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程砚秋喜剧、荀慧生悲剧，和看尚小云花衫戏，都觉得难受

　本刊（指《戏剧旬刊》）以古愚老弟的努力，居然出到二十七期了，销数且日见其增，颇有蓬勃的气象，基础总算立定，在眼前戏剧落没的时代，本刊似乎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刊物，不佞虽忝居编辑之一，因无事穷忙，兼之迍邅蹭蹬，不常以文字与诸君相见，但胸中积蕴，偶触即发的话，确很不少，姑且在这《随便谈谈》里面，宣泄一二。

　现在评剧家，约略可分三种：

　一、“保存派”。这一派的人物，抱定一种“言必古昔”的宗旨，终觉得今人不如古人，尤其对于台上规矩格律，丝毫不能让他破坏，老友冯小隐君，就是拥护最力的一个，所以也可以叫他作为“复古派”。

　二、“改革派”。这一派的人物，以为旧戏不合情理地方太多，想把旧戏根本推翻，另外创设一种新的戏剧，他们所崇拜的，便是外国剧本，关于这一派，大都属于青年学子，同喜欢研究白话文，自命头脑淸醒，而对于旧剧感觉不到兴味的人居多。

　三、“调和派”。这一派的人物，认为旧剧虽有不通之处，但也有他精粹所在，要想拿新的意识来唱旧的戏剧，像欧阳予倩是。

郑过宜之《翠屏山》

　我不愿在这三派里面，显分轩轾，扬彼抑此，也不愿依违其间，作骑墙论调，只把我自己的意见，发表一下。

　戏剧在今日确是一代不如一代，死去的田桂凤、陈德霖、王长林、龚云甫、朱素云、裘桂仙、王琴侬不必谈了，存在的王瑶卿、尚和玉、钱金福，隐的隐了，不能唱的不能唱了，称为鲁灵光殿，巍然峙于败壁颓垣之中，不过存留杨小楼的武生，程继仙的小生，同着老腔老调的青衣吴彩霞，而里子之中，也只留下鲍吉祥，还有一个不出名的丑角郭春山，勉强可以当得宽博二字，如此现象，在爱护旧剧者，自不容不发生悲观，我生的太晚，往前的不必说，就是连汪桂芬也没赶上听，不过就拿以上所述几个今人古人，后起之辈，也就可说没人可以追得上。

　小云嗓音坚实，板槽工稳，的确是个青衣正材，尤其是在青衣人材零落的现代，他以为青衣不出风头，难挣大份，竟改唱花衫，你想小云的似钢似铁嗓音，配不配唱纡徐柔婉的花衫腔？僵硬得外行一样的身段，够不够贴体所饰的剧中人？病鹤兄曰：看程砚秋喜剧，和看荀慧生悲剧，都觉得难受。我曰：看尚小云花衫戏，好像坐立不安。

《詹淑娟》尚小云饰詹淑娟

　京剧成立，已百有余年，眼看狂澜莫障，“复古派”之大声疾呼，正是评剧家职任所在，实是一片热肠，自有其不得已者在耳。

　“改革派” 的建言，就是说旧剧词句太粗野，情节太浅陋，同时又觉得不能象真，认为不合情（如以马鞭代表骑马，打桨代表行船之类），在民国初元，便有话剧产生，最初要算春柳社了，内中社员，大都有相当学识，所编剧本，取材确亦很好，尤难得者，说白都有准辞，凡此皆后来话剧望尘莫及，可惜曲高和寡，不久便终于解散了。

　继此又有民鸣、民兴各社，当其初起，亦颇盛极一时，对于旧剧，大有取而代之之势，但不久便失却观众信仰，于是竟排《三笑》《貂蝉》《珍珠塔》《刁刘氏》等剧，以作号召，其价值何如，吾亦不愿多谈矣，中间虽经郑正秋拚命苦干，但其结果，亦不过在笑舞台苟延残喘，勉强支持数年罢了，现在要看这种话剧，只能到游戏场里边去找，或是小得不能演“舞”台戏的园子内，还容易看见，大概总算是落没了吧。

