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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泽民（原冀中九分区敌工部部长）杨建新（原任丘县敌工部长）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任邱全城伪军弃暗投明投向祖国怀抱。这是党所领导的冀中人民抗日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之一，也是我军敌工人员深入虎穴，争取瓦解伪军工作的典范。我们两个亲自参加和经历了这一事件的全程，目睹打入敌人心脏的英雄们出生入死，为党工作的情景，至今难以忘怀。 一、任邱城的地位 任邱县地处冀中平原的腹地，是津保公路和平(北平)大(大名)公路的交叉枢纽，向东可通津浦铁路，向西可通保定和平汉铁路，县城西北就是著名的白洋淀，通过大清河可直达华北沿海大城市天津。因其地理位置重要，交通方便，成为敌我双方必争的重镇之一。 任邱县城一九三九年二月被日寇占领。从此，在这块土地上就出现了敌我互相争夺、复杂的斗争局面。 敌人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对任邱反复地进行了“清乡”和“扫荡”。到一九四三年敌人在方圆不到二百里的任丘境内，设有五六十座日伪军据点，真可谓碉堡林立、公路如网，戒备森严。在日寇野兽般的践踏下，任邱和整个冀中一样，无村不戴孝，到处闻哭声。 饱尝日寇法西斯统治的冀中人民，对敌人有无限的民族仇恨，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运用在长期抗战中创造的坚壁清野、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交通战等作战方法，配合我主力部队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置敌人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敌人在我军民的沉重打击下，寸步难行，加之战线过长，兵员不足，除少数据点外，逐渐龟缩到县城。 我分区主力，在巩固了任邱、高阳、白洋淀等广大农村为中心根据地后，就开始向任邱以东地区挺进。 二、一九四三年春任邱县的敌我形势 一九四三年春，任邱县境内除了任邱城，广大农村皆在我控制之下。县城外的各级抗日政权迅速恢复和发展，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抗日热情极其高涨。日伪军为了谨防我军的打击，盘据在县城，再也不敢轻易出动到乡下扫荡和抢掠。 当时龟缩在县城中的日军是三十七团所属的友马(中佐)大队和伪军一个联队(相当团)，共2000余人，伪军联队长由伪县长刘潮如兼任，下辖四个大队： 第一大队长张崇武，任邱县天宫村人，国民党军人出身，阴险狡猾，极为反动，曾多次杀害我抗日干部和内线关系。 第二大队长王启明，一九三九年秋投敌的叛徒，原为任邱县三区区小队干部，虽手下有二、三百人，但不受重用。 第三大队长张增琪，任邱县杨各庄人，原是混进任邱县城里的一个地痞流氓，日军占领任邱后，他依仗妹夫伪司令李弼臣当上了大队长，头脑简单，爱财好色，讲哥们义气。这个大队人数最多，有400多人，装备好，是任邱伪军的主力。 第四大队长侯俊卿，山东充州人，兵痞出身，一九三九年被任邱县伪司令的盟兄李弼臣勾引，从山东领200余名土匪到任邱，升任大队长，其部下多为山东人。 伪县长兼伪军联队长刘潮如，任邱县军庄村人。他自幼离乡，在南方国民党军队中作事。一九四二年经伪省长吴赞舟介绍，回县任职。因为他在伪军中没有自己的嫡系，几个大队长都自成体系，不听他指挥，抢掠勒索的财物粮款也没他的份。他名为联队长，实际上是个“光杆穷司令”。一九四二年“五次治安强化”，日本人在任邱强迫民众试行“反共誓约”，扣留500多名青年搞所谓“感化院”，交他管理。刘潮如乘机叫各村拿钱赎人，先后赎出100多人，发了点横财，剩下300多人组成了个“新兵营”，归他指挥。