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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局原创稿件，原文刊于2013年12月28日。 2013年12月16日晚，马革顺正坐在上海大剧院的舞台上指挥。这是一场正式的合唱音乐会。 “停！再来！”刚唱一句，演出就被马革顺打断，反复要求合唱队调整力度、节奏…… 他又停下，转身对观众说：“今天我们是用模拟排练状态来改变音乐会的方式，还请大家忍耐一下。” 夫人薛彦莉在场下“干着急”——谁会在正式演出上排练？ 这个点子，是马革顺在演出前几小时提出的，他要让观众通过看排练更好地理解合唱。 平时走路要人搀扶的马革顺，此刻在台上精神矍铄、活力四射。排练完毕，合唱团又一气呵成地演唱了一遍，台下掌声雷动。 “嗨翻了！”乐迷说。 昨天，12月27日，是马革顺传统意义上的百岁生日。近几个月，各地庆贺马革顺百岁诞辰的音乐会接踵而至。 上海爱乐交响合唱团团长段为亮说：“我知道，给他舞台就是最好的寿礼。” 马革顺曾修改《义勇军进行曲》，使之更符合合唱的美感；他还是荷兰摄影师伊文思著名纪录片《四万万同胞》中，在街头指挥抗战歌曲的爱国青年。 他也曾被错划右派，下放劳动，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挤公交……现在，他和夫人依然住在吴兴路几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人们劝他换套大点的房子，他说，住在这里，每每想到以前的日子，觉得人生苦尽甘来。 “人声是最能表达人思想的'乐器’” 合唱指挥家，通常不如交响乐指挥家有名。 “有同行看不起合唱，我就决心下功夫专攻合唱指挥，而且一定要干得好！”百岁的马革顺除了略有耳背之外，思路依然清晰。 “古书中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意思是弦乐不如管乐，管乐不如声乐，”他指指自己的喉头，说：“这是最能表达人思想的'乐器’。” 马革顺对声音呈现的追求是极致的。留学刚回国，别人说他的合唱“洋腔洋调”，他就去钻研戏曲的发声特点。总结出，中国咬字“靠前”，“歌唱时，把声音集中在头腔里声音就亮”。 作曲人王莘曾在一次演出后找到他说，在不打字幕的情况下，他从未如此清晰地听清合唱的歌词。 为了充分达到艺术效果，他改过《义勇军进行曲》。“'起来起来起来’本来是两拍，我要求加长，加上两拍就满足了。”不过现在想想还后怕：“谁知道后来变成国歌了，'文革’时要是被发现，恐怕又要上纲上线了，那我就吃不消了。” 除了技巧，马革顺不止一次提到，音乐的美体现于“人”。 近乎神奇的，多位观赏者都表示，表现一般的合唱队，经马老的指挥，音色可以完全不一样。对此他说，“指挥不仅是合唱的引导者，还是团员们唱歌的镜子”。他给一本教材的扉页写道：“合唱之美，美在和谐；合唱歌声的和谐需要技巧，更需要歌者的美好心灵。” 他对音乐的爱可以用“过瘾”来形容。抗日期间，在一场为前方将士募寒衣的音乐会上，一共16个节目，他上台14次，因为既要指挥合唱，又唱四重唱，还要为独唱和小提琴独奏弹伴奏，“自己觉得发挥得很好，很过瘾”。 我也要谱写自己的“老人与歌” 马革顺的家里有很多顶帽子，一顶顶排开，挂在壁橱的门上。 薛彦莉解释：马老喜欢搜集帽子，在动乱时期也被扣了很多顶“帽子”，他说，看看这些帽子可以“警示自己”。 马革顺1947年在美国威斯敏士特合唱学院专攻合唱学，但1949年回国后就被怀疑成“美帝特务”。 去上海音乐学院应聘，有人送材料说，马某人有问题，不能用；以兼任教授的身份在华师大音乐系任教，又经历多次审查。 1956年，马革顺他被任命为上海音乐学院合唱指挥教研室主任。可好景不长，一年后，又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 马革顺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比喻自己的人生：“老人在海上经历了悲壮不屈的搏斗，从老人拖回的那具鱼骨，我看到了'不朽的生命理想’。我也要谱写自己的'老人与歌’。” 1960年，他有了一个负责合唱训练的机会，就把这个班当做自己的“合唱试验田”，按自己的方法训练。但当时群众歌咏习惯喊、越响越好，别人对他的方法看不惯，批评来势汹汹。他一边遵命写检查，一边继续按自己的方法训练，二三年后，意见就少了。他还在不断修改讲义，出版了教材《合唱学》。 