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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本淳先生（1921~2002） 蹇斋之学的渊源 从学术上来说，蹇斋之学实际呈现出的面貌，与其可能呈现、应该呈现的面貌是有很大距离的，要是追问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只能归结为时代、命运之厄。他在晚年给长子先民的信中说：“我最近几年反思一生，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实在谈不上多少成就，抱残守缺，做点拾遗补缺的小事。”排除其中的自谦成分，还是透露出蹇斋之“已为”远不及其所“欲为”的几分遗憾。而在今天重温其论著，也能深深感到这不止是蹇斋自身的遗憾，更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众多“过后思量总可怜”（《花月痕》）故事的一个缩影。 除了诗词创作和欣赏以外，蹇斋之学的主要内容是考据、校勘。对蹇斋影响最大的有两位老师，一是合肥二毋居士张汝舟先生（名渡，以字行，1899-1982），一是南通觉吾王焕镳先生（字驾吾，1900-1982）。蹇斋与这两位老师的关系一直维系到老，他对师长之慕亦如孟子所谓“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孟子·万章上》）。所以，透过对这两位先生学术宗旨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把握蹇斋之学的特质。 汝舟先生终身秉持桐城派之说，以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而尤其强调义理的引导作用，所谓“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义理、考据、辞章之三者并重，且以义理为根基，最早出自戴震：“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覈之学。义理者，文章、考覈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覈、能文章。”但这番话被段玉裁改造成“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戴东原集序》），体现了考据家的趣味。所以姚鼐之提三者并重，而以义理为先，是有所针对的。但“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欧阳生文集序》），经过曾国藩的再次强调，以及王先谦在《续古文辞类纂序》中的加持，其说遂风行海内。汝舟先生的学问，呈现出的是考据的面貌，尤邃于古天文历法之学，但实质上是由义理为基础的。张舜徽在1942年9月27日的日记中写下他对汝舟先生的印象是：“潜心义理，复通内典，其人温厚可近。”（《壮议轩日记》）宋祚胤在《二毋室丛著序》中也表彰其先师“以深邃之义理，发为恢弘之辞章……其考据文充实而有光辉，多发前人所未发，且深有造于世道人心也”。观乎此，则二毋室之学可想见矣。 另一位老师乃王驾吾先生。与汝舟先生一样，驾吾先生也求学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尤其尊崇王伯沆先生之人品学问。1935年，驾吾先生撰写《谈南高学风》一文，认为从江谦（易园）任校长始，“所聘师儒，多以讲求义理实学为事。故其严义利之辨，则以事干谒为无耻；明诚伪之分，则以营虚声为可羞。使举校之人暗焉寞焉埋首钻研于学问，而不以外事乱其中。苟于学焉一有所获，极天下可欣可慕之事举无以易之……斯我南高之学风也”（《因巢轩诗文录存》）。今日南京大学校歌，使用的还是江谦作词、李叔同作曲的版本，而试问衮衮诸公、莘莘学子仍能“以事干谒为无耻”“以营虚声为可羞”作立身治学之儆戒否，不禁令人感慨系之。 驾吾先生长于治先秦诸子和方志、年谱、流略艺文之学，晚年精研《墨子》，有《墨子集诂》《墨子校释商兑》《墨子校释》等书，这与他早年崇尚思辨和持论有关。1936年，他编注出版《中国文学批评论文集》，全书共选文55题，从先秦到晚清，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出版的古代文论的选本中，属内容最丰富者，惜乎不为人广闻（驾吾先生七子女共作《因巢轩诗文录存》“前言”，历举其出版或成稿之著述，便未及此书）。其中入选了方苞、刘大櫆、姚鼐论文数篇以及曾国藩文论三题，且谓曾氏论学“与姚鼐之旨合”，论文“实注重情韵义理二种”，可见其标举的宗旨所在。 