但是，这支强迫组成的队伍毫无战斗力，刘潮如既不敢带他们抢掠，也不敢发枪，怕出城后跑光了。这种窘迫处境，使他和所属各伪军大队长之间充满了矛盾。 除此之外，任邱城中还有被我打垮的文安县武装高士一部；雄县、霸县一带的土匪头子高顺成残部；日伪军收编的国民党军残部和任邱县原伪军司令李弼臣的残余势力。 这些大大小小的伪军头目，有土生土长的“草头王”，也有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有依靠日军发迹的叛徒、汉奸，也有利用各种关系落脚任邱的外来土匪势力。他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有的结成姻亲，有的结拜把兄弟，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明争暗斗，盘根错节，十分复杂。 任邱县早在一九四二年就成立了敌工部，通过各种关系打入敌伪内部，利用矛盾收集情报，分化瓦解反动势力。为了打开任邱县敌工工作的局面，地委敌工部多次分析研究任邱敌军内部情况，并指派敌工部高阳站站长曹云祥同志主管。这两个单位的干部，工作胆大心细，善于对付各种情况，深入伪军，分化瓦解敌人。 他们先后派出了张振民、郭顺成、郝均、崔中芳、刘慎忠、张金生等多位同志打入敌人内部，在城里建立工作站、秘密联络点。如孟宪章、崔中芳同志在任邱城十字街开设的“增义成”杂货铺，由于吸收了伪军大队长张增琪和河北省新民会会长叶季孚的堂弟叶玉芳入股，合资开办，不仅买卖兴隆，而且获取了敌人大量情况；还有刘慎忠同志在任邱城西街开设的钟表修理铺，××x同志在西关开办的煤店等，名为经商，实际上都是我们的地下工作站。原任邱四区区小队指导员张金生利用亲戚关系打入伪军张增琪部担任了中队长。即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中，他们的工作也没有停止。这些同志，有的冒着生命危险，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脏，有的因工作需要，忍辱负重混进官场，却一尘不染，用他们的赤胆忠心和铮铮铁骨，谱写了中华儿女机智勇敢，富贵不移的壮丽诗篇。他们虽然不象那些在战场上和敌人真刀实枪拼搏的英雄一样广为人知，却是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一条重要战线。  广大敌工人员在党的各级组织领导下，在任邱伪军中是作了大量工作的。所以一九四三年初，我军从路西一回来，九地委敌工部就将落脚点选在了任邱县三区一带。这样安排的用意，是地委敌工部要亲自掌握任邱城日伪军的动向。巩固分区根据地的后方，加快伪军内部的分化瓦解工作。相机拔除日伪军盘据在冀中腹地的战略堡垒。 比如，任邱县敌工部了解到该县伪县长兼伪军联队长刘潮如的父亲刘子奇是开明绅士，将女儿嫁给了本县东大坞村开明绅士李金堂的儿子李宝光。李金堂原为县河务局局长和副县长，被人民选举为县议员。刘、李两家既为世交，又为姻亲，李宝光是任邱县抗联秘书长、共产党员。我们敌工人员就利用这种复杂的关系和伪军之间的矛盾，通过李宝光和其妻刘潮如的妹妹，做两家老人的工作，然后再由两位老人做刘潮如的工作。刘潮如有职无权，内外交困，很快就和我们建立了关系。他为了巩固自己在伪政权中的统治地位，扩充自己的势力，我们就通过敌工关系将可靠的同志，像在伪警察局工作的张得群等派进去。 又如伪军第一大队长张崇武，这家伙阴险狡猾，县敌工部多方活动，很难找到合适的人去做他的争取工作。后来发现，他虽和日本人勾得紧，但不伤害本村乡亲，于是我们的敌工人员就请崇武的同村人牛大伯去试探。牛大伯在当地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是我党我军尊重的革命老人。对这样一位老人，张崇武怕激怒我军民，是不敢得罪的。就由开始应付，到关系逐渐好转。一九四三年，我军打回任邱后，他不断地给我们送情报和帮助购买一些军用物资(主要是医药方面的)等。 伪军第三大队长张增琪讲义气，好交朋友，我们敌工人员抓住他的这个特点，从多方面向他和他的部下广泛接触，我记得，当时受我敌工部门的指示和他拜把子的就有崔中芳、孟宪章、刘慎忠、毛守仁等五六个同志。