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常德市委宣传部与中南大学文学院合作，全景式扫描常德当代文学发展状况，推出《新世纪常德文学发展研究》，我因此得以第一次被人系统性评论一番。我的诗创作时期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下诗坛对我并不熟悉，素不相识的评论者对拙作的评论却比较准确，体现了一定的学术水准，遂推荐给《常德日报》发表，以示谢意。 扎根大地的生命张扬 ——略论周碧华的诗歌创作 *聂茂 陈雅如 陈仲义在其文章《乡土诗学新论》中写到：“风土风情风俗风景作为一种必然性基元，永远铺垫在乡土诗学最底层和最外层，进入乡土写作中，首先必须面对这种庞大的选择。利用这种基元性'道具’进而切入农民与土地，自然与人的内在血缘关系，传达出它们之间的磨擦、纠葛、矛盾和奥秘。” 陈仲义认为风土、风情、风俗、风景这四个元素是乡土诗学的基础性成分，四元素交织在一起共同筑成乡土诗歌的血肉，诗人以这四个元素为“道具”，搭建起乡土诗学的舞台，实际演出的则是与土地密不可分的农民对土地的各种情感，诗人通过农民与土地的互动进一步追问自然与人的深层关系，最终呈现出诗人的独特见解。 周碧华的诗正如陈仲义所说，是以风土风情风俗风景为基础，深入思索农民与土地、自然与人的关系，其诗歌多以自然、乡土和社会热点为题材，内容贴近现实生活。诗人提倡生命与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主张生命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张扬生命力量的同时，不要破坏生态环境，给大自然带来痛苦。其生命观具体表现为其诗歌中强烈的乡土情结、忧患意识和生命意识。 一、乡土情结：湘水哺育湖湘文明 周碧华曾以湖南省内“湘资沅澧”四水为代表创作组诗《湘地血脉》（发表于《湖南文学》1992年第二期），主要写河流的特点及流域内的人文景观。在这一组诗中，诗人歌咏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写“湘资沅澧”四水将丰富的蕴藏献给湖湘儿女，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适应环境并利用自然资源，凭借自身的勤劳和智慧在湖湘大地上书写自身的历史，建设湖湘文明，将自己的性格注入河流与土地，使大地沾染上湖湘气质，诗人对四水的赞美反映出其乡土情结之深。 “湘资沅澧”四水流域内有丰富的资源，包括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等。湖南是“有色金属之乡”，诗人在诗中写各种有色金属矿产的分布：湘江“途经铅锌钨锰和钢（《湘江》）”；资江流域的“锑和煤/闪烁着深沉的光芒（《资江》）”；沅江“宜于生长高贵的金和理想（《沅江》）”，流域内有黄金矿藏；“丰富的盐/与澧水融合成优良的血液（《澧水》）”，澧水流域内有湖南省最大的盐矿。“泛着青铜光泽的澧水/无比坚硬/把十万座武陵山/雕琢成浪漫的艺术品”，澧水流经张家界，张家界是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武陵源是其风景区之一。“雕琢”一词将柔软的澧水化为比武陵山还坚硬的存在，与“以锋利的精神切开南岭（《湘江》）”中的“切开”一词相似，软硬的对比构成对立性张力，形成陌生化效果，巧妙的表达出了诗人对澧水和湘江的赞叹之情。“湘资沅澧”四水也哺育出了独特的湖湘文化，诗人的《湘江》一诗对这一观点表达得最为精彩。《湘江》一诗语言凝练，诗人以湘江为线索，寥寥几笔就描绘出了湖湘大地的历史与独特色彩。诗人通过简约而寓意丰富的文字既写湘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又写了与这种自然资源相关的湘地的历史与文化：“以锋利的精神切开南岭滋养出一大片/方言和红色壮硕的辣椒/它的涛声以革命的情调/响彻现代史”写湘江涛声之大引出“革命的情调”，“红色壮硕的辣椒”中的两个形容词“红色”和“壮硕”则不止用来形容辣椒，更暗示湘地的革命先烈的健壮、英勇及鲜红、热烈的革命史。