，我们发现，即使在鲁迅、周作人等现代启蒙主义者的思想中，也缺乏欧洲十八世纪的热和动，而先天地显出不少“老态”。中国传统文化阅世很深，深知生命的种种限制，以柔顺和慈祥作为智慧，在这样一种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作家，似乎难逃与生俱来的暮气。而正是通过他们对待“身中的迟暮”的态度，我们能够看出不同的现代意识、文化心态及由此导致的行为方式。 由于中国近现代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激烈，社会思想和文化意识集中在社会政治问题上，缺乏一个比这更高的灵魂审视点，无法实现超越现实、人伦、国家、民族之上的精神关怀。因此，现代中国未能产生比较成熟、完整、系统而深刻的思想体系。鲁迅既有着激越如《热风》的理想一面，也有着冷寂如《坟》的幻灭的一面，最深刻反映鲁迅心灵世界的散文集《野草》，偏爱写夜、黑、影、梦、死、墓、地狱、深渊、荒野，写那些模糊、玄缈、空虚的意象。似乎只有在这些意象中，那颗孤独之心才能得到片刻安妥，那正是鲁迅灵魂阴暗面的泄露。“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于生命形式和意义的肯定和超越性论证，不是从生活的正面，即人们所期盼的光明和希望中给出，而是从它的负面，即人们所恐惧的绝望和虚无中给出的。意识到“绝望之为虚妄”，虽然终于把鲁迅从绝望的心理状态中拔出，并为他同样虚妄的行动选择，提供了可能性，但“虚妄”终究是一种无形态的价值指向，因而在人生意义的探索中，鲁迅注定得不到确定性的终极答案。所以他始终无法从根本上消解生命的焦虑。 二、宿命观 我们的民族思维在很长时间都保持着一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循环结构，这是自然规律化的农耕文明所形成的精神特质。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大量明清小说，统统体现着“好”与“了”循环反复的历史规律。这一历史规律既支配着历史叙事的结构，更显现出中华民族的审美精神结构。明清小说所演绎的这样一种历史理性，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自《周易》开始，中国传统思想就存在着循环往复的历史观念，加之以佛、道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学说的深入影响，更使历史循环论呈现出颇为丰富的形态，构成为中国历史理性的一个重要侧面。深厚的文化积淀很难清除，即使在进化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灌输下，现代中国人头脑深处还盘据着民间世俗的历史观念，相信“天下之势，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通过这样一种“无往不复”的历史逻辑推衍，魏晋、南宋、明末这些“天崩地裂”的历史时期，最易引起现代作家的联想和比附。他们站在历史的尽头抚弄世事经纬，倍感沧桑历劫、无力回天，因而看不到现代中国的新出路，而沉湎在挥之不去的“夕阳”情结里。一次次的军阀混战、政权更迭，绵延十几年的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在现代中国人的心灵中留下了无尽的新伤旧痛、悲喜忧乐。一些现代文人无法安顿在历史的烟尘中惊惶战栗的灵魂，他们只有将眼前的严酷现状，看成是一种永不停息的恶的力量的周而复始。 这种循环往复的的历史理性，尽管有廉价的乐观，尽管有深沉的绝望，但并非是浅薄而世俗的，它在许多现代作家的思想中都有着深入、复杂的展开。周作人将自己的历史观称之为“暗黑的新宿命观”，他在“五四”时期提倡“人的文学”，批判传统的“非人”文学，表现曾何等坚决勇猛，但很快就又与传统接上了“气”，大讲新文学如何与“晚明的传统”血脉相通，把文学地划分为“载道”与“言志”两类的交替起伏。鲁迅的思想中也有循环再现的历史悲剧意识，他说：“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 时间流逝而世界轮回，中国常常往复着先前的运命，使鲁迅提出了中国历史乃在“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与“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之间循环反复，而且与此相应的造成了一些人在“狼”面前是“羊”，在“羊”面前是“狼”的双重人格的反复变化。这种对封闭循环的中国历史兴衰变化的观照，达到了何等深刻的地步。鲁迅也正是悟到了这种“宿命”而放弃了“进化论”，其对历史与人生的洞若观火是同时代者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三、裂变的生存境况 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特征之一是分化，国家与社会共同体的分化，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不同文化集团的分化，知识领域的分化等等。正如叶维廉指出的，“从大处着眼，传统中国的诗和艺术，多倾向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现代中国文学则倾向于社会与个人的冲突”。 以现代化问题为基本格局和走向的中国现代文学，从降生之日起，就承载着流派蜂起、思潮争战的分裂的宿命，体现着现代化自身丰富和复杂的矛盾性内涵。