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雄墓志》与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

历史探奇 2021-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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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应桥

2005年，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潼关县税村发掘了一座隋代大型壁画墓，按墓葬规模，墓主人应是隋亲王级贵族。由于墓志被盗，墓主人是谁遂成悬案。新近面世的隋观德王杨雄及其两个夫人的墓志明确其葬地为 “华阴淳乡弘仁里”。联系相关史料和墓志记载，“弘仁里”位于“华阴东原”之内。“华阴东原”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名称，大体位于今潼关县境内。再据清毕沅《关中胜迹图志》中“观德王雄墓在潼关县城西十里”之记载，可以把杨雄墓锁定在今潼关县高桥乡境内。这与税村大墓的位置正好相契合，税村大墓主人应该是隋观德王杨雄。

一、杨雄葬地

隋观德王杨雄墓志出土时地不详，志石亦下落不明。赵文成、赵君平两位先生所编《秦晋豫新出土墓志搜佚续编》中载有其拓本，同时刊载有杨雄前夫人长孙淑信的墓志（大业九年）、后夫人王媛华的墓志（大业九年）、父杨绍的墓志（建德元年）、杨绍夫人兰胜蛮的墓志（开皇十七年）、子杨续的墓志（永徽三年）、杨续妻乙弗氏的墓志（贞观十七年）[1]。杨氏父子三人分别生活在北魏、北周、隋、唐四朝，且皆身居要职。三个人的墓志时代连续，叙事上起北魏下至唐永徽年间，记载了中国由分裂到统一这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依拓本，杨雄墓志为正方形，边长约102厘米，厚约12厘米。志面有界格，志文正书，共46行，满行46字，计 1917字，首题“隋京兆尹司空公光禄大夫故观德王之墓志铭”。四侧面线刻十二生肖图案，做奔跑状。志盖盝形，顶部边长85厘米，底部边长102厘米。顶部正中浅减地雕刻隶书 “大隋京兆尹司空公光禄大夫故观德王之墓志铭”，5行20字，其外围两周连珠纹，中间填以四神图案，四刹及四周侧面为忍冬纹，整合墓志显得富丽堂皇。杨雄墓志是迄今发现的形制最大、志文最多、规格最高的隋代墓志。

《杨绍墓志》载：建德元年（公元572年）十月十五日，窆于咸阳郡石安县洪渎乡孝义里山。《兰胜蛮墓志》载：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十一月十一日，迁窆于泾阳县龙栖乡。石安县，后赵“石勒置”[2]。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渭城乡坡刘村的《拓跋虎妻尉迟将男墓志》称，大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葬于夫开府之墓石安县北原之山”[3]；出土于咸阳市底张湾的《若干云墓志》称，大周宣正元年（公元578年）“窆于泾阳县洪渎川赵村东北”[4]72-75；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咸阳底张湾的《尉迟运墓志》则称，大成元年（公元579年）“返葬于泾阳县洪渎乡永贵里”[4]101-104。可证石安县于北周建德元年后至宣政元年前改为泾阳县，今咸阳市底张湾一带属石安县洪渎乡永贵里。那么“洪渎乡孝义里”当距此不远，杨绍墓应在咸阳市底张湾附近。其三世孙杨思讷志载“与夫人郑氏合葬咸阳洪度旧茔”[5]，四世孙杨执一志载“与故夫人独孤氏同祔京兆咸阳县洪渎原”[6]，可见这里自北周至唐是杨氏观王房一直在使用的一处茔地。

《杨雄墓志》载：“大业八年三月十日遘疾薨于辽西郡，春秋七十有三……九年太岁癸酉九月壬申朔还窆于弘仁里山。”《长孙淑信墓志》载：“大业九年九月十三日合葬于京兆华阴县还淳乡之墓。”《王媛华墓志》载：“大业九年九月十三日合葬于华阴县之还淳乡弘仁里。”故知杨雄二夫人早卒，大业九年九月三人合葬于华阴县还淳乡弘仁里，三合墓志同时刊刻。

《杨续墓志》载：“以永徽三年六月廿五日，寝疾薨于安定里之第，春秋八十有三。遗旨薄葬，敛以时服，即以其年十一月十九日迁葬于华州华阴县定城乡之原所。”《杨续妻乙弗氏墓志》载：贞观十七年（公元633年）十月十五日，归葬于华州华阴县之旧茔。

据《杨谟墓志》“(大业二年)改葬于华阴东原丰原乡弘仁里”[7]，弘仁里在“华阴东原”。因此，杨雄、杨续父子之墓也应该在 “华阴东原”，这是杨氏“观王房”新辟茔地。

二、华阴东原

“华阴东原”之称屡见北魏至隋唐杨氏墓志。在已发现的北魏至隋唐杨氏墓志中，明确记载葬地“华阴东原”杨氏“越公房”者共12方，其他墓志3方（杨叉、杨孝偡、杨文愻），按葬年顺序列表如表一。

表一中《杨谟墓志》“华阴东原丰原乡弘仁里”和《杨孝偡墓志》“华阴东原留名乡归政里”，表明在县、乡、里俱全的情况下，其间不可能再插入任何一级行政区划名称。开皇九年的《杨景墓志》和《杨叉墓志》分别载“华阴东原乡通灵里”与“华阴县潼乡通灵里”，但“通灵里”是不可能同时既隶属于东原乡又隶属于潼乡的。再结合“潼乡”在杨氏墓志中常见，而“东原乡”仅见此一例，推测“华阴东原乡通灵里”当为“华阴东原潼乡通灵里”之误。故“东原”不是一级行政区划，应指华阴县东部区域。

