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包含了很多引文的帖子，但是我花费的时间却不少，而且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在里面。所以声明了原创，请各位老师多多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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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陕视新闻等公众号相继发布了一则重磅消息（原文链接）： 2021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成任村发掘了一处东汉家族墓地，清理出墓葬6座。在其中一座编号为M3015的墓室西北角，考古人员发现2 尊东汉晚期金铜佛像。 …… 此外，考古人员在另一座编号为M3019的墓葬中，出土一件朱书陶罐，铭文纪年为“延熹元年十一月廿四日”（158 年），据此，考古人员认为，这片墓地的主人应该是中级官员，具有一定的家族势力或经济实力。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明表示：“可以确定这两件金铜佛造像是东汉时代的，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我们目前国内所发现的考古出土的时代最早的独立的金铜佛造像，把中国的佛像出土的历史往前提了将近200年。” 考古人员表示，之前学界普遍认为独立的、体现宗教信仰意义的佛像到十六国时期才出现。而这次新发现的东汉晚期家族墓地出土的2尊佛像，是目前国内考古出土的时代最早的金铜佛像。根据佛像的造型特征、制作工艺分析和金属成分检测的初步结果，可以认定这2尊佛像是本土制作的具有犍陀罗风格的金铜佛像，对于佛教文化的传入及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部委员刘庆柱告诉陕视记者：“最近发现在空港新城的东汉墓地出土的这两尊铜佛像，这个发现说明早在丝绸之路的开辟和鼎盛时期，是汉代，当时佛教就从南亚传到了中国。” 
M3015出土的金铜佛像 
M3019出土的延熹元年朱书陶罐 这则新闻在微信群、朋友圈和一些公众号文章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质疑，直到今天，余波仍在荡漾。总结一下，主要的争议大体如下： 首先，就算这两件佛像可以确定为延熹元年（158年）铸造，也不是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佛像。川渝地区的东汉墓葬中出土的石、铜、陶制佛像就有不少，甚至有比M3019墓陶罐更早的铭文；江苏孔望山摩崖石刻中也有东汉时期的浮雕佛像。不存在“把中国佛像出土的历史往前提了将近200年”这么夸张的说法。 
重庆市丰都县镇江槽房沟青铜摇钱树，树上有佛像，陶质树座上阴刻隶书“延光四年五月十日作”（公元125年），比M3019墓陶罐早33年。 对此，同一天发布在文博中国的文章观点相对更严谨一些（原文链接）：
延熹元年上距佛教传入中国还不足一百年，之前普遍认为这一时期在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地区已出现佛教形象元素，但均是依附于摇钱树、魂瓶、建筑等的装饰图案和部件，而独立的、体现宗教信仰意义的佛像到十六国时期才出现。 经专家研判认定，成任墓地出土的这2尊佛像，系目前国内考古出土的时代最早的金铜佛像。根据佛像的造型特征、制作工艺分析和金属成分检测的初步结果，可以认定系本土制作的具有犍陀罗风格的金铜佛像。这2尊金铜佛像的出土，对于佛教文化的传入及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上两篇新闻都特别强调“独立佛像”这个关键词，这个切入点倒是比较厉害，避开川渝地区和孔望山佛像的非单体性质，点明了这两尊单体佛像的特殊重要性。文博中国的文章甚至指出只有独立佛像才体现宗教信仰意义，那就很呵呵了。如果硬要说器物上的附件不体现宗教信仰，那么孔望山上的摩崖石刻也不体现宗教信仰？是不是有点扯？
