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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苏记】阜阳荐福寺:祭师之地了无痕

 真友书屋 2021-12-17

按照陆志成在《苏东坡与颍州》一书中的所言,荐福寺是颍州最大的寺院。因为这个原因,张方平去世后,苏轼闻讯在此寺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更为巧合的是,苏轼病逝于常州时,其弟子张耒闻讯后也是在此举行了祭奠仪式。

也许是对苏轼的感情太深,亦或是当地人过于感念这位曾经的太守,他们纷纷来参加祭奠仪式,因场面太过盛大,而遭人举报,张耒被贬斥。他如同其师苏轼那样,也被安置在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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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生态园内西湖边的竹林

张方平对二苏有知遇之恩,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朝廷派张方平以户部侍郎出知益州,他的到来迅速安定了当地民心。张方平在益州所做出的业绩,被苏洵写入《张益州画像记》中,该记第一段记叙的就是皇帝派张方平平定谣言之事:

至和元年秋,蜀人传言有寇至,边军夜呼,野无居人,谣言流闻,京师震惊。方命择帅,天子曰:“毋养乱,毋助变。众言朋兴,朕志自定。外乱不作,变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竞,惟朕一二大吏。孰为能处兹文武之间,其命往抚朕师?”乃推曰:张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亲辞,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归屯军,撤守备,使谓郡县:“寇来在吾,无尔劳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庆如他日,遂以无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净众寺,公不能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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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停车的小巷

张方平在成都任知州期间,以为国家发现人才为己任,他在此任上所发现最重要的人才就是三苏。对此,他在给苏洵所撰的《文安先生墓表》中写道:

仁宗皇祐中,仆领益郡。念蜀异日常有高贤奇士,今独乏耶?或曰:“勿谓蜀无人,蜀有人焉,眉山处士苏洵,其人也。”请问苏君之为人,曰:“苏君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然非为亢者也,为乎蕴而未施,行而未成,我不求诸人,而人莫我知者,故今年四十余不仕。公不礼士,士莫至。公有思见之意,宜来。”久之,苏君果至。即之,穆如也。听其言,知其博物洽闻矣。既而得其所著《权书》《衡论》阅之,如大云之出于山,忽布四方,倏散无余;如大川之滔滔,东注于海源也,委迤,其无间断也。

张方平觉得蜀地乃奇异之地,必有高贤存在,但是他却没有发现这样的奇士,有人告诉他眉山有位叫苏洵的人就是他所找的奇士。张方平向对方了解苏洵有何奇异处,对方做了概括性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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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带果然称为大寺

,他发现此人知识渊博,所写文章极有气势,读上去有如滔滔江水。张方平觉得像苏洵这样的人,埋没在西南边陲实在可惜,所以他建议苏洵到京城去发展。但张考虑到要让京城文士认识到苏洵的价值,必须要有一位大人物来推举,于是张方平想到了欧阳修。其实张方平与欧阳修因为旧案结怨,久不通问。但是张方平能够站在举荐人才的角度尽弃前嫌,他主动给欧阳修写了封信,请他关照苏洵父子。

果然如张方平所料,欧阳修十分欣赏苏洵之才,在他的推举下,苏洵在京城有了很大的名气,很多人都读老苏的著作,以至于社会文风为之一变“因以书先之于翰林欧阳永叔。君然仆言,至京师。永叔一见,大称叹,以为未始见夫人也。目为孙卿子,献其书于朝。自是名动天下,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称为老苏。”(《文安先生墓表》)

其实当年张方平不只是重视苏洵,他对苏洵二字也同样很欣赏,《宋史·张方平传》中称:“守蜀日,得眉山苏洵与其二子轼、辙,深器异之。尝荐轼为谏官。轼下制狱,又抗章为请,故轼终身敬事之,叙其文,以比孔融、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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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福寺山门

张方平是怎么发现苏轼和苏辙的呢?其实这本于苏洵的推举。原本张方平想推举苏洵在成都任学官,但因朝廷强调科举出身,他的推举未能成功。那时苏洵已年近五十,他觉得再走科举之路有些过了年纪,于是他努力为两个儿子争取前途。为此,他第一次给张方平写信时,就大力举荐两个儿子:“洵有二子轼、辙,龆龀授经,不知他习,进趋拜跪,仪状甚野,而独于文字中有可观者。始学声律,既成,以为不足尽力于其间,读盂、韩文,一见以为可作。引笔书纸,日数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尝更变,以为天于之爵禄可以攫取。闻京师多贤士大夫,欲往从之游,因以举进士,洵今年几五十,以懒钝废于世,誓将绝进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上张侍郎第一书》)

