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丨礼法之间——“父子相隐”与孔子的工作问题

千年以来，《论语》产生了很多的疑案，学者各执其词，莫衷一是，“父子相隐”就是其中的一条。

这一条，《论语》的原文记载如下：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对话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叶公，一个是孔子，讨论的事情很简单，就是父亲偷羊，儿子怎么办？用我们现代的观念理解，孔子肯定不对，盗窃违背了国家法律，即使是儿子，也要大义灭亲，秉公办事。在国家法律面前，一定要放下亲情，以大义为重。就像在工作中，父母死了，如果继续坚守岗位，就是值得表扬的；战争当中，抛家舍业，为了国家牺牲，就是英雄，像管仲一样总跑在后面，肯定是狗熊。但是很多学者却试图证明即使按照现在的观念，孔子也是对的，所以到处挖材料，下功夫，然后说在原文不是这个“隐”字，而是另外一个隐字，意思是纠正，就是父亲纠正儿子，儿子纠正父亲，但就是不走国家机器和法律程序。

我倒觉得没必要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也没必要非得证明孔子啥错误都不会犯，从古至今都是正确的。历史演变两千多年，人口变了多少茬，如果春秋时期孔夫子的任何观念都适合今天，那不是我们有病，就是社会有病。朱熹倒是没在“隐”字上下功夫，而是在“攘”字上下功夫，说“攘”是“有因而偷”，毕竟偷是错误的，但如果有原因的偷，被迫的偷，总是值得同情的。但他发现好像也没法完全圆过来，于是最后还是说“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

其实孔子的观点，放在古代不一定错，而且汉代为了这种事，动不动杀人，然后政府还奖励的也有很多，但是具体事情上，孔子这么说，叶公又那么说，到底是为什么呢？这儿我们就不应该放过，应该深究，因为在这种冲突中往往埋藏着理解历史的密码。

理解《论语》，最困难的地方就是缺乏对话的语境，脱离了语境的对话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凉，怎么着都可以说。试着挖出对话背后的语境，才能正确理解古人和古人的观念，并体会古代世界的趣味和人物的风采。

公元前498年，孔子因为在鲁国不得志，于是悻悻然离开故国，带着弟子，辗转卫国、陈国、宋国等地求职，希望有君王能够任用自己，实现自己“从周”的政治抱负。但是无一例外，孔子都失败了。公元前490年，孔子从陈国来到了叶县，拜见楚国名臣沈诸梁，沈诸梁就是中国人熟知的叶公。

一个是当时超级大国的股肱之臣，一个是名满江湖的求职者，两位历史的名人在这儿相遇了。流浪国际的孔子，想去楚国施展自己的抱负，好贤的叶公，也想为日益困窘的楚国谋求贤才。但是孔子知道很多君王并不靠谱，自己历经诸国，大部分都是和自己合不来，尤其是有鲁国自己的工作经历，贤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所以一定得找一个靠谱的，和自己合得来的君王。叶公是主家，是老板，其实也有点不放心，孔子提倡周政，主张礼治，是出了名的迂腐和偏执狂，万一花大价钱请来，却没有用，岂不是不好跟楚王交代。何况他已经兜兜转转走了很多国家，都没被接纳，肯定有原因。于是他就主动提出了一个问题，想试探试探孔子的看法。上述的对话，或许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发生的。

叶公率先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是一个情景式的场面，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楚国有人偷了羊，他的儿子亲自检举告发了父亲的罪行。楚国觉得这个人大义为先，能够不顾亲人的血缘关系，主持正义，是正直的。孔子不同意，说我们鲁国不是这样的，爸爸偷了羊，儿子会帮着隐瞒，儿子偷了羊，爸爸也会帮着隐瞒。大家照顾自己的亲情。这就是直。

