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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文献：Laura Hering and Sandra Poncet.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4, 68(2) : 296-318. 解读小组成员：闵娇娇、黄婉婷、张渭缘、郑孟媛，安徽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大三 地点：安徽大学新校区博学北楼B109 时间：2021-2022学年第一学期第8-9周，周二下午2点-5点半 课程：《科研创新训练课程》，学生成果汇报：解读经典论文+讲解自己的论文 背景 在二十一世纪初，随着经济列车的高速前进，我国进入了环境高风险时期，各种环境问题层出不穷。中国政府意识到相关问题，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来减少与煤炭有关的污染，其中来势汹汹的便是1998年实施的“两个控制区”政策。超过一定标准的城市被指定为酸雨或SO2污染控制区，简称为TCZ城市。《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规划》要求，到2005年，“两个管制区”硫排放年均比2000年下降20%。 2013年，北京的空气污染在国际上声名狼藉。用传统的测量方法“超出指数”计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污染水平，并且对城市空气质量的负面关注损害了中国，国际上很多专家和学者质疑中国环境法的有效实施和执行，这些法律一直被认为只存在于纸面上。因此，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中国的环保法规是否只是在大规模地“洗绿”，还是产生了经济影响。 作者基于此对中国的环境监管及其对贸易的作用展开研究，通过二氧化硫政策发布前后，不同城市行业和不同所有权企业出口数据的变化，来评测中国环境的有效性，并得出了对应的结论。作者发现，政策实施后，目标城市行业出口相对下降，行业污染程度越高，降幅越大。此外，作者发现观察到的效应主要由私营企业驱动，而国有企业的出口似乎不受新政策的影响。这一发现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政治优惠政策是一致的。 数据来源 本篇文献的数据来源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贸易数据。贸易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贸易数据来自于中国海关，提供了1997-2003年期间的按地点、年份、产品和目的地汇总的出口流量。按城市和行业划分年出口时，最终样本包括46375个观察值（275个城市，25个行业，7年）。按出口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信息，可以区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最终样本包含92750个观察数据。 第二部分是行业级变量：能源强度和控制。一个行业是否会受到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一个重要的指标是行业煤炭消费和增加值（对数）的比率。选择数据为1997年（TCZ政策实施的前一年），计算25个行业的煤炭强度（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第三部分就是市级变量。市级变量海关数据包括4个省级直辖市和261个地级市的出口数据。共265个城市，其中有158个被指定为TCZ。 表 1按城市汇总统计 分析：表A3显示了TCZ与非TCZ在许多方面的显著差异。利用265个城市在出口、GDP、人口、通风系数、边界层高度、风速等方面的数据，来衡量TCZ政策的经济效应。TCZ=0是没有实施TCZ政策的城市，我们可以称为非TCZ城市。同理，TCZ=1为TCZ城市。表A3显示结果为TCZ城市的数据比非TCZ城市大，例如出口和GDP。 作者认为仅根据出口比较高还不能明确得出有TCZ的经济效益更好。因此，这篇文献的实证分析还考虑了区位特征的差异，因为它们可能会导致TCZ城市对清洁环境有更大的需求，而不管TCZ政策的效用如何。作者利用表A4对此进行分析。 表 2各种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根据表A4，作者得出的TCZ政策对出口抑制效应的结果，并不是由于未能考虑TCZ和非TCZ城市在人均GDP、沿海位置和特殊政策区存在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 第四部分是关于出口模式和煤炭强度的程序化事实。 