“芙蓉花投影水上/让我们看到许多高贵的面孔/两千多条支流/在它的率领下浩荡向前/这种巨大的号召力/使我们想起一个伟人/它的两岸遍地英雄”写芙蓉花的投影和湘江的众多支流，引出“高贵的面孔”“一个伟人”“遍地英雄”，即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以伟人毛泽东为代表的湖湘儿女，写湖湘儿女的影响力之大。“夕阳下诗意的炊烟不绝如缕/汲水的妇女/坚毅而善良/她们从岸边的岩石上/聆听到激越的马蹄声滚向远方”“诗意的炊烟”与“激越的马蹄声”构成对比，指的是在湖湘大地上朴素宁静的乡村生活与充满战斗激情、慷慨激昂的岁月是并存的，“激越的马蹄声”具有双重含义：一是运用比喻修辞，形容河水声音之大；二是运用借代修辞，用部分代指整体，虚指湖湘儿女的战斗历史，“滚向远方”中的“滚”字既指湘江波涛滚滚，又指革命历史之久远、激烈。“而回声湘剧或花鼓戏湖湘文化/热烈明快充满了阳光/以锋利的精神切开南岭/途径铅锌钨锰和钢/辣味的湖南/从它的波纹里提炼出一个雅号：/湘”善谋善战的湖湘儿女、种类繁多的方言、红色壮硕的辣椒、湘剧或花鼓戏一同构成了人杰地灵的“辣味的湖南”,“辣味”运用双关，表面写湖南人嗜辣，实际写湖南人的热情豪迈的性格和湖南火热的历史。“以锋利的精神切开南岭”在诗中出现了两次，“锋利”二字也是双关，既写湘江的湍急和力量之大，又形容湘人勇往直前的品质。 河流是湘地的血脉，湖南人的性情与文化的形成离不开河流的滋养。诗人写沅江“每一捧水都蕴含着楚辞（《沅江》）”，写“澧水两岸/芷草和兰郁郁葱葱/散发着文化的芬芳（《澧水》）”，沅水和澧水常在屈原笔下出现，如《九歌▪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屈原是湖南的文化名人，是湖湘气质的代言人。“唯有陶潜笔植的桃花千年不败（《沅江》）”指的是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乌托邦世界——桃花源，即桃源，远离尘世喧嚣的世外桃源是中国人“千年不败”的文化理想：“而一块块沉默的石头/绕开花朵，顺流而下/从边城走向世界。（《沅江》）”沅江的支流沱江流经凤凰，凤凰即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屈原如兰草般高尚的品格、向往桃花源的生活理想、沈从文《边城》中歌颂的人性的纯洁美好和优美风景，是湖南人血液里流淌的文化因子。诗人感恩湘水赋予湖湘大地丰富的自然资源、美好的文化风景，展现出诗人对乡土深深的眷恋之情。 周碧华：崇尚自由，醉心山水 二、忧患意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 人与自然是互相作用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自然给人类提供了诸多生存所需的资源，人类栖居在自然中，泥土把人们联结在一起，使人们生成各自的风俗和气质。同时，人们的生产活动会给自然环境造成影响，多表现为消极影响。大自然从古至今就是人类的家园，然而随着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现代社会中对自然资源的透支式使用，对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是日益加重的，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排放出的废气、废水、废料，一旦进入自然环境，造成的灾难是毁灭性的、是无可挽回的，人们往往沾沾自喜于利用自然资源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而“人类的命运，不仅取决于我们能否建立一个以正义和宽容为基础的高度秩序化和法理化的社会，更取决于我们能否以敬畏的态度善待自然，以诗意的方式栖居在大地上……自然是人的尺度和镜子，也是社会的尺度和镜子，而不是相反。