这些人有的是商人，有的是小知识分子，在任邱城里都有一定的影响。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合伙做买卖。店的名子叫“增义成”杂货铺，不但卖糕点调料、干鲜海味，还经营日用百货，包销全县的盐碱，是任邱城最大的买卖。张增琪想借此发财，我们却用杂货铺掩护自己的同志，联络伪军中各种人物，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我党我军的政策，争取关键人物，发展进步力量。 同样，我们的敌工人员在伪军第二和第四大队中也建立了很多关系。关系不仅遍布伪军中下层，也直接影响着伪军中的头面人物。任邱县赵北口据点伪军中队长崔绍宗率队起义的事件就是我任邱县敌工部敌工人员通过内线关系争取的结果。（详情参见任丘赵北口伪军据点起义，后附链接） 一九四三年春，任邱城的日伪军虽然戒备森严，但我亦来往自由。城内一有风吹草动，城外我方立即得知，并有相应的行动。这种广泛而深入的敌工工作，是后来任邱全城伪军能够反正的重要原因。 三、紧急情报和果断决策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地委敌工部接到任邱县城里内线关系送来一份紧急情报：“日军黎明前全部撤走，在此之前，伪军第四大队侯俊卿部和第二大队王启明部也相继离开任邱去河间县执行任务，城内伪军上下混乱。”  敌人这种出乎意料的大调动，立即引起了我敌工部重视。为了弄清日军突然调动和伪军慌乱的原因，我们在向地委和分区司令部报告的同时，立即决定派敌工部曹云祥同志化装去任邱城里，秘密和伪军大队长张增琪接头，了解情况，并指示任邱县委敌工部配合行动。 四月廿六日上午，曹云祥同志由“增义成”杂货铺经理孟宪章带领，找到张增琪。张虽有一千多伪军，但日军一走，他也很慌，怕我军乘机攻城。张增琪说：“日本人撤走了，没有留营底，前两天，二大队有任务去河间了，四大队想回山东，也去河间了。现在任邱只有一大队、三大队、新兵营。日本人走的很突然，大家摸不到底，很恐慌以后怎么办?最好先和分区首长一起谈谈”。曹云祥看穿了张增琪慌恐的心情，当即向他指出了弃暗投明的光明大道，并答应尽快向分区首长表达他的请求。 与此同时，刘潮如、张崇武等也都通过内线关系送来了要求见分区首长的信息。活动在任邱至高阳公路两侧的敌工人员，也相继送来日军沿公路向保定撤退和混乱的情况。这些从不同渠道送来的情况表明：任邱城中失去了日军做靠山的伪军，已如惊弓之鸟。 分区司令员魏洪亮等领导同志听了敌工人员的汇报并与敌工部一块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已是内外交困，兵源枯竭，它们既要集中兵力保护铁路运输，又要增兵南下去河南、湖北打汤恩伯，所以才不得不把防守任邱的任务交给伪军。而我们八路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已控制了任邱城外广大村镇。任邱距沧州、河间(皆属津海道管辖)路程较远，伪军孤立无援；其中又有我们长期发展的众多内线关系，来个里应外合，拿下任邱这个津保、平大公路的枢纽城市，扩大巩固抗日根据地，是个难得的机会。考虑到军事进攻可能招致伪军中顽固势力据城反抗和日军回援，决定围城谈判，争取和平解放。  冀中九分区司令员魏洪亮将军 组织确定我们俩为分区司令部全权代表，当晚十一时就和任邱县伪县长兼伪军联队长刘潮如、伪军第一大队长张崇武、第三大队长张增琪谈判反正事宜。 当时对谈判结果有几种估计：一是他们如能听从我们的劝告全部反正，就将任邱城中的伪军改编为冀中军区九分区“抗日义勇支队”，张崇武任支队长，张增琪任副支队长；二是如果谈判不能做到有组织的全部投诚，就成熟多少，反正多少，大力瓦解敌人，给那些顽固势力以重大的杀伤；三是如果谈不成，要给握有实力的两个大队长制造矛盾，让他们互相怀疑，互不相信，并利用关系给“二张”制造恐怖气氛，迫其不得不反正。 为了配合谈判顺利进行，分区调了全区的部队和民兵迫近县城垣，断绝交通和割断电话线，造成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同时将分区、县、区掌握的和伪军中有关系的干部与可靠的进步人士派进城去，各自做各自的关系人的工作，以冲锋号为号，待命统一行动。 