芸芸众生中，多少人身上都有着一些根深蒂固的牵绊，一朝相系，不得抽离。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属于另一个层次的力量，完全不是当事人所可以左右。这股力量促使人们去完成，他们不曾想过要完成的事情，去到他们没有想去的地方。似乎冥冥之中，我们都是带着某种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总会在某个时刻，迎头碰上命运的定数。
我们就这样 各自
辗转于不同的情节和结局
在时光和欲望的路途上 颠倒流离
始终未曾逃脱宿命的手心
什么是宿命？我认为，就是倘有前因，必有后果。比如，中国某种程度上乃是一个大陆孤岛。其北邻极寒、西靠高原，南面是无限延伸的海与岛，而东面则是浩瀚太平洋。在这个孤岛之中，是从南至北几乎贯通的连续耕作地。而欧洲则整个是破碎的地形，在地理上几座高山将这个欧洲分割成了几个大块。这种地理条件造就了一个宿命的结果：大陆孤岛形成了统一国家、以种粮为主的农业经济，而欧洲地形导致了地域分裂、开放竞争的重商传统。地理环境的巨大地区差异，造就了中国区别于欧洲的社会经济特点和发展道路。
又如，孔子生前一直不得志，辗转于六国，奔波一生而无所得，他是一个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我想起学者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其主要特点是背井离乡、疏离主流、边缘化，具有业余、外围的身份，他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宿命。由此，我明白，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不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才有的境遇，西方知识分子同样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亘古未变的权力结构笼罩天下的态势。因此，我理解了孔子的“士不遇”的宿命，本质上正是命运本身，命运就是知识或者思想无法突破和根本上改造权力体制。
在一个历史的棋局上，不管是领袖，还是市民，不管是公知，还是农夫，都逃脱不了历史的宿命。人在虚妄中忙忙碌碌地谋算，谋算国的事，谋算家的事，谋算钱的事，但历史面目冷峻，沉静无语。因为一切，都在它的宏流中注定泥沙俱下或玉石俱焚。每个人的性格与命运真是互为因果。年轻时代的经历，只是围棋盘上最初布置的几颗棋子，看似漫不经心，煞尾收宫时却生死攸关。它们所决定的格局与大势，终会随着时间逐渐显现。只能顺着它走，无法突破宿命。人仿佛是上界手中的巨大玩偶中的红绿骰子，在时空的颠簸中无常地颠倒着，其实这才是接近真相的。最终，死亡是一种个体生命无可抗拒的宿命，是万物的宿命，渺小如细菌，广阔如宇宙，都难逃一死。
东方文化最讲宿命。佛家有云：“前生我是谁，来生谁是我”。它所探讨的便是众生在轮回中的命运轨迹。貌似毫无关联，却又密不可分。肉体早已面目模糊，精神却在不同的时空互相关联，是在不同人生、不同时代的一次次相遇……生命一道道的轮回，不过是一场场时间的旅行。不知人世是否会有来生。但我们每一天留下的每一点滴，都在为这个世界书写着改变的传奇。人与人的生命，彼此相连，前世今生，每一个恶行和善举，也许都孕育着我们的未来。
常常自问，西安，我命中的宿地，为什么我会在这里，而没有留在北京，或者回到南方，自由地过另一种生活？这个力量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因缘牵系？我来了，来到这个苍茫古都。在这里安顿下来之前，我走过了多么迢遥曲折的路啊！
世事苍茫，宛转逆折，说什么在劫难逃，宿命所归都是无用的。
在盲目的生活机遇面前，在种种的个体差异之中，穿越滚滚人流，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虽说事在人为，但是在冥冥之中，很多事情总能让人觉出上天早有安排。我们被宿命裹挟着兜兜转转，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是宿命的必然。宿命是开始清醒地明白，任何一个结果的发生，都有它理所当然的理由。
有一种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精神，乃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当年周游列国，去传播儒家之道，但没有君主把他当回事，但是孔夫子还是坚韧地实践他的理想，激励他与后来无数代士大夫的，正是“知其不可而为之”。鲁迅曾经写过一篇《过客》，是我最喜欢的鲁迅散文，他笔下的那个过客，明知前面是一片坟地，人家都劝他不要往前走，都是死亡和鬼魂等着你，但过客依然要往前行。这就是后革命年代的后理想主义，在孔夫子和鲁迅身上，都有这样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在虚无的命运中超越了宿命，成为反抗虚无的英雄。
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世间七苦尚未参破，人心如何能得安宁？
我的心里急管繁弦，彻夜喧嚣着。弹乱了五音，烹透了七情。
最终，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有些宿命，既然无能为力，便要学会坦然以对，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与无限的虚无相比，有限生命的长短显得不重要。任何生命，从出生起就已经战胜了虚无，曾经真实的活过一次。既然生于偶然，死于必然，不妨在途中，将生命的美酒满斟和痛饮，在收割一切的秋风刮起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