被肆意践踏和污化的自然，恰好衡度和映照出人类的疯狂和无知、兆示着人类悲剧和不幸的不可避免，预示着家园的必然丧失。”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也必须重视的问题，文明的高度不应该建立在自然环境的坟墓之上，人类文明的发展应该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进行，人对自然应满怀敬畏与感恩之心，因为破坏自然所造成的恶果只会由人类自身品尝，只有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周碧华是湖南人，对湖南的自然环境有着深厚感情，美丽而充满诗意的洞庭湖使他陶醉其中，当他看到洞庭湖的生态遭到破坏时，心中满是忧虑。《忧伤的洞庭》（原载《诗刊》1998年2月号）一诗充满了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忧患意识，同时诗人也准确预言了洞庭平原的洪水悲剧。“一面古典的镜/曾经照亮楚国的额头/是谁把它摔得支离破碎”，“长江之南/一只慢慢合上的眼”，诗人将洞庭湖比作“镜”和“眼”，突出了洞庭湖的广阔、平静和澄澈，而人们对洞庭湖进行的大规模的围垦，把“镜”摔得支离破碎，使“眼”慢慢合上。在“云朵和鸟的影子沉降在泥沙里”这句诗中，鸟的影子和其诗歌《起飞的鸟》是相呼应的，云朵和鸟的影子都是轻盈的，“沉降”一词使轻和重构成一组对立性张力，营造出了低沉的氛围；“秋风中的芦花啊/洞庭一夜急白了头”运用比喻修辞，将“芦花”比作洞庭湖的白发，写出洞庭湖的沧桑感；“大平原在崛起！一千万公顷死亡的波浪”，诗人赋予波浪以生命，人们围湖造田，崛起的大平原杀死了翻滚的波浪；“泥土深处翻耕出腐烂的桨声”，诗人用“腐烂”一词来形容无形的桨声，语词的拼接生出了奇异的效果，湖变成了耕地，船变得毫无用处，桨声自然就被泥土埋葬、腐败了；“湖柳压低雷声又把闪电弹回高空”诗人使用意象的嫁接，用动词“压”和“弹”将“湖柳”和“雷声”“闪电”联系在一起，湖柳是低垂的，湖柳因洞庭湖生态被破坏而变得沉重，将巨大雷声压低了，将骇人的闪电弹回高空，体现了诗人的愤怒情绪；“多少生灵握不住那一闪即逝的悬念/就像握不住漂浮的家园/我一直羞于启齿/是人类掠夺了鱼的家园/人们携带着炊烟步步紧逼/庞大的鱼群飞翔/又跌落”。因为人类想要拓宽耕地面积，于是向着洞庭湖步步紧逼，没有反抗能力的鱼群失去栖息地，鱼的家园被人类侵占，这是人对自然的侵犯与屠杀，是一种野蛮而残酷的殖民者行径；“深夜里/大平原上的点点光亮/一定是鱼在冷眼注视酣睡的村庄/鱼的目光让我彻夜难眠”，诗人用拟人手法写鱼的“冷眼”，“冷眼”是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指冷漠、无情的眼神，“鱼的冷眼”这一冰冷而诡异的意象从侧面表现了诗人的反思和羞惭。洞庭湖遭到破坏后的“哭泣”“衰老”“瘦瘦的脊背”，“谁还敢去翻阅古代的洞庭/那一碧如洗的面孔/能照出现代的阴影”，诗人通过洞庭湖的今昔对比写出了人类的开垦活动对洞庭湖造成的生态破坏，是诗人对错误围垦行为的批判。围垦洞庭湖不仅破坏了洞庭湖的自然风光和生态功能，更破坏了其文化美感。 洞庭湖是湖南的一个文化符号，承载了许多文化信息。洞庭湖历史悠久，许多文人为洞庭湖所倾倒，留下许多诗歌，如杜甫“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诗人们笔下的洞庭湖是风景如画、气势磅礴的。而人们疯狂围垦洞庭湖的行为，不仅破坏了自然环境，更消灭了古人赋予洞庭湖的诗意，洞庭湖这面曾经照亮楚国额头的古典的镜，被人们摔得支离破碎，纵然有千诗万赋，也无法再将它拼完整。