苏洵先说其二子读书刻苦,且聪明异常,在他们幼年之时读到孟子和韩愈之文就能模仿那种文气,一天写出几千字,他觉得这样的人才当然要为国家服务。他很希望两个儿子能考中进士,为此,苏洵向张方平提出请求:“明公一言,天下谁议?将使轼、辙求进于下风,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愿赐诛绝,以惩欺罔之罪。”

正因为有了张方平的举荐,三苏才得以结识欧阳修,在欧阳修的推举下,人们方认识到三苏之才学,而苏洵自荐二子并非是出于偏私。二苏在参加科举考试时,苏轼考中三等,苏辙考中四等,当时一等和二等乃是虚设,他们的成绩果然不负张方平的推举和欧阳修的揄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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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无人管理

更为难得的是,因为乌台诗案,苏轼瞬间跌入了人生最低谷,在此极其艰难的时刻,张方平挺身而出,尽全力予以解救。

元丰二年(1079)七月,御史李定等人以谤讪新政之名将苏轼关进监狱,此时张方平已退休居住在南都,虽然他看过七旬,他给朝廷写了《论苏内翰》之章:

今日传闻有使者追苏轼,过南京,当属吏。臣不详知轼之所坐,而早尝识其为人,起远方孤生,遭遇圣明之世。然其文学实天下之奇才。向举制策高等,而犹碌碌无以异于流辈。陛下振拔,特加眷奖,由是材誉日著。轼自谓见知明主,亦慨然有报上之心。但其性资疏率,阙于慎重,出位多言,以速尤悔。顷年以来,闻轼屡有封章,特为陛下优容。四方闻之,莫不感叹圣明宽大之德,而尤轼僭易轻发之性。今其得罪,必缘故态。但陛下于四海生灵,譬如天之无不覆冒,如地之无不持载,如四时之无不化育,于一苏轼,岂所好恶。伏惟英圣之主,方立非常之功,固在广收材能,使之以器。若不弃瑕含垢,则人才有可惜者。

张方平说苏轼乃天下之奇才,这样的人可能在写奏章时敢于直抒胸臆,但此前他并没有因为勇于直言而受到皇上的惩处,人们都感佩皇帝的宽仁。想来他此次获咎之故,又是因为说话太直率,张方平希望皇帝能够考虑到苏轼的大才,不要将其重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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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福寺大雄宝殿

因为张方平的这封奏章写得太过直率,以至于南都官吏不敢转呈,于是张方平就派儿子张恕前往开封到登闻鼓院投书。张恕到达后犹豫再三,不敢投书,后来苏轼出狱后读到了奏疏副本,为之惊色。因为张方平太敢说话了。

虽然苏轼免得一死,但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与此案相关的人也受到处罚,比如张方平被罚铜三十斤,司马光等二十人被罚铜二十斤。罚铜三十斤者仅两人,张方平为其一,可见,他是受苏轼案罚金最多者之一。另外张方平的女婿王巩(字定国)被贬为宾州酒盐税,宾州即当今之柳州,此亦荒僻之地,王定国在此备受煎熬:“贬海上五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病几死。”(《王定国诗集叙》)

苏轼十分感激张方平一家给予他的帮助,但是王巩受到这样的惩罚令他深感不安,当王巩离京赴贬所时,苏轼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

某启:罪大责轻,得此甚幸,未尝戚戚。但知识数十人,缘我得罪,而定国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阂。每念及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今得来教,既不大见弃绝,而能以道自遣,无丝发蒂芥,然后知定国为可人,家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厕宾客之末也。甚幸!甚幸!(《与王定国四十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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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示栏

王巩受其连累被贬到蛮荒之地,此事令苏轼十分歉疚,在以后的岁月中,苏轼多次前往南都探望张方平,以此表达他的感念之情。

元祐六年(1091)十二月二日,苏轼在颍州知府任上听闻到张方平去世于南都,于是他立即给王巩回信,以此表达哀悼之意:

