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发现中国最早的金铜佛像——考古的推断

整理丨雷洁

2022年2月25-26日，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联合组织的“发现中国最早的金铜佛像”研讨会在线上展开。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香港中文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南加州大学以及泰国国立政法大学的十余位中外学者加入会谈。此次研讨会共分为考古与历史，佛教研究与艺术史两个专场。本文为第一场会议纪要。

▲线上研讨会海报

首日考古研讨会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中心主任白睿文（Michael Berry）教授致开幕词，由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主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孙周勇院长受邀进行英文发言，他指出这两件金铜佛像具有重要地位，不仅是因为它们是中国最早的佛像，更重要的是其有清晰且明确的出土背景。线上学术探讨会的组织，是成熟合作的成果，有助于及时推进陕西考古的国际交流与推广。随后发掘团队两位考古学家对两座金铜佛像的出土情境、相关遗迹、历史背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成任墓地M3015出土的东汉晚期金铜佛像

接下来汉景帝阳陵博物院李明副院长做了《咸阳成任墓地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的相关问题》的报告。该报告包括成任墓地东汉家族墓的形制与时代判定、咸阳洪渎原墓葬群以及金铜佛像是随葬品三个部分。咸阳成任东汉墓地位于中国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北杜街道成任村东南，墓地东南距离汉长安城遗址15.7千米，东南距离安陵约7.8千米。出土金铜佛像的这组家族墓地目前共发现墓葬七座，南北向并排排列。这七座墓葬规模、形制相似，出土青铜佛像的家族墓地周围还分布着很多与其形制相似、成排分布的东汉家族墓地，因此李明认为其为家族墓葬。李明根据墓葬结构、随葬品以及朱书纪年对出土家族墓地的年代进行了论证。M3019内出土的朱书陶罐上有明确纪年：东汉汉桓帝延熹元年，即公元158年。这为出土青铜佛像的家族墓地时代判定提供了确切的证据。出青铜佛像的家族墓葬是咸阳洪渎原墓葬群的系列发掘之一，接下来李明对咸阳洪渎原墓葬群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洪渎原墓葬群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东部泾河和渭河之间的平原。从2020年6月以来，在二十个月的发掘中，该墓葬群有战国、两汉、西晋、十六国、北朝、隋、唐、宋、金、明、清古代墓葬3800余座，墓葬时代延续长达2200年，出土文物16000余件（组）。从战国晚期开始一直到唐都是都城附近的最高等级墓葬群。洪渎原墓葬群有序分布着从战国到西汉流行的“集中公墓”和东汉、西晋、十六国时期流行成排分布的家族墓地。该墓群的另一重大发现是北朝隋唐家族墓园的完整发展序列。墓园类型由单人墓葬、夫妇合葬或夫妇同茔异穴合葬发展为子祔父葬，直至孙辈归葬祖茔，墓地使用时间甚至跨越历史朝代而延续数百年，这种丧葬礼制上的延续与变化，体现了当时人民的思想观念。李明进一步分析盗洞位置与出土佛像位置，指出虽然此墓被盗，佛像所处位置周边陶器都未经扰动，可以排除盗扰混入的可能。最后，李明就东汉之后该地聚落发展的轨迹，以及与犍陀罗地区出土佛像的类型学分析等认为M3015内出土的金铜佛像是作为随葬品使用，这个推断符合中国考古学的分析逻辑。

▲成任墓地地理位置示意图

▲朱书陶罐铭文摹本（M3019:2）

▲朱书陶罐（M3019: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赵占锐助理研究员做了《咸阳成任墓地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的报告，该报告主要包括墓葬概括和金铜佛像科技分析两部分。出土金铜佛像的东汉家族墓共发掘六座，自南向北依次为M3014、M3015、M3016、M3017、M3019、M3020。从形制来看这六座墓葬可分为土洞墓、砖土墓和砖室墓三大类。M3014和M3015为土洞墓，M3020为砖土墓，M3016、M3017以及M3019为砖石墓。随葬品有陶容器、祭祀用器、模型明器、动物俑以及少量铜器、铁器等。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品特征以及与周围西晋、十六国墓葬比较分析认为该组墓葬为东汉晚期，墓室结构由土洞向砖土混合到砖室结构的变化。墓主人是附近安陵县或长安周边的中级官吏或地主，家族具有一定的势力和经济实力。金铜佛像科技分析的初步结果使我们对铸造技术、铸造工艺、成分分析以及产地有所认识。这两座金铜佛像属于铜锡铅三元合金，是陶范铸造。立像为主体和覆莲座分铸，以插接方式组合，在覆莲座底部两足对应位置可见两个突出榫头。五尊佛为浑铸而成。从铸造方式和成分分析，认为这两件佛像属于中国本土青铜冶铸技术产品。最后，赵占锐展示了成任村附近发现的十六国和北魏时期纪年铜佛像用于比较，认为成任村东汉墓出土佛像不仅是国内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独立金铜佛像，也为研究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和佛教造型艺术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