蹇斋之学的当下意义 蹇斋于晚年撰写《自传》，缅怀其先师所予之影响，汝舟先生重点有二：“一是以桐城姚鼐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必义理为之主，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之观点……二是张先生治学主张自出手眼，切勿随人俯仰。”而从驾吾先生则重在“学桐城派古文”（《诗词蒙语·附录》）。二者实有共同共通之处。他们虽然秉承桐城派之说，但其所谓“义理”，早已轶出姚、曾标榜的宋儒心性之学的藩篱，可以说是崇尚思辨。就学问而言，“学思并进”本是孔子度人的“金针”，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但在后世的学术发展史上，总是或偏于学，或偏于思。自上世纪90年代始，中国的学术风气陡然大变，有学者概括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也就是以文献学、考据学误作学术研究的最高殿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朝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风气的回归，不得不认为是精神上的倒退和颓靡。而不重义理、缺乏思辨的考据，正如先师程千帆先生在1996年11月20日的批评：“今人之为考据，其弊大要有二，一则考其所不必考，则陷于支离破碎，二则据其所不能据，则流于牵强附会。”（《闲堂书简》）如果置于这样的学术氛围中，我们来尝试理解和认识蹇斋之学考据、校勘的特质，就不仅有过去的意义，也有当下的意义。 周本淳先生在工作中 蹇斋之学主要以考据、校勘的面貌示人，但正如其学术渊源的内在规定性，他尤其注重思辨，而不是文献上的夸侈，虽然很重视文献的阅读。他生前出版的《读常见书札记》（1990）就是在广泛深入的读书基础上，独具只眼，善于提问，突出了一个“疑”字诀，这也是宋儒教人读书之法。朱熹强调读书要“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又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朱子语类·读书法》）陆九渊也说：“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陆九渊集·年谱》）可见无论是偏向“道问学”或偏向“尊德性”，都强调要学会读书“有疑”。至近代学人王国维则概括为两句词：“人间总是堪疑处，惟有兹疑不可疑。”（《鹧鸪天》）而只要强调“疑”，就没有不重视思辨者。所以蹇斋另一部书《考辨评论与鉴赏》（1999），书名中就直接使用了“考辨”一词。《周本淳集》的第一、第二卷为《蹇斋论文集粹》，编者厘为五类：刮垢磨光——校点古籍类；钩深致远——考辨立论类；指疵决疑——学术商榷类；咬文嚼字——词义辨析类；含英咀华——诗词赏析类。总体而言，实以考辨、商榷、辨析为主，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蹇斋之学的特质。 《读常见书札记》 这里，我想以《张汝舟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文集》中的蹇斋二文（另有一篇《缅怀恩师张汝舟先生》则暂不涉及）为例略作阐发。汝舟先生是蹇斋的恩师，提交给纪念文集中的论文，应该既代表了自身学术特征，也蕴含了师门学术流别。第一篇文章是《元锡生平考略——驳“李儋字元锡”之误》。本文的起因缘于韦应物的诗《寄李儋元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唐诗选》注云：“李儋字元锡。”这首诗因为见于《唐诗三百首》，所以广为人知，很多选本都会选入。元锡非李儋字，而是另一人。先师千帆先生与沈祖棻先生合撰的《古诗今选》（1979年1月南京大学中文系印“征求意见稿”，1983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注释中，就作“[元锡]字君贶”；傅璇琮《韦应物系年考证》提及社科院《唐诗选》将此诗系于唐德宗贞元初年为“无据”，也未将李儋和元锡混为一谈（《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1月版）。所以把李儋说成“字元锡”，算得上一个低级错误。蹇斋此文的意义，一在破除世人对著名学术单位的迷信，即便是翰林院主修，此类集体项目，冲锋陷阵者往往是负戈的士卒，而非领军的将帅。人们震于浮名，遂难免轻信其说，不敢也不能有所质疑；二是此前学术界对元锡的了解，以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读全唐文札记》所述为详，而本文遍考文献，举凡正史、文集、类书、方志、碑刻等，几乎应有尽有，使元锡的生平事迹得到最为丰满的呈现。既纠正注本之误，也有助于人们对韦应物诗的理解。