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叶公论“父子相隐” | 陈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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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文史天地》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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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论语·子路》 

叶公驻守楚国北边重镇叶邑（今河南叶县南叶邑镇），治理颇有方略且有成就。孔子往来于蔡国和陈国间，顺路拜访叶公，叶公遂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近者说，远者来。”叶公默然不应。

叶公显然不满意孔子的回答。边镇是各方利益犬牙交错之处，百姓畏威而不怀德，一味取悦，如何填其欲壑？如何镇其反复？外方百姓也不敢随意招徕，引起外交纷争，又岂是一方镇守所能应付？叶公顿时觉得孔子盛名难副，十分迂腐，想教孔子如何直身而行，于是志得意满地给孔子讲起自己治下百姓奉公守法的事例：“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叶公姓沈，名诸梁，字子高，在他的父亲楚国左司马沈尹戌阵亡后，楚昭王封他到叶邑镇守。叶公世族出身，恩威来自于楚王，被楚王任命为一方令长，那么治下百姓感受到的恩威，就要来自于自己。

叶公在叶邑治水开田，颇是解决了地方不少积欠的难政，百姓感恩戴德。但叶公深知，让百姓感恩，只是为了让百姓明白，要过好日子，必须地方治理有方，国家富裕强大，小己小家要服从于国家。

所以，感恩之外更要畏威，百姓怎么可以靠臆断国家是否有恩于己，来选择服从或不服从呢？国法大于天，父亲犯了法，儿子来证明父罪，国法的威严才能更好彰显；人人奉公守法，敬畏法律而养成道德，如此，法悬而无用，然民直身而行，岂不就是臻于郅治了吗？

孔子自然明白叶公这类官员的心思。明明自己受教于世家门风，得益于祖上积德，才有机会受国家任用为理民官，奈何不能充其同类之心以待百姓，却要让百姓如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的蚯蚓一般，只有目无亲人才算廉直呢？

治国先治家，善治家者转而治国，虽或不中亦无大差。“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周易·序卦》）国家是积小家而成，国家道德和法制是由家庭伦理推衍而来，要从根本上培养人的道德心和遵纪守法意识，必须依循于人与生俱来的天良和须臾不离的家道，如此才可长可大可久。

认识到人是一个父母生、天地养的类存在，扩充同情心，具备同理心，自然会尊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远近亲疏；用森严国法或高邈道德来强迫人一视远近、兼爱亲疏，历史上多有人因此而沦为非人并从而国破家亡的例子。殷鉴不远，为任一方者怎么能昧于一时之得而奖崇父子相告呢？

孔子自然知道边镇难治，但正因为难治，更要深察人情，洞悉远近。为政如烹小鲜，力道不均则鱼糜烂，如理繁丝，难易倒置则丝弥乱；只有从修身入手，以齐家的工夫分类施治，让依次近者性通诚悦，让渐行远者习移能附，才能从根本上奠定长治久安的局面。孔子于是向叶公展示不同于他那种结恩于前、威训在后而致人骨肉相悖结果的礼治图景：“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直，正直，顺当，应然；而罔，欺骗，失意，不然。生而为父则养教其子，子犯过罪，父的正当应然心理是自己养而失教，需要自我反省，认真承担起教育孩子的责任；而上来就扭子送官、证成子罪，岂不是自我欺骗，要把子犯过罪的根源全然推给孩子、推给社会？这样做，即便被称赞奉公守法，难道自己内心不会惘然若失？

父子反目后，父没了子承，从此就成孤魂，往后余生不过是幸免。生而为子则孝顺双亲，父犯过罪，子的正当应然心理是自己未尽孝道，需要自我反省，认真承担起几谏严父的义务；而上来就执父送官、证成父罪，岂不是自我欺骗，要把父犯过罪的根源全然推给父亲、推给社会？这样做，即便被表彰大义灭亲，难道自己内心不会怛然失色？子革父命后，子以何面目继续娶妻生子为父？往后余生不过是偷生。

孔子“圣迹图”晏婴沮封

“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论语》）“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严父不能隐子之过罪，父亲为儿子隐藏的只应是儿子的拒绝改过。

每位父母都不愿外人看到子女的冥顽不化，他们不会凭国法给子女证罪，更不要说定罪，他们会努力地让子女恢复天良，让子女哪怕只是看上去要改过迁善。孝子不能隐父之过罪，儿子为父亲隐藏的只应是父亲的拒绝迁善。每个子女都不愿外人看到父母的愚昧顽固，他们不会自证父母有罪，更不要说陷父母于囹圄，他们会努力用父母能接受的各种方式劝说父母，让父母感动于子女的孝顺而愿意主动做出正确的行动。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极力保全家人间的孝弟伦常，不是要将人情凌驾于法律之上。家与国本应一体，没有家道沦丧而国能安定的，没有国法践踏而家能独完的。

每一个因触法而破碎的家庭背后，都能找到国家和社会亟待改善的理由，家人们行由不得而反求诸己，焕发天良而改过迁善，这不比“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论语》）更节约行政成本，更能径由人的自我完善而促进国家和社会的改良吗？国法不容，大舜尚可“窃父而逃”于海滨法外之地，来保全其直心；国法无边，逃无可逃，触法之家昧天良而憋屈，这个社会难道会好吗？以礼入法，父子相容隐，则天理人情至处，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也。

孔子行走列国，经常栖栖遑遑，“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既不像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又不比“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自谓“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孔子论直，从来要济之以学。“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论语》）不察乎父子之际，不遵乎容隐之礼，必然是“直而无礼则绞”（《论语》）。

一个内心拧巴却外饰质直的人当道的国家，不可能存在好的社会。所以，君子“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论语》）。君子不标榜直道而行，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论语》），则必能上达天道，“无可无不可”间“直在其中”也。

孔子谆谆以告，叶公得有悟乎？叶公曾向子路了解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子路因为不知道老师与叶公两人相谈如何，没有贸然回答。孔子知道后，就对子路说：“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

孔子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怕坦露自己的为人。他知道为政不易，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患得患失，叶公不管是坚持法治也好，还是有悟于礼治的可贵，都需要首先做一个正直好学的官员。行有不得则孜孜以求，发愤求解以至忘记了吃饭。

每有所得则陶然自乐，虽然知道新问题还会层出不穷，但人生或为政，不正是在下学与上达的不断循环中，在自得自乐而非自暴自弃的无忧无惧中，走向那个虽或未知而必达的终点吗？但行正道，莫问结果。孔子这番夫子自道，子路有否转告给叶公？叶公若闻得，会悟到些什么？

问政孔子后十年，叶公平定楚国内乱，重振国风，被楚惠王封为令尹与司马。其后五年，叶公让贤，归老叶地。叶公半生坦直，也许是有得于孔子教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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