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考建北站之真相

紫鉴庄

　　论起天津当年，在已有老龙头火车站（东站）的情况下，为何还要再建一座北站，其之史话在天津史学界始终存在两种声音：一说是为了发展“中国地”的经济建设而修建；另一说法则是为了维护袁世凯一品大员的尊严，满足其虚荣心而另辟的新站。笔者几经推理研考及史料分析，认为前者之论于情于理更为可信，而后者或是对历史人物带有某种偏见之言。

　　光绪二十九年 （1903），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于津开发建设“中国地”，发展本国的工、商、农、教。由于九国租界占据了海河两岸的黄金地段，所以最后确址在“白金北岸”。

　　白金北岸，即白河（后称北运河）与金钟河的北岸，当时起名为“河北新区”。一座新城的发展建设，自然少不了海量的外埠物资，为了便于南北货物可以直达新区，并且可免去在“老龙头”卸货后的舟车之劳。当时，在袁世凯主政之下，积于高效、便捷之考虑，便在新区迤东的京奉铁路上截点建站，始称“新开河火车站”。建站后不仅省去了市内的短途运输的倒货之劳，而且极大地方便了新区市民。不能不说，当时另辟新站乃是督府的鸿猷良策之举。

　　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有关设立北站之因由的文章，大多是对袁世凯其人其事的负面论述，如：“……袁每逢朔望之日要从保定回津，每次回津都要有仪仗迎接，并且要鸣放礼炮以示官威。由于'老龙头’居于俄租界内，仪仗队伍受到俄人限制，不仅要接受盘查而且不准鸣放礼炮。袁世凯觉得很丢面子，便愤然饬令天津道另建新站。”我们姑且不论如此之说是否属实，仅从逻辑而言，即令人生疑。

　　其一：袁世凯每逢朔望往返“保津”，实属公务之需，倒也无可非议，但每半个月即要有仪仗马队热烈迎接，而且次次都要鸣放礼炮，如此频繁之举，虽说仪节不违清制，但袁施政尽心务实也属实情，且有史可查。如果仅说袁走马上任或是偶尔来津，出行仪仗、鸣放礼炮，尚为可信，但每逢朔望，月月举行如此隆重之仪，便有虚言之嫌了。

　　其二：言之袁某为避租界之途而建新站之说，确不可信。既然袁某仅为避开俄人的无礼盘查，何不从老龙头车站北侧另开站口？从北侧出站，走郭庄子、沈庄子、十字街、过金钟河即可进入河北新区。而且，若走租界路线，反而舍近求远，更不便捷，因为南侧出站首先要经过俄租界、意租界、奥租界，然后过金钟河的南湾渡口，穿过金家窑地区，再过北湾渡口才能到达河北新区。所以说，袁世凯开辟新站，并非是为了个人之便和所谓的尊严排场，而是基于发展“中国地”的长远考虑，使得客货两运更加便捷，才在“新区”内修建了天津北站。

　　袁世凯在历史上是位颇具争议的人物，有褒有贬，各述不一。曾经有句耐人寻味的话，说是人行好事一生，却在最后萌生错念，即被万夫所指“原形毕露”；而毕生邪恶之徒，最后做下一件好事，即被称颂“浪子回头”。用“原形毕露”形容袁世凯，其因与他临终前的“称帝”不无关系，所以袁的复辟之举使其人设崩塌，以至将其功绩、能力全部清零。但历史就是历史，“戏说”的历史往往混淆了真实与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