辱书,惊闻乐全先生薨背,悲恸不已。元老凋丧,举世所痛,岂独门下义旧。虽寿禄如此,而吾侪不复见此师范,奈何!奈何!方欲乞移南都,往见之,今复何及!尚赖定国在彼,差慰其临没之意。闻属纩之际,犹及某与舍弟,痛哉!仰惟宽怀,且助厚之,迷中干后事也。执笔,怆塞不次。(《与王定国七首之二》)

王巩给苏轼寄去了讣告,苏轼收到后十分悲痛,他觉得像张方平这样的国家元老离世,不只是门生弟子们悲痛,世上的人都为之痛心,因为世人失去了一位楷模。苏轼说他正在要求到南都任职,以便时常去拜见张方平,未曾想他的计划还未实现,老先生已驾鹤西去,好在老先生去世时有王巩在身边照顾,这让老先生在故去前不觉得孤单。更让苏轼感念的是,张方平在去世前仍然嘱托身边人要照顾苏轼、苏辙兄弟,得此消息更让苏轼悲痛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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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图

因为有官在身,苏轼不能自行前去吊丧,于是他就在颖州荐福寺搭建了灵堂,于此祭奠张方平。苏轼写了三篇祭奠之文,他在第一首中写道:“时我兄弟,尚未冠绅。得交于公,先子是因。我晚闻道,困于垢尘。每从公谈,弃故服新。”

苏轼说他十分感念张方平的举荐之功,如果没有张方平,就怕难有苏氏兄弟后来的名扬天下。所以他在第二首祭文中写道:“我游门下,三十八年,如俯仰中。十五年间,六过南都,而五见公。升堂入室,问道学礼,靡求不供。有契于心,如水倾海,如橐鼓风。”

苏轼说他做张方平的门下士已有38年之久,在此期间受到过张的许多关照,近15年间,苏轼六次路过南都,其中五次都去拜见过张方平,每次相见,张方平都会对苏轼淳淳教诲。遗憾的是,苏轼听闻到张方平故去后,却不能前往祭奠“敛不拊棺,葬不执绋”,这令他“我愧于胸”,但苏轼说:“公知我深,我岂不知,公之所从。生不求人,没不求天,自与天通。天不吾欺,寿考之余,报施亦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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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院

苏轼是在十二月十一日用自己的俸禄在荐福寺搭建了高大灵堂,当天他又重新书写了一篇张方平在元丰三年(1080)为苏辙所写之诗,苏轼在《题张安道诗后》中写道:

“因嗟萍梗才名客,自叹匏瓜老病身。一榻从兹还倚壁,不知重扫待何人。”元丰三年,家弟子由,谪官筠州。张安道口占此诗为别,已而涕下。安道平生未尝出涕向人也。元祐六年十二月薨于南都。将属纩,问后事,但言伸意子瞻兄弟。是月十一日,举哀荐福禅院,录此诗留院中。

对于此诗的背景,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写道:

张文定公在蜀,一见苏公父子,即以国士许之。熙宁中,张守陈州南都,辟子由幕府。元丰初,东坡谪齐安,子由贬监筠酒税,与张别,张凄然不乐,酌酒相命,手写一诗曰:“可怜萍梗飘蓬客,自叹匏瓜老病身。从此空斋挂尘榻,不知重扫待何人?”后七年,子由召还,犹复见之于南都。及元符末,自龙川还许昌,因侄叔党出坡遗墨,再读张所赠诗,其薨已十年,泣下不能已,乃追和之曰:“少年便识成都尹,中岁仍为幕下宾。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两诗皆哀而不怨,使人至今有感于斯文。今世薄夫受人异恩,转眼若不相识,况于一死一生,卷卷如此,忠厚之至,殆可端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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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亭

洪迈说张方平在四川时就十分欣赏三苏的才学,熙宁年间,张方平在陈州南都做郡守,招苏辙做其幕僚。元丰初年,苏轼被贬到黄州,苏辙被贬为监筠酒税,苏辙与张方平先别时,张闷闷不乐,于是写下了这首诗。几年之后,苏辙被召还回京,在南都再次见到张方平。到元符末年,苏辙自龙川回许昌,在苏过那里看到了苏轼所写的《题张安道诗后》,此时距张方平去世已过十年,苏辙流泪不止。为此,他又追和了一首诗。洪迈说这两首诗写得都很深情,读之令人感动,于是他借机批判当今之人太过刻薄,受人恩惠后,转眼就像不认识一样。他觉得像苏辙这样忠厚之人,真应该受世人膜拜。