本文不是仅仅依据文献的比对考证李儋是否“字元锡”，或李儋究竟字什么（陶敏《韦应物集校注》认为李儋字幼遐，不过本文以为“幼遐”是元锡兄元洪字），而是在确立李儋、元锡为两人的前提下，进一步考索元锡的经历、性情、交往等，为理解韦应物此诗提供了宽广的历史图卷。它不局限于对一人名字的正讹，是以一系列问题为引导完成的考据。而本文资料之详赡，也很能体现蹇斋博极群书、考文征献的造诣，若非长年劬学不倦，是难以臻此境界的。 另一篇论文是《读常见书札记》（二则）。此文可能写于《札记》《考辨》二书出版之后，故未及收入，《周本淳集》亦遗漏，所以更值得表彰。两则札记是互相关联的，其一是《刘蕡明〈春秋〉尤重〈谷梁〉》，其二为《“造辟”与“造膝”》。刘蕡是唐代太和至大中年间的耿介之士，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为李商隐钦敬之人，故有《赠刘司户蕡》《哭刘蕡》《哭刘司户蕡》《哭刘司户二首》等作。刘蕡其人《新、旧唐书》皆有传，但所述不一。《旧唐书》说他“尤精《左氏春秋》”，《新唐书》则云“明《春秋》”，未特指某家。而两唐《志》又皆未著录其有关《春秋》学著作，则刘蕡所“明”之《春秋》究竟为哪家？这也是由一个问题引起的考据。蹇斋根据刘蕡仅存的一篇贤良对策文，发现其中十多次引用《春秋》为理论依据，通过仔细辨析，得出其主要取自《谷梁传》的结论。并继而由此对《谷梁传》文本作出校勘。今本《谷梁传》有“彼士有造辟而言，诡辞而出”句，王引之《经义述闻》认为“造辟”乃“造膝”之误，虽然是强有力的理校，并取信于人，毕竟还是缺乏本书内证。蹇斋此文在论证刘蕡精于《谷梁传》的基础上，进而举出刘蕡“《传》有'造膝’'诡辞’之文”句，以证刘蕡所读唐代流传的《谷梁传》，其文正作“造膝而言，诡辞而出”，为王引之的推论添一力证，可成定谳。 这两则札记，都属于文献记载有异，该如何校勘的问题。段玉裁《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是校勘学史上的著名文献，其要旨云：“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经韵楼集》）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校书之难不在较异同而在定是非；二是“定其是非”的前提在于“底本”，可以广义地理解为最接近作者的文本。第一层意思无疑是正确的，至于第二层意思，则犹如他更改戴震之说，将考据作为义理、辞章之基础一样，这里也以“底本”之有无决定“立说”之是非，则未必正确。蹇斋此文，从其学术精神上看，实践的是戴震的主张：“熟乎义理，而后能考覈、能文章。”他考证刘蕡所明之《春秋》，不是依赖罕见文献、珍稀版本，而是根据其文章所据之义理，得出《新唐书》“是”而《旧唐书》“非”的结论。他考证“造辟”为“造膝”之误，也同样以“立说”反推“底本”之是非，而不是倒过来，由“底本”仲裁“立说”之是非。这就是以“义理”为引导的考据。在今天以数据库为利器的学术界，尤其需要在考据中加强思辨之功，则蹇斋之学很值得发扬光大。 程千帆先生赠周本淳先生联 “老学不倦” 也许因为我现在已年逾花甲，所以最后我还想说一层意思，就是蹇斋的“老学不倦”，语出先师千帆先生致蹇斋的信：“友朋中老学不倦如袁伯业者，先生而外，无他人也。”（《闲堂书简》）此信写于1990年，蹇斋已是古稀之龄，他如何“老学不倦”，我不得而知，大致推想，应似洪亮吉所谓“闻鸡而起，尚拟著书；秉烛以游，仍书细字”（《诫子书》）吧。先师信中用了一个典故，同时也使用了“歇后”法。曹操说：“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曹丕《典论·自叙》引）袁伯业即袁遗，乃“长大而能勤学者”，但先师信中仅以袁伯业比蹇斋，而省略了以曹操的自况。在我看来，先师作为老学不倦的典范，是当之无愧的。先师在年近八旬时给学生的信中说：“就我来说，劳动有个效果问题，知识有个更新问题。人老了，知识不更新，劳动也就往往无效了。”（《闲堂书简》）强调的仍是知识更新，要不断吸取新知，用宋代张载的诗来说，就是“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芭蕉》）。先师还曾集太史公句为联赠蹇斋云：“累世不能殚其学，一日未尝忘于心。”上联言其学问之博大精深，下联言其求知能持之以恒。又有题记云：“本淳先生究心文史，嫥精孟晋，殆将度越昔贤。”其中“孟晋”一语出自班固《幽通赋》“盍孟晋以迨群兮，辰倏忽其不再”，其妹曹大家（班昭）曰：“孟，勉也；晋，进也。”故“孟晋”为锲而不舍之意。我虽然少小失学，壮不如人，但是愿以前辈为榜样，做到十驾孟晋，老而勤学。 （作者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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