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
这句话，是《新青年》的创刊词，出自陈独秀之手。
说起《新青年》，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在整个五四时期，《新青年》代表着中国所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甚至可以这么说，在整个近现代史中，这本杂志是支撑着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文化转型的精神桥梁。
而作为它的创办者，陈独秀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和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但就是这么一位革命先驱者，最终却因种种原因被开除了共产党党籍。
后来，在他有机会重返延安、回归革命工作时，他为何断然拒绝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又是什么？
毛主席的指引者
无论生前身后，陈独秀都受到过无数赞誉，也遭到过许多批评。在近现代史中，他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他是中国第一批拥护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但后来又义无反顾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但日后又与党组织渐行渐远；他一手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后期却又主张取消革命运动。
陈独秀的功过是非有太多太多了，多到后人可以就此展开无止境的讨论。但在毛主席心里，他永远都是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路途中的指引者。
“我第一次见到陈独秀是在北京国立大学。当时他带给我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人给我的影响都要深刻。”于毛主席而言，前期的陈独秀是一个总能让他感到醍醐灌顶的良师益友。
即便两人后来的分歧越来越大，但毛主席丝毫不曾掩盖过陈独秀的功绩和付出。他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就算有过错，但他促成了共产党的诞生，这个功劳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1942年，拒绝回到延安的陈独秀病逝于江津鹤山坪。毛主席得知他的死讯后黯然了很久，在之后的两年内闭口不提陈独秀的名字。往后每每提及他，也总是心有戚戚。
但陈独秀晚年的落寞隐退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他个人的原因。
他是一个思想很复杂的人，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又没有完全了解其核心与本质；他说要推翻封建主义、克服资本主义，但他还是没能跳出这两种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身。
再者，陈独秀孤傲自负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不会反省自己的不足和错误。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时，他永远不会低下头颅服软，这是气节和傲骨的表现；但面对自己的同志与人民时，他的一意孤行已经注定了日后的悲剧。
前半生，他是思想解放领域和革命运动领域叱咤风云的领军人物；而后半生，他只是一个埋头写书的失意老人。远离政治，成了他无奈之下的必然选择。
一生五次牢狱之灾
监狱对于陈独秀来说已经算是第二个“家”了，从1913年到1932年，他总共五次进出牢狱。而“陈独秀”之名为世人所知，正是由于他的第一次入狱经历。
辛亥革命之后，陈独秀虽然没有加入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但实则也是革命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回到了安徽老家，担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率领该地区人民进行民主革命。
在袁世凯公然推行复辟阴谋时，陈独秀再次响应“二次革命”的号召，与一众同志秘密策划反复开辟武装运动。可惜事件败露，不幸被捕入狱。
不过第一次他没在监狱里待太久，次年就获释了。但在1919年，北洋政府忌惮于五四运动和《新青年》的影响力，又找了个借口把陈独秀给抓起来了。
可是百天之后，迫于各界压力，北洋政府又只能灰溜溜地开释了他。但当局意图扼杀新思想的行为还在继续，陈独秀只能将《新青年》的编辑部迁移至上海。
不过，在1921年到1922年这短短的一年间，陈独秀又两进两出监狱。虽然也是有惊无险，很快就出来了，可《新青年》杂志却因政府的频繁打压和全面封杀而不得不停刊。
至此，陈独秀已经进过四次监狱了。即使在狱中并没有遭受什么严刑酷打，但常年的奔波和精神上的压力也使得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1932年，国民党拘捕了陈独秀，并以“危害民国罪”对他提起诉讼。