由这段记载说明了无论是苏轼还是苏辙,他们始终感念张方平所给予的帮助,直到张方平逝世十年后,只要读到相关之文,苏辙都会流泪不止。由此也间接地说明了苏轼在颍州时闻听到张方平去世的消息是何等之哀伤。

北宋张邦基在《墨庄漫录》卷五中载:“乐全先生张安道薨,东坡时守颍州,于僧寺举挂,参酌古今,用唐人服座主缌麻三月,又别为文,往祭其柩。盖感其知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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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圈

颍州荐福寺的另一场重要祭奠,乃是张耒为其师苏轼所办。张耒在十八岁时到陈州游学,受到苏辙赏识。熙宁四年(1071),他得以谒见苏轼,受到了苏轼的看重。苏轼在儋州时给儿子的信中写道:“秦少游、张文潜才识学问为当世第一,无能优劣二人者。少游下笔精悍,心所默识而口不能传者,能以笔传之。然而气韵雄拔、疏通秀朗当推文潜。二人皆辱与余游,同升而并黜。”

在苏轼看来,秦观、张耒的文采那时已是天下第一,已经没人能超过二人的水准,此二人的文采各有其独特性,他们都拜苏轼为师,故也受到了连累,与苏轼同升同降。苏轼所提到的这两位文学大家与黄庭坚、晁补之并称为苏门四学士,是苏门学派中最有成就者。《宋史·张耒传》中写道:“耒仪观甚伟,有雄才,笔力绝健,于骚词尤长。时二苏及黄庭坚、晁补之辈相继没,未独存,士人就学者众,分日载酒肴饮食之。诲人作文以理为主。”

苏门四学士中以张耒活得最久,当苏轼、苏辙、黄庭坚、晁补之相继离世后,他成为了文坛盟主,很多士人拜其为师,张耒也努力教诲后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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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封堵

对于其履历,《宋史·张耒传》中说:

弱冠第进士,历临淮主簿、寿安尉、咸平县丞。入为太录,范纯仁以馆阁荐试,迁秘书省正字、著作佐郎、秘书丞、著作郎、史馆检讨。居三馆八年,顾义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绍圣初,请郡,以直龙图阁知润州。坐党籍徙宣州,谪监黄州酒税,徙复州。徽宗立,起为通判黄州,知兖州,召为太常少卿,甫数月,复出知颍、汝二州。

对于张耒被贬的原因,《宋史》本传中称:“初,来在颍,闻苏轼,为举哀行服,言者以为言,遂贬房州别驾,安置于黄。五年,得自便,居陈州。”

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八月,张耒任颍州知州,他得知苏轼已于本年七月二十八日病逝于常州,这令其十分哀伤。此前三个月,他还收到苏轼的来信,已经得知其师从海南遇赦,返回内陆已过岭南,不久即可相会。张耒闻讯后很高兴,写了首《闻子瞻岭外归赠邠老》的诗:

今晨风日何佳哉,南极老人度岭来。

此翁身如白玉对,已过千百大火聚。

望天留之付真主,世间毒烈计已误。

柯山潘子应鼓舞,与子异时从杖屦。

但他还未见到恩师之面,就听闻到此讯,于是他在荐福寺搭起灵棚祭奠苏轼。元祐六年(1091),苏轼任颍州知州时,赶上天灾,他想尽办法平仓售粮救济灾民,故受颍人爱戴。所以张耒在荐福寺祭奠苏轼时,当地很多人前来参加,为此被人举报,张耒被贬为房州别驾,安置黄州。而黄州正是其师苏轼被贬近五年之地。

可见颍州荐福寺与苏轼有密切关系,但是这么重要的荐福寺却在今日之阜阳找不到任何痕迹。按照《东坡志林》卷十《纪闻》中所载:“予来汝南,地平无山,清颍之外,无以娱余者。而地近亳坡,物宜桧柏,自拱把而上,辄有樛枝、纽纹,治事堂前二柏、与荐福寺两桧,尤为殊绝,孰为使之安此寂寞而忘归者,非此君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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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殿

苏轼说荐福寺内有两株桧树长得十分奇特,他时常来此观览。北宋刘敞与其弟刘攽曾在欧阳修知颍期间居住于颍州,他们的作品中多有谈到荐福寺,比如刘敞有《雪后到荐福寺梅下》《登荐福寺山亭》《晦日自荐福院泛舟上女郎台》等诗,刘攽有《过荐福寺》《秋过荐福寺竹亭》等诗。可见当年的荐福寺乃是文人经常游览之地。