现代知识分子对于裂变的生存境况的深刻体认，对于道成肉身的人生意义的苦苦追寻，正是走在李贽横死囹圄、曹雪芹撰说荒唐、吴敬梓绝意士林这些否定了已有的传统价值体系，但又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的前行者所开辟的路上。 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普遍社会心理，是寻找集体认同的共同法则，这种表面的圆融是以个体意识的取消为代价的。所以，鲁迅质疑传统生存方式的虚妄性，明确说出：“人生最可悲的，是梦醒之后无路可走。”鲁迅不在历史的旧梦中沉酣，也不轻易给出进化论思想和政治认同所包含的乌托邦憧憬，对于自欺欺人的集体性幻觉的否弃，对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的反思与批判，在鲁迅这样的现代启蒙者那里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数千年来中国文学表现情感，要么讲儒家的人伦，要么讲道家的“逍遥”，要么讲佛家的“因缘”，三家都是强调和谐、合一，但在鲁迅等现代作家笔下，却表现了截然不同的分裂的问题境况，充满了愤世嫉俗的、不肯化归某个群体的强烈的个体思维。“真”与“假”，“梦”与“醒”、“幻”与“实”的命题，之所以在鲁迅手中被频繁使用，与近现代以来知识分子探索自我价值的坎坷历劫，与开思想先河的《红楼梦》所宣示的深切沉痛的“寻找自我”、“寻找出路”的主题不无关联。在寂寞中前行的新文化先驱者，对贾宝玉没有参照系和依托感的“独醒”状态，无疑有着感同身受的体认。近代思想文化运动冲击传统的“诗教”文化，给中国大地带来了思想的解放和“人”的觉醒，也带来了另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生命个体从群体中拉出。在个体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的双向撕裂中，内在能量被释放出来了，却又面临极端的不定性、虚无性和无意识的黑暗性。 鲁迅终极追问者为何？可能是难以描述的，从寻根究底为时代绘像的《呐喊》，到墨光四射、无字处皆文章的《野草》，都营造了一个完全无法解决的未知结构、两难结构和悲剧结构。伟大的艺术家往往能冲破自己所处时代的群体结构，走向人类精神领域更深的殿堂。宽泛地说，鲁迅的小说几乎每篇都是一种象征，几乎每篇都包含两个世界，具象世界和象征世界。如金圣叹所说：“须知文到入妙处，纯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联绾激射。” 鲁迅真正把握了这种“寓真于诞，寓实于玄” 的文字之妙，通过对“象征”世界的展现，鲁迅对生活情态描写中所蕴含的理性内容和深层含义作了更丰富的阐释和表现。鲁迅在文学中以有限寓无限的终极追问，关乎当代中国人人性的重建。这是鲁迅在触摸到欧洲精神的根底之后、在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由合一向分裂转化的过程中，以“伟大的审问者”和“伟大的犯人”这双重身份去挖掘的“灵魂的深”。鲁迅对虚无的感受，是对存在的沉思推进到一定深度后所面临的，所暂时无法跨越的，是以过渡性和成长性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文学的历史局限性所致。 鲁迅的这种虚无，与西方哲学中的虚无主义是有着质的区别的。可以说，鲁迅式的虚无是过分执着人生的结果，也是太热爱人生的结果，是一种属性炽热的虚无。现代作家中真正活得轻松的，可能便是林语堂了。他曾评说鲁迅与周作人一热一冷趋两极端，热可怕，冷尤可怕，是放逸文士之所不为。林语堂的评论不无偏见，但他的本意，是想彻底消解和同时超越冷与热，走上因虚无而轻快的“放逸”之路。他发展出一套完备的梦的哲学，主张“睁着一只眼做梦”的生活艺术。认为没有虚幻的憧憬，就无所谓醒悟，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奢望，就无所谓失望，这样精神才得到彻底的自由。而这正是鲁迅质疑的生存方式的虚妄性，而且还带着中西文化杂糅的不彻夜性。与林语堂的半梦人生不同，鲁迅不肯和解、终极追问的思想结构，只能将他导向焦虑的裂变的生存境况。 伴随着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裂变，曹雪芹与《红楼梦》在深批世理、看透尘世之后，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片安宁的栖身之所，无法给人以完满的解脱。自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体系屡遭冲击而疲弊凋零，“方法性否定”不能产生创造性的价值依托，在价值迷乱的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中，像鲁迅这样“寻找自我”、寻找精神向度的思想者，自然是“举步荆榛，极目烟尘” ，他的人生必然是焦虑苦涩的，在他心灵的忧思中，包含了信仰危机、末世的悲凉之感及人生的多重幻灭。而正是这种选择道路的曲折、复杂和令人震颤的悲剧性，使存在与虚无的人本困境在长期的暗黑状态中被照亮。纯粹灵性的、单向的、分裂的、永远达不到深处、走向黑暗与死亡的个体生存意识，在鲁迅身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真切入骨的体验。鲁迅也因此成为二十世纪在人性的终极追问上走得最远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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