　以前新舞台也曾打着维新的旗帜，在布景上很化一笔本钱，《新茶花》《拿破仑》《黑藉冤魂》里面，能把真山真水黄包车同着像真的火车兵舰，一切在舞台上现出像真固然像真了，但他们的艺术又在那里呢，所以不能久立于不败之地，后来新舞台竟至造成一个不了之局，也可说得一句“非不幸也”，如今各馆子所排的新戏，总离不开机关布景，也算是新舞台给人留下的一点遗念，然而机关布景，寻根问源，是否于艺术上有所辅助，或是退化，是否于艺术上可算创设，或是破坏，大可深长思矣。

毛韵珂之《新茶花》

　近来又有各话剧团产生，演期虽不久长，颇具一部份叫座势力，就我所见，则以《雷雨》较佳，舆论亦以此称最，其余《茶花女》《油漆未干》《巧克力姑娘》等剧，亦有处理脚本方法，所憾独国语未臻纯熟，入耳犹不免生剌，然与以前所谓“文明戏”者固已逈不相侔，惟此只能于旧剧之外，别树一帜，而终不获与旧剧相抗也，以演旧剧之享盛名者，类必经长时期之钻研揣摹，始克有成，剧本虽窳，艺术自存在也，以视话剧演技未经训练，端恃剧本见长，其难易优劣，岂不较然明白，又何容置喙，乃有极力揄扬话剧，高唱打倒旧戏，亦太不量彼己矣，凡欲排斥无论“学问”“文章”“艺术”，必于此中用过一番苦功，知其深浅，喻其甘苦，而后可以畅言无忌，若茫然无所知识，遽尔褒贬，辄加武断，是谓“狂妄”“卤莽”，则其所言，亦等之梦呓而已，而余尤有慨者，即话剧团所演，泰半属于外国剧本改绎，间有一二中国剧本，又为舆论所不许，余以未经寓目，亦不愿轻加评论，但以中国写一完美剧本人材，尚且无有，终日拾人唾余，自诩至味，而于本国固有艺术，抨击不遗余力，此其人之无志可知，以无志之人，作狂妄之举，吾敢决其无济于事，不特无所影响于京剧，即其本身基础，亦恐难坝立定耳，吾意旧剧与话剧，不妨并行不悖，以其艺术立场，截然两途，观者之品判，亦当互异其眼光，话剧固无需藉口打倒旧剧，始足增其身价，犹旧剧不必借监话剧，以自命为改良也，设欲强人左袒，或反自阻进展，适成其为自扰之庸人而已。

　至“调和”，既称之为“调和”，则其于旧剧之艺术，不敢略存鄙夷菲薄之念，盖可断言，其人必在旧剧之中，经过一番历练与薰陶，亦自可断言，其中最努力者，自属欧阳予倩，而最成功者，亦自然当推欧阳予倩改编之剧本，余曾见其与周信芳合演之《潘金莲》，立意殊觉新颖可喜，做表亦佳，而信芳之武松，尤足为之生色不少，此与侈言改革而杳无实现者，逈然不可同日语矣，但予倩既谢绝粉墨生涯，又无人继起以承其志，致使此剧本为白玉霜所攫取，虽《潘金莲》之名，以此而益彰，而此剧之价值，乃因之丧失净尽，无复存在，以予倩经验与学识之富，所贡献于吾人者，仅一《潘金莲》而止，又不能使之稍稍转移风气，结果只捧红一唱蹦蹦之白玉霜，不能令人代为惋惜，而亦岂其意料可及邪，于此可见纵有良好剧本，而无相当人材，终属徒然，又可见不特提倡“改革”之难，即“调和”亦正不易也。

《潘金莲》欧阳予倩饰潘金莲 周信芳饰武松

　今持平论之，《潘金莲》剧本虽尚不错，而非余认为极端满意之作，瑕纇之处，尤在词句及动作，有不及文明戏之气息，此不特《潘金莲》为然，即予倩以前所编红楼诸剧，殆莫不皆然，岂其身处文明戏班日久，积习难返欤，盖京戏自有京戏之精神，万不应掺杂文明戏派头，而新名词尤非京戏所宜有，更不宜出于千数百年前古人之口，予倩学者，似当知此，吾微嫌于此剧者，仅此而已，余亦无所苛求，总之不失为一较好之剧本也。

