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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千架上的超脱 著名日本导演黑泽明，在1952年拍过一部电影叫《生之欲》。这部电影的的伟大之处，是通过生命的消逝来表达人应该怎样活着，讨论生的价值。 影片开头，一群市民来市政府市民科反映排污问题，市民科把问题踢给公园部门，公园部门踢给交通部门，皮球这样轮番在市府所有基层部门之间踢了一圈后，又返回市民科，而那个埋头于连篇累牍的卷宗之中面容愁苦苍老的男人，就是市民科科长渡边勘治。他是名近三十年全勤的模范公务员，然而他和同事们每天忙碌却人浮于事，不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此时画外音为观众介绍了渡边先生，这个三十年没有请过一天假，如同行尸走肉的家伙，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保住饭碗。为了保住这个职位，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每天的工作按部就班，毫无创造性，无休无止的收发、传阅、签署文件，无休无止地应付市民的报怨和上诉。渡边身边也都是与他相同的人，在职业踢皮球、混日子、麻木忙碌的民生机关单位中，渡边是他们中无差别的一员。机关单位这大染缸，无所谓好人坏人，混久了出来都变成了一种颜色。直到一天，渡边忽觉胸口疼痛难忍，不得已，三十年来第一次缺勤，去医院检查身体，才知道自己已患上了绝症。一纸死亡通知单，让渡边这个了无生气的老家伙有了变化。 黑泽明为了描写主人公被异化的处境，用了很多段落详细地展现了公务员案牍劳形的情状，甚至有些琐碎。其实，主人公三十年来兢兢业业的工作并没有什么意义，生命被虚度了。整个上半场，老公务员渡边在迷茫中固执地探寻自己存在的意义，下半场则是由守灵的酒席中昔日的同事们倒叙往事。渡边终于在死前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就是影片开头市民反映的社区污水问题，他在本来因积污带来疾病流行的贫民社区修建了一个公园，在修建的过程中，他排除所有的困难，干劲十足，本来快泯灭的人性重又散发光芒，他逐渐得到了社区民众的拥戴。渡边修建公园的事迹，影片没有直接表现，而是通过葬礼上的所有人的对话和回忆中显现出来的。影片中，黑泽明的手法非常大胆，不到三分之二处突然拿掉主角，后一个小时通过别人补述，来表现和丰满缺席的主人公形象。通过那些琐碎的别人的记忆，像一个拼图，一点点拼出完整的故事。快结尾时，通过夜间值班的警察之口，观众得知了渡边死前一个晚上是怎么度过的。于是，最后一幕重新回到渡边身上。在快要完工的公园里，下起大雪，他坐在秋千架上，平静地唱起了一支歌谣： 生命多短促， 少女快谈恋爱吧， 趁红唇还没褪色， 趁热情还没变冷， 谁都不知明天事。 生命多短促， 少女快谈恋爱吧， 趁黑发还没褪色， 趁爱情火焰还没熄灭， 今天一去不复来。 这是日本江户时代的一首情歌，一个患癌的老人坐在秋千上唱着这首歌，在雪中望着新建成的公园死去。这最后一幕极其有力而震撼。雪夜寂静，老人临死前，孤独地在秋千上摇着，哼唱着儿时的歌谣，余音绕梁，几如坐化。这个画面那么洁净坦荡、光风霁月，让人仿佛看到了人性的豁达超脱与升华。无论是在“部门”里面行尸走肉的生活，还是试着放纵自己的身心，在亲情里拼命寻找安慰，都不能让渡边得到最根本的灵魂的安宁，直到最后的自我救赎中，他才找到了本然的超脱，得大自在。 在东亚社会的文化传统中，绝大多数的人面对现实规范和外部评价，都表现得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很难做到旷达、超脱。从哪里找超脱呢？在中国，现实往往更是逼仄，因为现实往往就是政治，政治就是生存。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无论是佛教、基督教、天主教还是印度教，找一个超脱尘世万物的崇高信仰将有助于克服人生很多困难。但在中国，政治高于宗教。当我们试图质疑这生的徒劳与苟且，猛然站起来，想大声喊出什么时，看到其它人一张张麻木和回避的嘴脸时，我们也许就沉默了下去、选择了随波逐流。这才是现实，这就是生活。 记得张爱玲在散文《更衣记》的结尾写道：“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人生有太多现实束缚，无穷烦恼因此而生，撒手何其难，而真的有那么一刹那的放手，眼前豁然开朗，心中为之一轻，或许经年郁结由此弥散，快意之时，忽觉人生最可爱在此，因为突然获得了超脱。这一刻，只有一种久违的轻盈，还有舒展。在电影《生之欲》的结尾，坐在那个秋千架上，也是“一撒手”的轻盈和舒展，也是“人生最可爱的当儿”吧？这一刹那的超脱与觉醒，远胜三十年浑浑噩噩、了无生趣的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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