上述这些谈判前的工作总共只用了半天多点的时间(即四月廿六日中午至下午)，那时人们的革命积极性很高，真是一呼百应，招之即来，只要党一声令下，什么艰难困苦都能克服，什么个人私事都能置之脑后，一切服从组织的安排和决定。夕阳西下，夜幕刚刚笼罩住大地，奉命围困任邱城的部队和民兵，从四面八方涌向四郊。战马嘶鸣，军号响，一派紧张战斗的气氛。这种迷魂阵，无疑使惊恐不安的伪军，更加紧张和害怕。 四、虎穴谈判 随机应变 利用敌人的恐惧和我造成的强大政治军事压力，逼迫两千多伪军起义，解放县城，这在冀中还是第一次尝试。担当谈判的同志，尤其感到责任重大。我们反复研究了行动的每个环节，设想了应付敌人办法。于晚上九点多从驻地骑马出发。随从人员除了警卫员，还有一九四二年秋天起义归顺我军的甘多名伪军。 带领这一批人去谈判，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一是这批起义伪军归降及表现坚决；二是这批人原是张增琪的部下，尤其原伪军中队长崔绍宗等在城内伪军中关系熟，有一定的影响，便于开展工作。 谈判地点原定在任邱城西门外路南一家煤店。这煤店也是我们安插在敌人鼻子下面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当我们穿过一道道我军民布下的围城防线，策马扬鞭来到任邱城西关时，张崇武和张增琪两个伪军大队长已经便装恭候在此。张崇武五十多岁，大高个，白净脸，留一撮仁丹小胡，两眼笑中藏谋。一看就知道是个老奸巨滑的家伙。张增琪卅多岁，中等身材，又胖又黑，远看很威武，近看有点愣头愣脑。他们看到我们，立刻就迎上来。寒喧了几句，就到煤店准备好的客房中落坐。 这两个伪大队长，又是点烟，又是倒茶，那股勤劲好象见了多年不见的朋友。张增琪听说杨建新同志是任邱城西关人，赶紧拉近乎，无中生有地大谈前辈老人的交情。杨建新同志也就将计就计，故意当着张崇武的面表杨张增琪帮助我们做了不少抗日工作，营救我被捕的干部，感谢他让部下给我们送子弹。张增琪暗中和八路军来往，是想为自己留一条后路，没想到自己主动套近乎却引火烧身，让杨建新同志当着张崇武的面全给端了出来。只能表面上客气一番，可这哪能逃过老奸巨滑的张崇武的眼睛，他用怀疑和不信任的目光扫了扫自己的同伴，一种仇恨的感情聚到眉梢。 我发现张崇武这种微妙的变化，马上把话锋一转，说：“张大队长，牛大伯在你那里住的还好吧?老人家为革命真是舍生忘死呀!人民对你多年保护老人家，照顾他的生活，是不会忘记的……”牛大伯是我党我军深为尊敬的革命老人。也是张崇武和我们的主要联系人之一，就在我们来谈的前一天，老人家已奉命进城做张崇武的工作。此时此刻有意提及这件事，不仅使张崇武处境尴尬，也使张增琪大吃一惊。哦!原来你张崇武也早和八路有来往，还偷偷将一位老革命接到家中作护身符了。他们之间本来就矛盾重重，这一来就更加互相怀疑了。 “二张”间迅速增长的猜疑，使我们的揭底工作收到了意想的效果。于是我们把话题一转，开始正式谈判，还没等我们把来意讲完，张崇武突然站起来说：“李部长、杨部长，这么大的事儿，没有县长参加哪行呢?我看天不早了，在这里谈也不方便，请二位长官进城一叙，如何?”张增琪也随声附和：“对，对，咱们到城里谈吧。”  这个突然的变化，看来他们是有准备的，如果我们不同意，“二张”会认为我们胆小，缺乏诚意，不相信他们，把谈判失败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如果同意，事先没有征得地委和分区首长同意，远离我们部队深入虎穴，有一定的危险，可这瞬间发生的事哪有时间回去商量呢!张崇武这家伙见我们犹豫，想趁机反守为攻，说：“你们可以带人，也可以带枪进去。我绝对保证二位长官的安全!” 我俩对视了一下，彼此立刻明白了意图和决心。哈哈一笑站起来说：“不相信你们，我们就不来!”我们扫了一下张崇武和张增琪，坦然而胸有成竹地说：“你们既然对八路军有诚意，我们一不带武器，二不带部队，同意进城谈判!” 这种果断的答复使“二张”傻了眼，只好佯装高兴，一块向外走。走到煤店院内，我们带来的义勇军中队长崔绍宗等上来和张增琪搭话。我们也趁机冲崔绍宗等人说：“你们几个也一起进城看看老朋友吧!