世间的事，往往很有多面，即使有一面，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也会产生不同的观点。父亲偷羊这个事，在叶公和孔子之间，就产生了两种处理的方法。这两种处理的方法，很多人偏要选择一种，非此即彼，所以天天吵架。叶公和孔子虽然是两个人，但是相信一定是当时典型的两种思维和价值观念，双方都有一定的粉丝和追随者。但为什么会这样呢？

子产铸刑书，但是子产也不毁乡校，既遵循旧的传统，又运用新的工具，就政治家的角度讲，子产远胜于孔子，真是伟大的政治家。

昭公六年，子产铸“刑书”，将法律条文铸造在了金鼎上，供人民参考。晋国的叔向立马表示反对“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我们可以把这个“书”字理解为“法”或者“刑”，就会立马发现问题所在。民有争端，在这个时候，要么诉诸礼，要么诉诸法。礼和法同时共存，而且是解决人民争端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工具。叔向明显是倾向于礼的，子产自然是倾向于法的。子产铸刑书，才让刑法获得国家政权的承认，但却遭到了叔向的明确反对，这是因为礼明显是一种老髦的传统的治理工具和行为规范，法是一种崭新的治理工具和规范。礼是被人们接受的，熟悉的事务；法是新生的，陌生的，还没被社会完全接受的额治理工具。

礼崇尚的是亲，是以共同的祖先为基础，以祭祀为主要活动而形成的用于约束血亲关系的观念和节文，崇尚经验与岁齿，带有明显的农业社会初期宗族发展的特点。但是到了春秋末期，中原诸国的活动范围明显扩大，人的流动性也逐渐增强，传统以血亲为纽带的宗族社会组织逐渐被打破。随着本国人口增加，国际间人口流动的频繁，再加上诸侯国疆土日扩，一些人无法纳入血亲宗族组织当中。于是礼作为一种旧的社会管理工具，具体的礼文仪式的约束力越来越弱，反而向抽象的礼的内涵逐渐发展，孝、仁、恕、敬等价值观念体系生发于礼并逐渐形成并传播。是作为社会治理工具的礼逐渐失效，作为价值观念体系的礼逐渐产生。但社会在发展，新的社会必须产生新的社会治理工具，于是以人情恐惧与好利为基础的赏罚机制逐渐形成，成为新的治理工具，中国古代的法律诞生了，而国家和国家行政机器也日渐发达。

就现代法治观念来说“隐恶而扬善”，并非“人道之直”，在国家和人类利益面前，血亲关系也值得放弃，所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虽然是人情，但并不值得提倡。所以，孔子是从礼的角度谈这个问题，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和人的自然本性深刻相符，所以是直。叶公是从新的社会工具，国家治理的角度谈论，为了保证国家利益和大集体的利益，必须从绝对正义出发，放弃亲情，保证他人利益，维护国家的崇高尊严。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和人活动空间的拓展，社会组织的组成法则由血亲为主到地域为主，从“从人”的治理思维过渡到“从地”的治理思维。正如阎步克先生所说：“由'俗’而至'礼’、由'礼’而至'法’，这是中国古代因社会进化、分化和复杂化而导致的政治文化形态变迁的独特路线。'礼’体现为三统或三道的三位一体，而'法’则是由'礼’所蕴含的政统吏道因素充分分化而来的；但是它也就因此而成了'礼’的异化物和异己物。（《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48页。）礼法之间的差异，正是叶公和孔子的差异。

叶公和孔子的谈话戛然而止，想必两人肯定还聊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论语》没有记录。最终的结果却是明确的，孔子没有去楚国。究其原因，恐怕是叶公看不上孔子，孔子也看不上叶公，双方都觉得对方是傻叉。但历史证明恰恰证明了孔子不识时务，没有适应这样的社会变迁，但孔子也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自己的伟大，秉持伟大的传统，生发新的价值体系，与社会滚滚潮流对抗，这就是丧家犬的狗和勇猛。

论史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解

论史丨《论语·学而》第一章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