表一 “华阴东原”出土杨氏墓志统计表

表二 “华阴东原”出土杨氏墓志统计表

注：表一和表二中书目及简称：
①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简称《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②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简称《专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
③赵君平、赵文成《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简称《搜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
④赵文成、赵君平《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续编》简称《搜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
⑤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简称《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

关于“弘仁里”，大业二年《杨谟墓志》载为“华阴东原丰原乡弘仁里”，大业九年《杨雄墓志》载“华阴县还淳乡弘仁里山”，永徽三年《杨续墓志》载“华阴县定城乡之原所”。杨雄父子应葬一地，则表明：“弘仁里”所在的“还淳乡”，从大业二年到永徽三年，名称经历了“丰原乡”到“还淳乡”再到“定城乡”的变更。

在族葬制度下，同房祖成员一般应该葬一地。通过对照墓志所载世系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杨氏世系，分析墓志所载乡、里、村等具体地点的联系，尚有已发现杨氏“越公房”墓志15方，其他葬华阴潼乡墓志4方（杨阿难、杨颖、杨雄、杨续），按葬年顺序列表如表二。

根据对表一的分析，表二中人物都应葬在华阴东原。可见，华阴东原不是一级行政区划，而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名称，当指北魏至隋唐时期华阴县东部一片较大区域。它至少涵盖当时华阴县的潼（关）乡、丰原（还淳、定城）乡和留名乡。其中，潼（关）乡下辖习仙里、通零里、招远里、神原里等，留名乡下辖归政里等，丰原（还淳、定城）乡下辖弘仁里等。之所以称华阴东原，大概因这片区域位于“中岳华山”之东，当时华阴县之东部。而出土于今华阴市五方村的另一支弘农杨氏杨播家族墓志，大都不见有葬华阴东原之记载，是因其祖茔位于华山之西、华阴县西部之故。

葬于华阴东原的这些墓志大都没有具体的出土地点，只有“越公房”代表人物杨素及其妻郑祁耶、继母萧妙瑜三人的墓志出土地点明确，即今潼关县吴村乡亢家寨。还有《杨胤季女墓志》出土于潼关县管南村[8]，东临亢家寨。故杨氏“越公房”墓志应该大都出土于潼关县吴村乡亢家寨及其附近。由此可见，北魏至隋唐时期的“华阴东原”至少和今潼关县存在重叠区域。那么，杨雄父子墓志很可能出土于今潼关县境内。

清毕沅的《关中胜迹图志》中载：“观德王雄墓在潼关城西十里。”并引《县志》：“雄，隋宗室。有唐中书侍郎岑文本碑。今碑不存。”[9]按清代一里合今576米计算，10里即5760米。明清潼关县城就是今天港口镇潼关城遗址，其西10里处就已进入今潼关县高桥乡境内。《金石录》载《隋观德王杨雄碑》[10]，大概毕沅所引《县志》载岑文本撰杨雄碑。

毕沅是清代知名学者和乾隆朝重臣，曾任翰林院修撰，并两次出任陕西巡抚。在陕期间，“询求旧迹，订伪厘舛”，撰成《关中胜迹图志》，被列入《四库全书》。该书“考据本末，荟萃旧书”，是研究关中历史、地理及文物古迹的重要文献。其对杨雄墓位置的记载，未明何据。《杨雄墓志》的面世，可证毕沅所载是正确的。

三、税村隋墓主人

税村隋墓，是2005年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高桥乡税村抢救发掘的一座大型隋代壁画墓[11]。该墓位于陕西省潼关县高桥乡税村北约300米的农田里，东南距县城约10公里，向北约3000米的渭河岸边即为东汉杨震家族墓地，向东另一原上有隋楚国公杨素家族茔园。墓上原有神道、望柱和石刻等设施。这是一座由长斜坡墓道、7个过洞、6个天井、4个壁龛、砖券甬道和墓室等构成的单室砖墓，平面呈“甲”字形，坐北朝南。水平长度为63.8米，墓底距地表深16.6米。以前曾遭多次盗扰，墓室内除石棺外，墓志及石门被盗一空，仅壁龛中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及珍贵的壁画，特别是用浅减地手法雕刻的线刻石棺和壁画具有重要的艺术和研究价值。

“潼关县税村隋代壁画墓是我国隋唐考古史和美术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是迄今为止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隋代墓葬，为探索杨氏隋皇族墓地和隋代高等级墓葬制度提供了线索。”其长度、深度和天井的配置与唐代太子和亲王的墓葬类似，故发掘者推测，墓主人可能为隋文帝长子、废太子杨勇。杨勇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被废为庶人，杨广继位，矫文帝诏赐死，后追封为房陵王。所以，杨勇墓葬不可能有税村隋墓那样大的规模和奢华；即使如发掘者所言杨广为收买人心厚葬杨勇，也不可能用精美绝伦的画像石棺。故税村大墓主人绝不可能是杨勇。同理，和杨勇一样不得善终的三个弟弟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故潼关县高桥乡税村隋墓之主当另有其人。

从墓葬规格看，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为王级规模，与观德王杨雄的身份地位恰相匹配，与杨雄墓志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隋代墓志最为相称。从地理位置看，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位于明清潼关城遗址西约 6300米处，与清毕沅在《关中胜迹图志》中所载的 “隋观德王雄墓在潼关城西十里（5760米）”十分接近（如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