有公众号文章针对这个切入点，也提出质疑。因佛像背后有插榫，而且佛像仅有10.5厘米高，“不太可能作为礼拜的佛像”，怀疑佛像不是独立件，而是某个物体上的附属物（原文链接）。 我认为这个质疑站不住脚。后背的插榫在早期金铜佛像中是很常见的，一般用于连接背光。何况这尊佛像本就站立在覆莲座上，这是他作为独立佛像的直接证据，最起码也会是组像中的一尊，而不是某器物上的附件。至于尺寸，早期金铜佛像的遗存以小件为主，大件反而不多。铜在古代是贵重物资，据说大型铜像常常被熔铸为兵器或钱币。
其二，虽然专家们对自己的断代结论非常自信，但他们的断代依据是相邻的“同时期”墓葬M3019墓中出土的有纪年款的陶罐，佛像本身并没有铭文，出土佛像的M3015墓中也未见其它带年款的物品。 其三，这个M3015墓曾经被盗过（何志国老师联系发掘者并确认），盗墓贼把其他时代的物品带入墓中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何道长（何岸）认为，下坑时带入佛像或其它护身符印可用于辟邪。
何志国老师指出：“石家庄赵宋村出土的十六国金铜佛就出土在被盗的东汉砖室墓中。在考古中，早期文物放入晚期墓葬，或者被盗墓葬混入晚期文物的现象经常出现。” 这个话题让我想起浙博展出过的一尊长兴北宋墓出土白瓷佛像，我曾经写过一个帖子《大胆质疑，小心求证》，对那尊佛像进行了讨论。
2014年发掘的浙江长兴北宋中晚期砖室墓，被发掘的时候已经多次被盗，除了这尊佛像，还有一个残损的墓志铭（上有“绍圣丁丑”年号，1097年，绍圣为宋哲宗年号），其余什么都没有留下，而且佛的放置位置居然在墓主的腰部位置下面的隐蔽小坑中。佛像有使用的痕迹，莲座不是放置于坐佛的下面，似乎是被当作香炉来使用的。 阳新（太阳很大）老师指出，成任村墓葬群年代跨度极大，也有可能存在被盗时打破地层的现象。有考古项目参与者认为：“……咸阳机场三期考古工地太大太繁杂，考古很多工作都是抢进度，服务于基建嘛，所以有时候原始资料可能也会存在一些问题。佛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始出土位置、地层关系之类的，可能永远没法知道原原本本的情况了。现在期待发掘报告快点出来，起码登记在册的出土文物共存关系还能给佛像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很大的讨论空间。” 第四，从前面的新闻中看得出来，专家们对这两尊佛像铸造于东汉延熹元年是很有信心的，也有不少网友相信这一说法。但是，出土佛像的造型风格与十六国及北魏时期的金铜造像确实有很大的相似性，很多网友非常肯定地认为这就是十六国或北魏时期的作品。
阳新（太阳很大）制作的对比图
从这两尊佛像的铸造工艺来看，我觉得比现存的十六国和北魏金铜佛像还是稍粗糙了一些，造型上面也更稚拙，不排除早于十六国的可能性。而且，墓室中雕刻佛像的习俗，在出土的东汉墓葬中也确实有大量的实例。参见我的另一个帖子《东汉胡人铜灯与佛陀像的关系》。 我个人认为，现在下年代方面的结论还有点早。从贵霜王朝到中国的北魏时期，几百年时间，跨这么大区域，造像风格就这么点变化，中国的同时期遗存这么少，根本形不成证据链。我的感觉，一切皆有可能，不妨让子弹多飞一会。
斯瓦特地区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立佛，可能年代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之间 王般般（斯瓦特河谷的指环）老师图片
第五，也有一些网友认定这两件佛像的原产地是犍陀罗地区，通过丝路传入中国。我对金属成分检测的可靠性不太了解，也不确定考古人员下这个结论会不会像前面认定延熹元年那样随便。单从雕塑艺术的角度来看，这两尊佛像还是比较明显的汉地风格，而且铸造工艺比犍陀罗地区最早的佛像金币粗糙得多，所以我个人很相信这两尊佛像是中国本土所铸造。
佛陀和迦腻色迦金币 贵霜王朝.迦腻色迦时期（127-152） 白沙瓦出土 今天早晨看何道长和般般老师在朋友圈互怼，我在后面留了一个言，于是有了这个帖子。谨以此帖献给二位老师，以及《本古》群里的所有老师，请批评指正！感谢阳兄给大家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学习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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