从1997年到2003年，TCZ与非TCZ城市的出口额都大幅增长，TCZ城市煤炭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增长较慢；在非TCZ城市中则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底部的面板显示，TCZ相对于非TCZ，低污染行业的出口溢价正在上升。这与环境法规主要阻碍了煤炭密集型部门的出口是一致的。 总的来说，数据显示出口从高能源密集型行业到低能源密集型行业相对重新分配，但仅针对TCZ城市。 实证分析 本篇文献的实证分析分两个步骤进行。首先看在引进TCZ政策后按能源强度划分的部门出口模式;然后，在“企业所有权的作用”一节中，我们将看到，根据企业所有权，出口绩效是否还存在其他差异。 一、总出口流量的实证方法和结果 1.估计方程 作者从TCZ政策的跨部门差异效应中确定了更严格的环境政策的影响，其中的影响取决于该部门对新法规的内在暴露程度。 作者认为在固定的影响下，他们的估计对TCZ城市和非TCZ城市之间的变化具有吸引力。通过比较各部门的出口表现，可以确定更严格的环境政策监管限制的效果。因此，我们主要关心的系数是关于三重相互作用项α的系数。如果环境法规确实对一个城市的出口产生负面影响，我们预计目标城市的出口相对于非目标城市会相对下降。然而，在生产成本上升幅度较小的低煤密度行业，这种影响应该较小。 2.结果分析 表 3 TCZ政策和出口值 在第1列中，作者认为理论上，TCZ政策的输出影响是由 在第2列中,作者将 第3列显示了我们的基准规范（由于城市年、部门年和城市部门水平上包含固定效应，因此双重相互作用项消失了，但这并不影响 除此之外，作者还认为，导致TCZ城市污染行业出口较低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即可以来自于现有出口商出口量的相对下降，也可以是来自于不同地区企业数量的变化。作者发现，负𝛼表明政策是有效的，导致目标城市的污染密集型行业相对于非目标城市的相对下降。 第4-10列显示了稳健性测试（结果见下）。 3.稳健性检验 表 4 替代规范：TCZ政策和出口
在表 A5 的第1列和第2列中，给出了表1第3列中基准回归的 PQMLE（准最大似然估计）结果和第9列中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仅包括城市年和行业年的固定效应。为了比较，作者在第3和第4列中显示了具有相同固定效应的 OLS 回归结果。两种估计方法提供了相似的预测，三重相互作用项增加0.1%，年出口将减少1.2%（1-exp（-0.0119）=1.2%）。表 A5的第5-8列显示了作者把分析限制在贸易顺差时的估计。 总的来说，TCZ城市出口活动相对于煤炭密集型行业的结果在整个调查中得到证实。 平行趋势检验 我们说无论是DID模型还是DDD模型，使用该方法尤为重要的假设条件即满足“平行趋势”，即样本在冲击或者政策发生前必须具有可比性，因为控制组的表现被假定为实验组的反向事实。本文所采取是否符合平行趋势假设的检验方法是各时点虚拟变量与政策变量的交互项，若政策或称为处理发生前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则表明确实有着平行趋势。在本文中，采取了两种方法来验证平行趋势假设。 在方法一中，考虑到城市—行业层面的数据在1997年以前是没有的，于是就用各省份之间的数据进行了代替（也就是省份—行业的数据）。并采取了3种方式计算省级层面，TCZ城市的比重，即每个省TCZ城市的比例，TCZ城市的GDP占各自省份GDP的比重（以2000年为基期），TCZ城市的出口总额占省级的出口总额的比重（以1997年为基期）。 我们可以看到政策实施之前（在表格的第一行），1992—1998年的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说明不同城市的出口并没有出现异质性的趋势，平行趋势假设通过。从1999年起，交互项前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政策实施后，TCZ和非TCZ城市的出口模式才产生了明显的差异。 在第二种方法中，构造从1998年到2003的虚拟变量，并用year这个虚拟变量来代替post这个虚拟变量。因为通过这种方法，我们能更加清晰地看到政策对城市的出口的影响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同时，把样本分成两控区和非两控区，利用产业—时间层面的变动分别进行了DID估计。由于政策只在两控区内实施，政策应该只在两控区内显著。如果非两控区也显著，说明出口下降可能是由其他政策所引起，而不是两控区政策。
