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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从中学到大学，几乎一涉及到中国历史，它似乎是一个不能抹掉的名字，也是我一直不曾到过的地方。遵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着闪光的一页，在这里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遵义会议是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为了解这段历史，我专门来到了位于遵义老城的红旗路80号遵义会议纪念馆，这是一座30年代修建的砖木结构建筑，
当年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时，红军总司令部就设立于此。在纪念馆大门正中高挂着“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的黑亮巨匾，匾上的字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这也是毛泽东唯一为一处全国革命纪念地题的字。
遵义会议纪念馆由遵义会议会址遵义会议会址、红军总政治部旧址、毛主席旧居、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红军警备司令部旧址、秦邦宪、李德住处、邓小平住处等十一个纪念场馆组成，是贵州省唯一的国家一级博物馆。
踏进大门，穿过厅堂，无意间迎面一座砖砌牌坊，牌坊上有彩瓷碎片嵌的“慰庐”字样，背面嵌有“慎笃”二字，这座独特的建筑还蕴藏着厚重的儒学文化。“慰庐”指的是这座房舍可以慰藉身心，是对居所的雅称。而“慎笃”应理解为“慎独”，释为诚实慎重之意。
走过牌坊是一小天井，天井的北侧是一座具有西洋风格的砖木结构两层建筑，建筑青砖灰柱、长廊恢廓、黑瓦灰檐，显得既庄严又美观，这就是早已熟悉并且仰慕已久的遵义会议的会址。
这座小楼是遵义城上世纪三十年代最宏伟的建筑，原是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红军攻占遵义城后将其占领，从那时起它就成为了决定中国现代史走向的建筑而载入史册，成为人们瞻仰的圣地。
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部分，楼屋四周有回廊，楼房的檐下柱间有券拱支撑。楼上有梭门梭窗，檐柱顶饰有堆塑的花卉。东西两端各有一转角楼梯，外面加有一道木栅栏。门窗涂饰赭色，镶嵌彩色玻璃，窗外层还加有板门。
在这幢建筑的一楼，是总司令部作战室。当年，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在这里指挥红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斗。在作战室北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云贵川三省接壤地区的军用地图，图上插着红蓝色的三角小旗，标示着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的敌我态势。
这幢楼二楼有一间小客厅，如今的会议室依然保持着原样，客厅屋顶上悬挂着一盏荷叶边盖的洋油灯，东壁墙上有一只挂钟和两个壁橱，西壁是一排玻璃窗。屋子中央陈列着一张长方桌，四周围着一圈木边藤心靠背椅。
当年，转变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就是在这间小客厅里举行的。在这里，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得到了彻底清算，解决了迫在眉睫的军事问题。望着室内的陈设，仿佛闻到了当年的硝烟岁月，也体会到了中国革命的艰苦卓绝，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景仰。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里，展示了关于红军长征这一段历史的文物及图片资料，展厅共分为战略转移、遵义会议、四渡赤水、胜利会师、永放光芒几个单元。陈列内容丰富，史料详实，既有枪弹、衣帽等实物，又有著名的战役介绍，还有一些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
1932年10月，王明控制的临时党中央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使中央苏区兵日少而地日蹙，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在突破国民党军队的湘江防线时，中央红军从8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在红军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成为了中共党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权和红军的指挥权，使中国革命不断地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放弃了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突破腊子口，翻越六盘山，到达陕西省吴起镇，完成了中国革命史上的战略大转移。
遵义会议陈列馆里运用了多媒体技术、声光技术、蜡像仿真技术，描绘了红军将士攻占娄关山、巧渡金沙江等战役的场景，真实再现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充分揭示了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意义。
我站在历史画卷前沉思：是历史选择了遵义，中国革命只有遵循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这就是遵义的灵魂，脱离了中国实际就终将导致失败，这就是遵义作为历史转折点的关键所在。
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与遵义会议会址陈列馆隔街相对，原系国民党黔军副师长周吉善的公馆。红军占领遵义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遵义警备司令部，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在遵义期间刘伯承和陈云也都暂住在这里。
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成立以后，对遵义城防进行了布置，命令先头部队继续向北前进，占领桐梓、娄山关，控制北面唯一的通道、城池和关隘。对确保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对以遵义为中心的苏区根据地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会址附近还有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银行旧址原是国民党黔军副军长犹国才的私宅，坡屋顶、小青瓦、穿斗屋架，具有典型的黔北民居建筑特点。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是1931年底筹建的，银行的建立使中央苏区有了完整、独立的金融体系。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反“围剿”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红军攻占遵义后，为了保障部队的后勤，由苏区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任主任，毛泽民任副主任，成立了没收征发委员会。掌握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征粮筹款，用以补给部队或散发给群众。
当时由于经济困难，红军每人只有很少的零用钱，为了让战士们在遵义能买到征途中必需的物品，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公开发行苏区印制的苏维埃币，并进行了货币的回笼工作。
银行人员考虑到红军离开后，苏维埃币就不能使用的情况，为避免敌人对使用苏维埃币的群众进行迫害，就以国家银行名义发出布告，让群众按市价进行货币兑换，维护了苏维埃币的信誉，打破了国民党对红军的污蔑宣传，也维持了红军的经费开支。
红军警备司令部的斜对面有一座两层的西洋风格建筑，这原是黔军副师长侯芝珪的私宅，这幢小楼的设计十分的精细，虽说是历经风雨数载，粉饰多次，依然可以看出小楼当年的奢华生活。在遵义期间，这幢小楼是博古、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在遵义时的暂住地。
看着小楼里的陈设，我似乎也看到了博古和李德的失意，但可贵的是他们能认识到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后来的中共七大上，博古对之前的错误认真地做了自我批评，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为中国民主事业尽职尽责，直至1946年因飞机失事。
李德被取消军事指挥权后，主动到红一军团工作，在长征末期，他为了阻止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执行张国焘的分裂路线，能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在张国焘分裂红军的紧急时刻，不顾个人恩怨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离小楼不远有一座四合大院，北面为天主教的经堂，其余三面为教会房舍，这里是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红军占领遵义后，把该处作为总政治部驻地，开展以遵义为中心建设根据地的活动。
遵义会议召开后，在红军总政治部召开了大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分别向红军营以上干部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院中的天主教堂原是1866年为法国传教士修建的，这里也是“遵义教案”的发生地。
据史料记载，清同治八年，遵义教民纠众打毁炎帝庙神像，激起众怒，民众群起打毁天主堂及教会医院，打死传教士1人，居民被打死20多人，后由李鸿章出面解决，赔偿白银两万两，并惩治教案为首者。
遵义会议会址的小广场上竖立着一幅巨大的紫红色花岗岩诗词墙，墙上镌刻着毛泽东手书《七律·长征》诗，恢宏刚劲，气势磅礴。这诗句似乎向人们叙述着如烟的往事，我似乎聆听到红军战士冲锋陷阵的呐喊，体会到金戈铁马浴血鏖战的惨烈，感悟新中国的诞生是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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