因此诗人在《忧伤的洞庭》中心痛地写到：“多少人物/多少梦幻/在一只眼的闪忽中悄然死去”，与洞庭湖有关的文人墨客早已归于尘土，然而其或豪迈或飘逸的形象却因洞庭湖的存在而活在人们心中，当洞庭湖被埋葬，这些诗意与梦幻也因为失去其所寄托的实体而彻底烟消云散了。人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将回到自己身上。正如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中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 事实证明诗人的忧虑不是多余的，《忧伤的洞庭》发表四个月后，长江突发百年大洪灾，洞庭平原近两百个垸子溃决，受灾人口超五百万，“愤怒”的洞庭湖对人类进行了“报复”。 三、生命意识：逆境中的生命姿态 天生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是生命的逆境，而逆境更考验人的生命韧性，更能显示生命的高贵。《资江》和《那只手，那支笔》中的排工和孩子的生命姿态彰显出生命的不屈力量。《资江》一诗中的排工，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中显现出生命的顽强：资江从西穿越雪峰山脉东流而来，流经山区，地势险峻。“资水，被谁拎起的一条坚韧的鞭子/抽打出落差和险峻/峡谷这岁月的创痕”，诗人的语言富有想象力，被鞭子抽打的资水的落差和险峻，鞭痕成了峡谷，这一想象使资水成了有血有肉的存在；“与山民的日子拧成一根根纤绳”，“日子”即时间，是无形的，“峡谷”是固定不动的，两者“拧成一根根纤绳”，诗人通过意象的杂糅，打造出了跳跃的诗意，十分自然地引出了“排工”；“七十二滩，死神贼亮的脊背/生命在此撞击出真正的含义”，资江滩险弯多，而生活在资江边的山民是不畏艰难、恣意洒脱、有着野性力量的人们；“粗犷的排工号子/资水上一条绷直了的路/延伸着悲壮或喜悦”。在资江发大水的季节，人们会放排运货，而湍急的河水可以在瞬间吞噬生命，一旦放排，排工们是回不了头的，只能唱劳动号子，来帮助排工们统一动作。排工号子音调粗犷，有特定的节奏，“绷直了的路”便是指排工们一路不绝的劳动号子，唱出了山民们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姿态，他们相信“闯过滩去/便是宁静的风景”。因此，“一代代山民前仆后继/竹篙撑斜一片天空”诗人运用夸张修辞，天空被撑斜，表明排工们的决绝；“岸边的瘦路上/他们深刻的脚印成为化石”“瘦”字写出了资江两岸路之狭窄，将脚印比喻为化石则写出了山民们的坚毅。一代代山民们没有被恶劣的生存环境打倒，反而还乐观地接受大自然给他们的挑战，在湍急的资江水上和两岸，人们坚毅、顽强的身影，堆叠成勇敢、高大的群体生命。《资江》一诗，意象跳跃幅度大，节奏紧凑，语言如资江一样曲折、灵动。人们适应艰险的自然环境展现出了生命野性，在突如其来的灾难中，人类的崇高品质也被放大。 “诗的根本起因，不是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主要由所模仿的人类活动和特性所决定的形式上的原因；也不是新古典主义批评所认为的那种意在打动欣赏者的终极原因；它是一种动因，是诗人的情感和愿望寻求表现的冲动，或者说是像造物主那样具有内在动力的'创造性’想象的驱使。”《那只手，那支笔》是以2008年汶川地震为题材的诗（注：网络上阅读量超20万人次，诗人受央视一套邀请在大型赈灾晚会上朗诵），写的是在地震中丧生的一名手中紧握着笔的学生。该诗写重大自然灾害中人的生命姿态，表达苦难能夺走人的生命，却打不倒人的情感和精神这一主题。诗歌内容是诗人根据地震现场的照片展开的联想与想象，是诗人的心灵受到震撼后的创作。