人生终于在1979年2月重回正轨。 当时马革顺在外讲学，有个学生打电报给他：学校宣布你的右派属错划，被首批改正了。马革顺心想：“错划右派嘛，还是右派。”并不抱什么希望。直到后来落实政策，才发现是“真的解放了”。 “价廉物美的大教授” “我老了，要关门了，你是最后一个了。”马革顺在1994年收王燕为研究生后说。 结果之后，马老又带了六七个新徒弟。 1986年，马革顺办理了退休手续，但现在，他仍担任上海音乐学院本科生的教学和研究生导师工作。 他说，在当年的动乱环境下，他无法好好教学。因为合唱是从西方引入的，要“先做传统的儿子，再做传统的叛徒”。但那时，传统曲子碰不得。他有一次给学生练习选海顿的《四季》。马上，“大字报”就来了：“你认为什么是春天，你认为生活在社会主义是你的冬天吗？”动乱结束后，马革顺终于可以放开手脚。 马革顺最大的乐趣就是教学生。学生泄气，他送上拥抱：“努力啊，每个人都是从不会到会的。”有学生留长发，他说：“留长发就是'艺术家’了吗？不要追求外在表面的东西。”学生达到了他的要求时，他说那就像“踢足球踢进了门，惊喜！” 他备课细致，上课的讲稿总是正反面写得满满的，五六张；随身还带一本厚厚的上课记录本，详细记录学生学习“成长史”。 由于年迈，学校派专车接送他上课，马老的学生轮流随车。每次出门上课，马老都早早穿戴整齐。但有几次，因为一位学生的疏忽迟到了，马革顺忿忿对她说：“我工作几十年，上课从没迟到过！”郁闷自己的“一世英名”被毁了。 他教课时总有形象的比喻。学生问，合唱时怎么呼吸？“闻花香时的感觉就是合唱时应有的呼吸状态”；练习呼吸时，“学夏天的狗喘气”、“要找在马桶上的感觉”；指挥“要像打太极拳一样，通过内在发功，来带动整个合唱团”。 很长一段时期，马革顺的讲课费是一节课7块钱。 有学院请他去讲学，却付不出多少讲课费。马革顺表示，工作需要，没钱照去，还要主办方不必在意。遂被人戏称“价廉物美的大教授”。 一颗赤子心 开头那幕不是薛彦莉第一次为马老“着急”了。 今年11月，在学生王瑾的一场音乐会上，马革顺“一时手痒”，在完全没排练的情况下，上台指挥了一曲。 薛彦莉说，“我只能在下面着急。他总是有新花样，好在都掌控得很好”。 一位学生感叹薛彦莉对马老的付出：“平时大家都谈马老的成就，可曾有人注意到这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背后默默付出的那个人？” 马革顺是在晚年与薛彦莉重组家庭的。他的前一任夫人盛璐德是位幼儿教育专家，1985年因病离世。而薛彦莉的前一任丈夫也因急病离世。 薛彦莉是“文革”后上的大学，毕业后在医学院教哲学、美学。 在家中，薛彦莉会让马老做点扫地、叠衣等生活小事，但随后，又悄悄重做一遍，只为让他思维和生活能力不退化；她在一次闲聊中说起：“以后马先生还是要和盛璐德老师在一起的，我就在他们隔壁的墓园买一个。” 她花一年半时间为马老整理了自传。十年来用摄像机记录了丈夫的起居生活。 镜头里—— “这个有什么拍头呢？”马革顺用带着南京口音的普通话说。 “侬不懂……你真是不懂的……”薛彦莉在摄像机后说。 “哦，我不懂……”马革顺很快顺服。 “这就是你独特的东西！”薛彦莉嗔怪道。 在合唱之外，马革顺完全就是个满怀“赤子之心”的“老小孩”。 一次演出，马革顺在一曲终了翻谱看下一首歌时，怎么也翻不过去，一时手脚忙乱就冷了场。结果马革顺一回头对观众说了声：“这下要扣奖金了！”台下哄堂大笑。 对于曾经经历的苦难，马革顺选择 “可以原谅，但不能忘记”。他心里明白，“有些同事、学生批判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997年，马革顺到天津大学讲学，孙从音教授捎信说，有一位“上音”的毕业生想要见他。 马革顺一听名字，就回绝了。“文革”后，他一直尽量避免接触当年曾恶意作践他的学生。 最后他还是给了这位学生一个机会。 当晚，学生骑了3小时车来了。五十出头，头发白了，也已为人父、为人师多年。他向马革顺道歉年轻时的所作所为。 马革顺能感觉到，“那个沉重的道德十字架已经在他心中背了多年”，于是心中隐隐不忍，只字不提当年事，只问近况。 学生坐了会儿告辞了。他在回忆录里写当时的心情——“真心希望他得到解脱，在回家时骑在车上的心境可以没有来时的压力；在为人师表时可以更加坦荡。” 人生就是如此，往往在回首时，一切才有了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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