从表格的第一列第一行可以看出交互项前的系数不显著，说明政策实施的第一年，TCZ和非TCZ城市之间的出口模式没有差异。从1999年起，交互项前的系数开始显著为负，并且系数的绝对值逐渐变大，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与非TCZ城市相比，TCZ城市的出口模式越来越偏向污染密集的行业。（因为交互项前的系数显著，代表平行趋势假设不再存在，同时交互项前的系数越来越大，说明TCZ城市和非TCZ城市的出口模式差异越来越大，非TCZ城市出口相对偏清洁行业一点，所以TCZ城市的出口模式越来越偏向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在第二列中，我们可以看到非TCZ城市的子样本中，交互项前的系数不显著，说明非TCZ城市不受政策的影响。反而，在第三列TCZ城市的子样本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污染程度越高的行业出口相对下降，并且下降的规模越来越大。 通过这两种方式，说明了TCZ和非TCZ之间的出口模式差异是由政策实施所引起的，与之前的趋势无关。 遗漏变量 为了解决遗漏变量引起内生性问题，引入了三个控制变量。 1.由于考虑到西部大开发战略，污染企业向欠发达地区进行迁移，因为企业在那里承担这更小的污染环境所带来的成本，所以为了研究越来越多的沿海企业向西迁移，是否影响了总的贸易出口量，在回归中加入海岸线虚拟变量和煤炭集中强度和post的交互项 2.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会吸引外商和外资企业，同时在样本中62个经济特区城市，有50个城市为TCZ城市，所以在回归中加入了政策特区虚拟变量和煤炭集中强度和post的交互项 3.因为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人们要求改善环境质量，所以引入了人均GDP和煤炭集中强度和post的交互项
无论加入几个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前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TCZ政策下确实使两控区污染较高部门出口量的相对减少 工具变量 由于两控区城市名单是由之前的空气质量决定，空气质量可能与一些其他影响出口的政策有关，所以两控区政策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所以引入工具变量—通风系数：平均风速*边界层高度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工具变量具有相关性：通风系数越小，表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越慢，进而采取更加严格的环境管控制度，该城市更容易被确认为TCZ城市。 工具变量具有外生性：因为各城市之间通风系数的差异是由当地的大气系统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当地的经济活动决定的，所以我们认为通风系数是外生的。 在表4中，从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F值大于10说明，通风系数不是一个弱工具变量。所以该工具变量是一个好的工具变量。 在表4中，核心解释变量前的系数显著为负，再次说明基准回归的可靠性， TCZ政策下确实使两控区污染较高部门出口量的相对减少。 环境政策的执行和公司所有权的作用 上一节我们重点介绍了TCZ政策在各个部门的不同影响，现在，我们通过迎合中国企业的政治等级来完善我们的方法，这一节，我们主要讲述环境政策的执行和公司所有权的作用。 在新环境政策下，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一个所有制问题，中国有相当大的行政分权，地方政府可以有效地自行决定如何解释和执行政策，这种自主权不可避免的会导致一种企业讨价还价情况的存在，通过这种讨价还价，许多污染者可以有效地避免支付费用、罚款或其他罚款。因此不同企业受到环境政策的影响是不同的。这里我们主要区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 第一个，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是有极大优势的。第一个是地方保护主义。第二个是国有企业的议价能力较强，并且在资金来源上，国有企业因为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可以得到丰厚的政府补贴，也更容易融资。 然后是非国有企业，在新的环境政策下，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制企业可能处于一种劣势。第一个，政策偏见，第二是资源配置不当，之后，私营企业也会面临更大的信贷限制。 如上所述，基于对国有企业的政治偏好，TCZ政策对私营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我们区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并估计以下方程。