以前都是张队长的老部下，今后大家到一起，你们还得听张队长的指挥呢!”。 这崔绍宗原是张增琪手下一名中队长，去年在赵北口起义过来的。和他一块来的那二十名战士，也都是张增琪手下的伪军反正过来的。对这样名正言顺的事，张增琪当然无法拒绝，他干笑了两声说：“哪里，哪里，还是老崔进步，往后还要请兄弟多关照，多关照。” 进城的路上，“二张”的脚步放得很慢。他们显然错估了我们的胆量和安排，在思索对策。我们的心情也不轻松，虽然在伪军内部有我们不少内线关系，谁敢担保那些顽固分子和亡命之徒不动刀枪呢?更重要的是地委和分区司令部不知道这个临时决定，身边除了一名叫赵聚的警卫员，其余的都是伪军，万一劝降不成，给革命带来损失怎么办?……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脚步一踏上任邱西门护城河的桥，胸中那股必胜的信念就坚定起来——不入院穴焉得虎子!我和杨建新同志笑声朗朗，边走边和“二张”交谈。 进城后，向左一拐就是张增琪的家。这是一幢新建的青砖瓦房，高大的门楼前，站着两个持枪的卫兵；灯影下朱红的大门上写着一幅“忠厚住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对联。我们看了就想发笑，这么文雅的词句，贴在以招娼窝赌闻名，杀人放火为生的汉奸门口，真是极大的讽刺!我们穿过门庭，来到院内，透过灯影隐约可见正房周围及东西厢房都布置有警成，那劲头儿真有点像“鸿门宴”。 我侧头盯了一眼崔绍宗，他马上向张增琪说：“大队长，你和两位部长谈吧，我和慎忠哥替你招待招待几位弟兄”。没等张增琪答话，崔绍宗就不见外地拉住刘慎忠招呼义勇军的廿名战士们，向张增琪勤务兵住的东厢房走去。刘慎忠是我们安插在任邱城中做敌伪工作的同志，他和张增琪是拜把兄弟，趁机将伪军的部署告诉了崔绍宗。 推开四扇油绿贴金的屏门，张增琪以主人的姿态将我和杨建新同志让进正房。硬木的方桌上早已摆好了精制糕点，条几上的时钟已经是11点了。“二张”推推让让把我让到正座，谈判开始。我首先向他们讲当前的形势和八路军对他们的希望，然后请“二张”谈谈他们的打算。 张增琪本来头脑简单，经我们配合默契的折腾，心已乱了，想不出对策，一个劲的抓头皮；老奸巨滑的张崇武，看同伴老打头炮，翻了翻眼皮装作诚恳的样子说：“兄弟有这样一个意见和二位首长商量，看行不行，如果不行再请二位指示。我主要是从八路军和老百姓方面想的，如果我们拉出去，日军还会占领县城，残害老百姓，不如我们仍在城里，明是警备队，暗是八路军，等到国共大军大反攻时，兄弟愿在疆场效力。”这一席话，虽然表面说得圆滑，却道出了他们的如意算盘――对投靠八路军有顾虑?对国民党有幻想。 “等到大反攻?”这时杨建新同志插话说“张队长，牛大伯常到你那里，我党我军的政策你听得不少了，只要你们回到人民一边来，跟着八路军走，老百姓会原谅你们的，旧帐可以一笔勾销!如果指望着国民党回来收复失地，那是作梦!”我加重语气说：“时间是不等人的，只怕拖下去对你们不利!你们想过没有，如果日本人知道你们在这里和共产党谈判，后果怎样?我劝二位还是放聪明点，不要自己堵住通向光明的道路”。 张增琪在张崇武的目光逼视下，抬起忧心忡忡的脑袋支支吾吾说：“刘司令(刘潮如)不在，恐怕我们代表不了他，更代表不了下边弟兄，既使拉出去，也得容个时间做做工作，三言两语恐怕不行吧?” “二张”的一唱一合，明显是想拖延时间，等待日本人的动静。我们必须区别教育，打破他们的防卫计划和幻想。我们一交换目光，杨建新就把目标对准了张增琪说：“增琪，你还是把汉奸帽子摘掉好!你干了那么多坏事，司令员和李部长巴经允许不收你们的枪，不改编，不调山区，不算旧帐，机会不可错过呀!” 头脑简单的张增琪有些心慌了。他刚要表态，张崇武赶紧截住话头说：“今天大家都够累了，二位首长暂住城里，明天再继续商议吧。” 我们看出这家伙又在耍花招，将手中的茶杯往桌上一推，我俩同时站起来冲着张崇武说：“这么说，我们算是被扣了?!” 张增琪见屋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连忙赔礼说：“那里话，二位首长是我们请来的贵宾，不过是为了商议问题么!” 