考古报告结束后，本组其他五位学者阐述了各自想法。芝加哥大学古代史博士候选人何彦霄指出西安地区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符合现有对东汉社会东西文化交流的认知，并从三个角度展开论述。一是因为中国在公元二世纪是外来文化较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时期，高僧支娄迦谶、帕提亚王子安世高以及其他僧侣在东汉晚期把佛教带到了洛阳。也在这一时期，罗马和中国有了两次正式的有官方记载的交往；尤其是在公元121年罗马表演者在宫廷新年宴会上表演，受到汉安帝与大臣们的喜爱，说明公元二世纪时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并且公元二世纪也存在，中东、中亚地区的政治动乱以及罗马帝国的东征，带动了人员的流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和人员的流动。二是早期中国佛教研究常把佛教在中国的重要地位投射到初现的时代，何彦霄认为我们可以抛弃后来佛教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后见之明，仅仅把佛教看作一种进入中国的外来文化，以亚文化的形式存在。三是公元二到三世纪，从世界范围来看，地中海、中亚、中东还有中国都处于文化转型阶段，他列举了一系列现象。如公元218年叙利亚祭司成为了罗马皇帝、基督教随后成为罗马国教以及公元三世纪萨珊波斯代替了帕提亚王朝、代表伊朗传统文化的琐罗亚斯德教成为真正的国教等。这一阶段的中国，汉朝即将走向衰亡，佛教作为的外来文化在政治混乱中抓住机会逐渐由亚文化发展成为主流文化。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金玟求（Minku Kim）助理教授正在完成的新著认为中国与印度早期佛教相似，都不使用造像。因此，他对东汉时期出现佛像持怀疑态度。他从佛像细节分析，认为立佛像上波浪式的衣纹以及佛衣领口处都与贵霜王朝时期的佛衣无关，更像笈多时期的佛像造型。并且多佛像造型不见于印度大陆和中亚地区。特别是五尊佛着“出水式”贴体大衣，具有明显的笈多时代马图拉佛教艺术特征。所以他认为这两尊佛像应该晚于炳灵寺石窟169窟，年代大约在公元420年左右。然后他又对河北石家庄北宋村出土的佛像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艾弗里·布伦戴奇的收藏品进行了比较，认为北宋村的佛像不属于东汉时代，而成任墓地出土的佛像与北宋村相似，所以都不是东汉时期的佛像。然后他又对重庆丰都槽房沟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装饰的佛像年代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迦腻色迦王可能是第一个在印度和贵霜帝国推广佛像的人，也是这一时期印度的佛像传播到了中国。这样推算，槽房沟佛像的年代也应当晚于迦腻色迦纪年（公元127年）。他还提出该墓中出土的纪年（125年）覆斗形造型底座与楚地出土的镇墓兽底座相似，可能并非报告中判断的摇钱树底座。墓中出土的钱树碎片并不完整，可能为后世扰入，因此我们要谨慎的对待这类器物。最后他又对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内的一块印度佉卢文铭文的年代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新疆尼雅地区出土了几百件佉卢文的资料，时间在三-四世纪，而中国本土发现的佉卢文只有两块，把时间定到东汉时期不合理。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人类学李旻副教授认为除了两件金铜佛像外，M3017墓中出土铅马具组合中的马镫也是这个墓地一项具有科技史意义的重要发现，而且两者之间存在关联性。之前学界认为马镫出现在西晋时期，比成任墓地晚一个世纪，原来以为在中原发明。然而，现在匈奴遗址在公元前一到二世纪已经出现马镫。现在在西安东汉葬俗中使用铅制马镫作为冥器，说明这种技术通过与西域和匈奴的往来，已经进入了东汉社会某一群体的世界里，并与弩机、刀剑（M3019）一起出现在这个家族墓地中。这一人群应该是有与西域或北方作战的经历的军官阶层，马镫于他们而言，可能已经一种很普遍的东西，甚至开始用铅制作成冥器随葬，成为社会身份的标志物之一。这类人应该也是可以在西域、中亚接触到佛教并将其带回中原的人群。李旻指出M3019墓中出土装有石英、朱砂、铅人的陶罐对早期道教考古也具有重要意义。他最后指出家族墓地出土的随葬品相当单纯，都属于典型东汉器物群，因此两件佛像就是东汉的遗存，后世混入的可能性很小。在这些充分证据面前，持不同意见方应该承担举证责任。

▲M3017墓中出土铅马具组合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学和艺术史罗泰教授以湖北襄阳菜越墓地出土陶楼为例，论述佛教建筑造型在东汉晚期社会的开始流传和本土化趋势。该陶楼顶部有七重相轮，代表着当时的塔楼（stūpa，它在实际简述群里应该在礼拜堂的后边而不在它的上面建造的），说明在东汉晚期中国的一些地区已经用中国本地的建筑方式建佛寺，佛教以某种形式在中国存在，成任村的考古发现也为此提供了相关证据。罗泰认为佛像的年代应该用考古的标准去定。目前要考虑的是以前的艺术史排队可能是基于错误风格的认识。这样的问题在七十年代妇好墓的发掘时也发生过，当时学术界需要对安阳殷墟遗址的青铜器重新进行排队。现在早期佛教在中国艺术史的发展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湖北襄阳菜越墓地出土陶楼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史系李慧漱教授说，在聆听了第一线考古学家的发掘报告与情境分析之后，觉得这绝对具有里程碑意义！即便佛教艺术并非其专业，就美术史，尤其是美术考古的研究方法上，纪年考古材料与传世作品，本来就能做各种互证互补。因此，这绝对是进一步厘清与了解佛教艺术在中国源起的关键证据，值得学者虚心并严肃对待。

在最后的简短总结中，李旻认为陕西考古学家的报告不仅对东汉，而且对西晋、十六国、隋唐、宋金明清等后期墓葬的材料也进行了介绍，这样全景式的观察可以让学者们有机会更加全面的思考各种可能性。即使对东汉佛像断代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也可以有机会在现场证据的基础之上论述他们的不同看法。这个做法使得考古发现更加令人信服，特别是对考古知识了解比较少的佛教研究学者。第一天的考古研讨会达到从考古学角度确立佛像埋藏年代的目标，为次日佛教研究和佛教艺术史学者围绕新出佛像进行的圆桌探讨奠定了考古学基础。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