面对国民党如此恬不知耻的强盗行径，蔡元培、胡适、林语堂和蒋梦麟等知名人士马上向当局展开了抗议活动，并发动各大报刊媒体和各界名流为陈独秀进行辩护声援。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令当代年轻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居然致电蒋介石，请求无罪开释陈独秀。这样的“梦幻联动”，是不是有些不敢相信？
而爱因斯坦之所以会为陈独秀叫冤喊屈，一方面是由于他自身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反战人士；而另一方面也是钦佩于陈独秀在思想文化上的卓越贡献。
但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声援和求情并没有打动蒋介石，他直接驳回了所有人的声音，强硬地表示不会轻易放过陈独秀。他想通过打压陈独秀，进而打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进步革命人士。
可蒋介石打错了如意算盘，延年乔年尚且不曾对反动派卑过躬、屈过膝，那他们的父亲又怎么会低头呢！
最终，陈独秀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关押于江苏老虎桥监狱。但他对这个判决表示了不满，自始至终都没有承认过反动派强加在他头上的这些罪名。
但由于陈独秀的巨大影响力，监狱里也不敢为难他，反倒是许多高官名流一批接一批的来探访他。
在这些人当中，既有国民党一派的，也有许多老朋友。老朋友们多是借着探访之机与他共商国事，再将他的主张和意见带出监狱，发表到各大报刊上。
而国民党一派的人多是奉命前来拉拢他的。政府要员徐恩曾、陈公博，陈独秀曾经的下属顾孟余，甚至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都“屈尊降贵”对他进行过“劝降”。
而每当看到国民党的人，陈独秀是连正眼都不会给一个的。你们屠杀无辜同胞、屠杀革命志士、屠杀了我两个儿子，现在居然还有脸来“劝降”我，实在是不知所谓！
因此，陈独秀的监狱生活就可以大致划分为两块：一是面见老朋友和报刊中人，二是埋头写作。
他在狱中写就的《小学识字教本》一书，被教育部长陈立夫迅速买断版权，“如获至宝”的陈立夫当即就着手准备印刷出版工作了。另外，陈独秀也曾提笔写过自传，可惜只写了前两章就辍笔了。
提前出狱，拒绝三个条件
按照原本的判决，陈独秀是要在监狱里继续服刑的。但随着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国民政府自顾不暇，也没空管这批“政治犯”的烂摊子了。
于是在4年零10个月之后，陈独秀被提前“赶出”了监狱。但而今国土沦丧、日寇猖獗，容身之地又在哪里呢？
此时的陈独秀还是想重回共产党，继续为党的工作做贡献的。虽然他早就被开除党籍了，可他在心底里还是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
当初，国民党曾要求他写几篇报道骂骂共产党，毕竟他都已经被自己的党派给“扫地出门”了。可面对这般无耻的要求，陈独秀严词拒绝，并说了一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因此，陈独秀辗转找到了叶剑英和林伯渠，希望他们能够牵线搭桥，帮助自己完成为党工作的愿望。
而叶剑英和林伯渠自然对这样的要求乐见其成。其实不止他们，很多党内同志都是希望陈独秀重新回归共产党，再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的。毛主席也是其中之一。
但这事，毛主席一个人说了不算，谁说了都不算，必须得到所有人的同意才行。而要使所有人信服，就不得不直视陈独秀先前所犯下的错误，并让他自己承认错误。
一方面，延安这边正在就陈独秀回归的事情展开会议讨论；而另一方面，国民党“搅浑水”的工作也没停下，他们极力阻止陈独秀回到延安。
不过蒋介石也明白，他和陈独秀之间，不仅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更横贯着杀子的血海深仇。要想让陈独秀为他所用，这是绝不可能的。
但要他眼睁睁地看着陈独秀回归共产党，这更不可能。因此，蒋介石派出了朱家骅来同他进行洽谈。
国民党可以出资10万，让陈独秀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组建独立的“第三党”。并且，蒋介石保证不插手独立党的任何事务。另外，如果陈独秀愿意的话，劳动部长的位置也会给他留着。
这些待遇，在旁人看来的确是十分优越了，可陈独秀不会贪图这些。蒋介石的为人他再清楚不过，说出来的话毫无信服力。要他成为这种人的鹰犬爪牙，背叛自己的信仰，还不如一枪毙了他。
毫不意外，这次洽谈也是无疾而终了。不过，就算陈独秀抵挡住了来自国民党方面的诱惑，但前头还有两个难题摆在他面前呢。
一个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方面的压力。陈独秀当初之所以会被开除党籍，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曾经信奉了“托洛茨基派思想”。而托洛茨基是斯大林的头号反对者，这使得陈独秀陷入了一个尴尬无比的境地。
另一个则是党内王明、康生等人的阻挠。为了阻止陈独秀的回归，他们在党报期刊上发表了文章，指责陈独秀是一个“日伪汉奸”、“不法匪徒”。
实则，这二人同陈独秀原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他们之所以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开反对陈独秀，其实也有一部分反对毛主席的意思。因为，毛主席是希望陈独秀回来的。