这就是我们模型的建立，我们在总出口流量的实证分析中主要引入了新的解释变量SOE，这里SOE假设的是企业类型，1代表国有企业，0代表非国有企业，然后其他解释变量与之前的模型是类似的，我们可以看出来，这里运用到的也是一种三重差分，TCZ*post*SOE乘积的系数反映两控区政策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出口的影响，u用来解释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平均出口绩效的任何系统时变差异，，这里，我们所感兴趣的是前两个相互作用项和。如果环境法规确实根据能源强度扭曲了出口，这应该尤其适用于非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相比，在TCZ政策出台后，国有企业的出口对能源强度的敏感性较小，因为国有企业与监管机构有更大的讨价还价能力，并且有能力吸收政策带来的更高成本。因此，我们预计α为负，β为正。 模型建立好后，我们将上述数据带入以验证我们的猜想，下面是经过一系列回归之后得到的结果。
在这里，第一列是基准规范测试，第2-6列显示了各种稳健性检验。第二列不包括煤炭强度最高和最低的四个行业，第3列使用了该行业的全部煤炭强度，因此，它考虑到了上游地区对煤炭的依赖性。第4列增加了与资本强度的交互项，以资本与劳动力之比来衡量。（这里，国有企业因为其资源利用效率较低，一般来说，国有企业的员工较多，所有，与私营企业相比，这里是呈现一个负相关，影响效果也就不显著）第5列使用国内出口增加值作为因变量。第6列包括了收入、政策特区和沿海位置的相互影响，在所有六列中，系数α和β各自都有预期的正负号，表的底部显示了对国有企业影响的测试的p值为0，即+=0，一旦我们加入了额外的控制，这个假设就不能被拒绝，因此，企业所有制可以保护国有企业免受TCZ政策的影响。远离污染密集的相对出口再分配似乎仅限于国有企业，新的环境政策促使不同所有权类型的公司自我选择到具有不同能源强度的行业，私营企业在这种密集型行业变得不那么专业化，相比之下，国有企业出口部门组成的变化就没那么明显。 总结 最后，我们对本篇文献做一个总结，本文考虑了两个控制区(TCZ)政策中更严格的环境法规对我国企业出口活动的影响。我们使用了265个中国城市的数据集（其中158个是该政策的目标），并利用不同时间、部门和企业类型的变化来提取该政策对企业出口业绩的因果影响。我们发现，行业污染量越大，TCZ政策对出口的负面影响就越大，这表明TCZ政策是有效的，目标城市的出口活动相对重新分配，远离了污染密集的部门。 然后我们在第二节考虑了公司所有权的影响。国有制似乎减轻了环境政策对企业的影响，由于遵守法规的义务较弱，或者预算约束较软，允许更快地适应污染生产过程，国有制保护企业免受污染法规对生产的负面影响。新的环境条例出现，国有企业可能增加生产，而私营企业则因相关成本增加而被迫进行调整，减少生产和出口活动。 当然，本篇文献依然有需要完善和修整的地方，我们要区分行业规模的缩小和从CTZ管制城市迁移到非TCZ管制城市，因为后者在中国的总污染将保持不变。迄今为止，由于数据质量差和污染统计资料有限，无法直接评估CTZ条例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了企业的排放或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降低。第二个是理解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差距背后的机制。而其中的解释可能包括腐败，更大的议价能力或更大的能力来承受给定的成本冲击或者是更好的融资渠道。 在阅读完本篇文献后，我们了解到环境法规以及两控区政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且针对他所给出的结论，我们也通过查阅相关文献给出一些建议，第一，两控区政策作为一项命令控制型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明显抑制二氧化硫排放，但是该政策相比市场激励型政策缺乏效率，也不利于技术创新，抑制了出口。我国环境规制应该以较低实施成本为发展方向，制定、实施能充分调动公众、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以信息手段和公众参与为特点的环境规制政策；第二，在选择适当环境规制强度的同时有针对性地采取救济措施（如减污补贴等），以保证出口贸易的平稳过渡；第三，两控区政策对高排硫行业出口强度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模式，应给予非国有企业更多的关注，鼓励非国有企业采取技术升级等办法弱化两控区政策带来的环境成本上升的不利影响，进而减轻两控区政策对出口的负面效应。 以上就是我们对本篇文献的解读，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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