　或问：就君所言，设欲改良旧剧，必如何而后可？余曰：旧剧固有之精华，自足供人欣赏玩味，殊无须于改良也，所不洽于人口者，仅剧词伧俗，曁取材简陋耳，旧剧编制之缜密细致者不少，如《德政芳》《五彩舆》《得意缘》《十三妹》《雁门关》皆称佳构，即《梅玉配》《福寿镜》亦不无可观，独惜陈义高尚者或鲜，而事实信而有征者尤渺。至云合于时代性而能激发人心者，直可谓之绝无仅有。现时名伶，各有文人为之代编剧本，剧词典雅，已不若以前之粗鄙（此亦专指四大名旦者而言，若高庆奎、马连良之剧本，仍都未见有是处也），而意义高超，具风人之旨者，犹然不多，就余近数年耳目所接，其差强人意者，仅周信芳之《明末遗恨》，及程砚秋之《荒山泪》而已（据俞振飞君吿余，砚秋之《春闺梦》亦甚佳，然余未尝见也）。

程砚秋之《荒山泪》

　信芳之《明末遗恨》，确较曩昔潘月樵，及近时高庆奎所编者为胜，其佳处尤在事事皆有史传作为根据， 一洗旧剧穿凿附会之陋，惟于李国桢推崇过甚，岂仍潘月樵之旧而未尝改欤（按李国桢可谓盖棺不能论定之一人，据明史所载，国桢实一奸邪庸妄之流，北京之破，皆由思宗轻信国桢所致，而又迎降李闯，卒以纳贿不餍贼欲，被拷掠折胫而死，一时南朝名臣，对之尤多掊击之论，其人之不足道如此，虽有一二野史稗乘为之评反表章，然事实似终不可掩也）。自来鼎革之际，疾风劲节之忠臣，皆无若明末之盛，其立福王鲁王唐王桂王之朝者，自有其种族观念，故不惜断脰折臂，以与清廷相抗，暂勿备论，即在北京殉难，如倪元璐、范景文、余铉等，亦不乏其人，何独取一卑鄙无耻之夫，极力揄扬，以为当时群臣之表率，此吾不得不为信芳惜也，虽然，吾终认信芳此剧，为晚近新戏中，于历史最有印证之作，而编制与表演，亦俱臻上乘，设删改此节，岂不益与史册符合，愈足增其声价邪，吾发此论者，亦求全责备之意云尔。

　盖观察眼前趋势，欲提高京戏声望价值，自非多编历史上足以使人观感兴起之剧，难以收效，而欲编历史戏，于其故实，尤当考证翔实，厚诬古人固不可，而妄谀古人，致事实颠倒，尤不可也，砚秋之《荒山泪》，事实极为简单，不过就一家之流离散亡，以写兵兴之时人民所受苛税征派之苦，而曲折演来，不嫌突兀，虽极悲惨凄切，只觉其描写生动，略无牵强凑杂之弊，此其所以佳也，砚秋又擅哀怨愁苦之音，亦能贴合戏情，所谓写实派戏剧者，唯此差足当之。余意嗣后伶人续编新戏，苟属于历史者，固当考证翔实，力避支离附会，既以提高京剧地位，而间接亦予民众以普遍史识，事非甚难，厥功甚伟，然今日国势严重，可谓至极，而终无一薄海同仇，扫荡敌氛之新戏，足以使人观感之下，增其慷慨赴敌之志者，岂伶人识浅，见不及此，抑以为纵有此类戏剧，恐难以叫座邪，窃所未喻，总之编剧人材缺乏，亦此中一大原因也。

　至传写民间故实，则事迹不妨平淡，而描摹宜力求深刻，如《荒山泪》，即其一例，惟谈者认《明末遗恨》为抗敌之国防戏剧，《荒山泪》为祈祷和平，消弭内乱戏剧，余深不谓然，盖无论明思宗之矜察忮刻，实有取亡之道，而思宗之亡，乃亡于流寇，非亡于外夷，何有于国防哉，矧今日中国之局势，更不必为皇室一姓致其哀思矣，为此言者，适自形其浅陋耳，《荒山泪》编制虽佳，但以征兵派饷之罪，一归之于杨嗣昌，似嫌寡识，嗣昌诚明末唯一罪人，其最不可逭者，则于清兵入犯，围困都城，竟以私憾陷死督师卢象昇，致明室折一股肱良将，又不力剿流寇，仅驱之入川，苟安目前，四川人民，因之靡有孑遣，而明社遂墟，论亡明之祸首，嗣昌咎无可诿，然谓嗣昌为贪黩庸佞祸国殃民之小人则可，以征兵派饷为嗣昌罪状则不可。

（《戏剧旬刊》1936年第27-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