王明、康生害怕陈独秀回来以后会支持毛主席的主张，进一步削弱他们在党内的威望和话语权，因此竭力阻止陈独秀的回归。而后来事情的发展也的确如他们所想，所以晚年的王明依旧为此沾沾自喜。
外部的这些阻力是无法忽视的，它们就像一只只拦路虎，使陈独秀无法顺利踏上前行的道路。但最终，斩断前路的人却还是陈独秀自己。
当时，不管外在压力有多大，毛主席和党中央都是欢迎陈独秀的归来的。但是，为了使大家心服口服、摈弃前嫌，党中央也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登报声明与“托派”脱离关系，放弃之前所信奉的所有“托派”理论和行动，并承认当初加入“托派”是错误的；
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政策；
三，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拥护的诚意。
这三个条件是党内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的。如果陈独秀能够认同并做到，那么他可以马上回到延安，回到曾经浴血奋战过的疆场。
可是，陈独秀拒绝了。
这样的拒绝可以说是在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乍一看，这三个条件都没什么大不了的，该认错认错、该拥护拥护，不就皆大欢喜了吗？
其实对于后两点，陈独秀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甚至热切期盼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因为他是个坚定的抗日分子。不过，第一点他无法接受。
他承认“托派”理论在中国行不通，他也早就放弃了这些理论。但是，他从不曾后悔过研究追随“托派”。
在他看来，“托派”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他曾经摸索过的道路。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成功，而“托派”理论没有。
在开始一条新道路之前，谁能知道前方是光明还是黑暗呢？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他没办法否定自己之前的摸索尝试。
若将这份执拗带入他的性格中去解释，那么也就解释得通了。他聪敏好学，喜欢尝试新事物；他尖锐犀利，喜欢直白回应；但他也顽固、也自负、也不羁。这样的人，是很难听进别人的建议从而反省自我的。
外力因素尚且可以缓和，但若自身不愿意低头认错，那么结局终究无法转圜。也因此，陈独秀失去了重回党组织的机会。身体和精神遭受双重折磨的他，开始了辗转流浪的生活。
晚景凄凉，落叶归根
离开南京之后，陈独秀先是到了武汉、后来又去了重庆，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让他满意。无奈之下，他又只能举家搬迁。几经辗转，最后落脚于江津城郊的鹤山坪。
彻底沦为一介布衣之后，陈独秀所有的经济来源只有北大同学会每个月300块钱的补贴和《时事新报》每个月160块钱的薪资。
但在战乱年代，这两笔钱能不能按时寄到都是个问题。即便是寄到了，由于通货膨胀等种种原因，也无法承担家庭的日常开支。
为了维持生计，陈独秀和妻子潘兰珍只能自己动手栽培粮食蔬菜。早出晚归、施肥除草，与寻常老农一般无二。至于屋内的家具陈设，也尽是一些“破烂玩意儿”。
但其实，陈独秀是有机会改善生活的。周恩来曾经几次到访重庆，都想将他接到延安去，但他每次都拒绝了。这位暮年老人只对周恩来说了一句话：“我老了，已经远远落后于你们，干不动了。”
而且不光是延安方面，蒋介石也经常派人来看望陈独秀，希望他能“为党国效忠”。但这些人无一例外都被打发了回去，他们留下的所有银钱也都被退了回去。
关于当初那本《小学识字教本》的出版问题，陈独秀又和陈立夫产生了争执，他拒不接受陈立夫的改名要求。也因此，那笔巨额稿费他至死未动一分。
眼见拉拢无望，蒋介石又派出了特务全方位监视陈独秀一家人的生活起居。就连他生病住院，甚至是下葬发丧，都有专人进行监视盘查。
所以陈独秀的晚年，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都遭到了摧残和禁锢。而生活的重担也再一次压垮了他的身体。
1942年5月27日的晚上，陈独秀在心脏病和高血压的双重折磨下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此时，陪伴在他身边的只有三子陈松年，而他死后的唯一心愿就是落叶归根。
但当时抗日战争尚未结束，一家老小都忙于躲避逃命，落叶归根的遗愿也实在是有些“奢望”。
直到1947年，陈松年才护送父亲的棺椁回了家乡。而后，松年后人也一直在故乡守护着陈独秀。
后记
“一枝独秀开正艳，狷介狂傲众人羡”，这是大家公认的陈独秀，也是他至死未改的孤傲决绝。
若单以文化成就而言，他是无人能出其右的领军人物；初登政坛时，他也做出了一番实打实的成绩。但他却永远不知变通，有时也不够圆滑，这或许就成了他日后跌落政坛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陈独秀的一生就好似一颗流星，以耀眼绚丽的流光划破了近现代的黑夜，带领迷茫中的中国青年走上了“民主科学”的救国道路。
不论后人如何评说，他的精神和贡献都值得吾辈铭记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