诗歌一开始就写明了具体情境：“5月16日，四川绵竹汉旺镇东汽中学废墟中，一个死难学生的手中紧握着笔……”，是一首以第一人称展开的告白式抒情诗：诗人用拟人的手法，写“那支笔被你攥出了泪滴”，写出了孩子生命最后一刻的力气之大，笔象征着知识，“那支笔是你抵抗死神的武器/可以抛却生命却不可以抛却知识”，孩子用力攥紧笔的姿势传递了其在生死之际仍奋力汲取、抓紧开启知识大门的钥匙的精神，这是孩子本能地对知识的渴求；“那支笔在痛苦地痉挛”，巧妙地写出了孩子在钢筋水泥的压迫下感到的痛苦。在地震中丧生的手紧握着笔的学生在废墟里构成了一座雕像，使人联想到著名群雕拉奥孔，尽管他们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而呈现出的都是静穆的美。莱辛曾在《拉奥孔》中写到：“雕刻家要在既定的身体的苦痛的情况之下表现出最高度的美。身体苦痛的情况之下的激烈的形体扭曲和最高度的美是不相容的。所以他不得不把身体苦痛冲淡，把哀号化为轻微的叹息。” 拉奥孔和其两个儿子被巨蟒缠绕时的痛苦必定十分强烈，然而雕像把肉体上的痛苦收敛了，用一种平静、优美的姿态将拉奥孔的刚毅之美呈现出来。周碧华的诗与雕像拉奥孔有共同之处，诗人没有直接描写孩子被钢筋水泥压死的惨状，而是通过将孩子的痛苦转移到笔上，诗人刻意收敛了死亡的恐怖，凸显了孩子对生命和知识的热爱与渴望，有意的强弱对比给人们以心灵震撼。 结语： 周碧华的诗歌多以风土、风情、风俗、风景为切入点，对农民与土地、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复杂的解读。周碧华在其诗歌中展现出其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命观，其对湖湘大地深沉的爱。在周碧华的诗歌中，我们能看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所展现出一幅幅充满生机的画面。无数生命汲取大自然的营养，善用大自然提供的资源，创造自身的历史和文化，成为独立有思想、有精神的生命体：如《湘江》一诗中的革命先烈，巧用湖湘大地被众多河流分割成的丘陵地形机智而顽强地与敌人展开战斗，在湖湘大地留下令代代湖湘人民引以为傲的红色基因与记忆；也有无数生命积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在逆境中展现并激扬其生命的活力与韧劲，在《资江》一诗中，我们能看到排工与湍急的资江的搏击张扬出生命的野性力量，在《那只手，那支笔》中，我们能看到自然灾害发生时，孩子虽无力反抗强力对生命的重压，却不忘他对知识的渴望，迸发出比求生更强烈的求知光芒，展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其次，人类的狂妄与无知也对自然造成了伤害：如诗人在《忧伤的洞庭》对洞庭湖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被野蛮的围垦活动破坏的担忧之情，显现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最后，周碧华在其组诗《湘地血脉》中表现出其对湖南境内多条河流深沉的爱，对湖湘历史文化与湖湘精神的自豪，流露出其对湖湘山水与湖湘文化的眷恋之情。周碧华的诗歌是可以用三个标签加以概括的：“乡土”“生命”“人与自然”，其诗歌多取材自乡土生活，具有浓厚的乡土情怀和生命意识。周碧华在其诗歌中描绘人与自然的互相影响，呈现生命在自然中的存在状态，试图探寻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层联系及人与世界的共同促进的互动方式，具有发人深省的思想魅力，诗歌语言凝练有张力，情感自然地流淌在字里行间，真挚动人。 原载《常德日报》2021.12.12 选自中南大学文学院《新世纪常德文学发展研究》 相关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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