从诗句中可以推断,荐福寺大致位于颍州西湖东北侧,与女郎台相邻。那里还有一座竹间亭,苏轼也常到竹间亭雅聚喝酒,他作有《竹间亭小酌怀欧阳叔弼季默呈赵景贶陈履常》。

颍州西湖旧址位于今日之阜阳生态园内,我冒着雨在生态园内的西湖边四处探看,于会老堂旁找到一片竹林,但竹林内没有复建的竹间亭,故无法确认当年的荐福寺位于何处。既然当时有很多诗人写明该寺在西湖边,但是今天遗留的西湖水面已比当年大大缩小,故难以确认北宋时颍州西湖东北岸处在哪个方位。

我从网上查得阜阳老城区内有一座资福寺,此寺乃是阜阳历史上最古之寺,我从《鱼玄机诗补注》中查得《题任处士创资福寺》一诗:

幽人创奇境,游客驻行程。

粉壁空留字,莲宫未有名。

凿池泉自出,开径草重生。

百尺金轮阁,当川豁眼明。

此诗的注释中称:“现存资福寺有六:分布在湖南株洲、安徽阜阳、广东海澄、山西平定、四川南充、福建莆田。未详鱼诗所述资福寺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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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保牌

鱼玄机乃晚唐女诗人,从诗题中说明资福寺至少创建于此时,但无法确认鱼玄机所说的资福寺是哪一座。

关于阜阳资福寺的创建年代,《大京九博览·阜阳市篇》的“名胜古迹”一节中称:“资福寺俗称大寺,坐落在阜阳市大隅首西南部,是阜阳城现存的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的地上建筑。”同时说:“资福寺始建于宋仁宗嘉佑(1056—1603年)年间,扩建于宋神宗熙宁(1068-1077年)年间。”

无论其始建年代和扩建年代,都已经赶上了苏轼任颍州知府之时,同样也赶上了欧阳修等大文人在颍州的时代,但是无论欧阳修还是苏轼,以及上面提到的张耒、刘敞等一系列大文人,没有一个人的作品中提到颍州资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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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鱼

那时的颍州城的面积比今天小得多,这么多大文人不可能没有去过该寺。故我推断阜阳今日之资福寺,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的荐福寺。因此,当我在颍州西湖旧址旁探访完毕后,直接乘车前往资福寺一探究竟。

今日整天在下雨,司机说当地人都称那里是大寺,他把我送到了大寺附近,称这一带无法停车,结账后司机离去。此时雨已渐小,我打着伞拖着沉重的双腿走入小巷。走到半途时,看到大寺旅舍,看来当地人果然如此称呼资福寺,也说明了该寺当年规模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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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舍

眼前的资福寺山门很小,步入其中,先看到的是天王殿,殿门上屏幕显示要全程戴口罩,我方留意到天王殿侧旁有防疫简易棚,恰好此时管理者未在,于是我赶快走入殿中。

穿过天王殿,后面即是大雄宝殿,虽然此刻雨已小了一些,但这里的地面十分光滑,我小心迈着碎步向前挪动。向大雄宝殿内看了几眼,感觉基本都是新近修复的。在此处的侧墙上看到了资福寺规划图,感觉其原有面积比眼前所见大数倍。因为大雄宝殿后面仅余一间地藏殿就到了院巷的后墙,这与大寺之名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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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雄宝殿侧墙

无意间看到大雄宝殿的后墙有一口古井,此井用碑亭保护了起来,亭内的介绍牌上称此为千年古井,并称“资福寺宋代古井,堪称阜阳弥足珍贵的重要历史文物”。由此也说明了该寺确实在宋代就已存在,可惜说明牌上没有写东坡是否光临过该寺。

该亭的正中就是那口带有井圈的古井,向内探望,井口用钢筋封了起来,但能看到井下的星星点点,仔细望之,又是信众们投下的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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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路回返

从外观看过去,地藏地似乎也做过落架重修,其门前还立着省级文保牌,将资福寺的文保牌立于该处,似乎说明地藏殿是旧建筑的孑遗。

继续探看寺内的其他建筑,在一个侧院内,看到的是僧人所住之房,余外未看到任何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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