正巧这时候伪县长兼联队长刘潮如由李金堂先生陪同推门进来了(李金堂是我们派去做刘潮如工作的)他着伪军服，是个小胖子，黑圆脸，见面就笑，说：“大家坐下谈，坐下谈。”刘潮如和我们客气了一番，双方就又坐下来继续谈判。他对反正表示同意，但又摆难处说：“如果我们不响一声枪，就把队伍拉出去，吴省长(即伪省长吴赞舟)知道了是不好依的。我的家眷还在保定怎么办?….” 看来，没有军事压力伪军是难于就范的。李泽民顺势站起来说：“杨部长，你留下来继续和诸位商议，我去请示一下魏司令员!” 说完，我就带着赵聚离开了任邱。出城后，立即给杨建新同志写了个便条，让内线关系送去。说：“魏司令指定的时间(四月二十七日早三点)现在已到。如果和平解放谈不成，我军准备强行攻城!请你见信转告联队长和两位大队长。” 五、二进任邱 伪军新生 敌人嘛，你不把他逼到走头无路是不会投降的。李泽民向分区司令部汇报了城里谈判的情况和下一步的意见，围城部队和民兵立刻加强了政治和军事攻势。黑暗中战马来往嘶鸣奔跑，喊话此起彼伏。张崇武、张增琪和刘潮如听到城外的声势，又听到了杨建新转达的分区首长指示。惊恐万分。他们感到无有退路了，竭力央告杨建新请李部长回来继续商谈反正事宜，于是在四月甘七晨五点钟左右，李泽民又二次进了任邱城。 当在张增琪家中再次和“二张”见面时，他们已没了讨价还价的勇气，但对马上反正还有些犹豫不决。刘潮如坐卧不安，在地上走来走去。我们严肃地扫视一下“二张一刘”，传达分区魏司令员的指示说：“魏司令员对谈判的结果很不满意，他说时间已经过了，你们代表我再给他们谈谈我们的政策，他们都是本地人嘛!谁欠老百姓的账都要还，要他们给自己留条后路，放聪明点。不要顽固不化!”传达完，我们有意加重语气说：“机不可失，何去何从，请三位队长拿主意吧!” 这时，城外我军喊声震天，号声嘹亮；城内在我内线关系活动下，下层伪军纷纷要求起义，伪军上下一片慌乱。“二张一刘”自知难过今晨，各自垂头作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我们在旁边追问说：“各位谈谈，还有什么顾虑?” “报告!”一个全副武装的伪军小队长风急火燎地跑了进来，大声说：“报告队长，东南城角一大队骑兵营一个班拉走了!八路军把城包围了，正在城外喊话!我们怎么办?兄弟们议论纷纷，等大队长的命令呢!”  “先回去!正在研究”。张增琪头也不抬，不耐烦地答复道。张崇武听说自己的部下先反了，再也沉不住气，惊慌地站起来想往外走。伪军小队长拦住说：“张队长不能出去呀!街上乱得很，到处不断打冷枪。谁也闹不清哪个是八路。”这句话真见效。张增琪像泄了气的皮球，脸上浸出了汗珠；张崇武颓然坐到椅子上，刘潮如求援似地盯着我们。 这里顺便说一下，记不清那个伪军小队长的名子了，他为什么来得这么巧，因为他是我们派到内部去的内线。谈判一开始，他说按着县敌工部的指示，在他的防地把义勇中队的战士暗中活动入城，随时准备战斗。天快亮了，他听不到谈判的结果，既不放心，也有点焦急，想找刘慎忠打听一下消息。来到张增琪的住宅，知道崔绍宗等已将张增琪的警卫队工作做好。“二张一刘”还在举棋不定，特意进来给他们施加压力的。 我俩看时机成熟，看了看条几上的座钟，站起来说：“现在魏司令员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到底怎么办?三位最后表个态吧!” 张崇武见大势已去，不起义不行了，就抢在张增琪前面说：“既然首长对我们这样关怀，我们就摘掉汉奸帽子，恭恭敬敬地从命吧!”张增琪也站起来说：“既然身在曹营心在汉做不到，我们就率队反正，接受改编!”我俩立即鼓掌，祝贺他们的正义行动。接着我代表分区魏司令员宣布命令：“任邱县警备队从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起，改编为冀中军区第九分区抗日义勇支队，张崇武任支队长，张增琪任副支队长。此令!立即开赴石门桥水月寺听候改编。”刘潮如经上级批准，留在任邱县敌工部工作。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东方的晨曦刚刚放亮，我围城部队相继入城，接管了四门和要害部门；反正的伪军在我军敌工人员的带领下整队开往任邱城西南方向的石门桥水月寺。于是，被日盘据五年之久的任邱城未放一枪回到了人民手中。消息传出，城内外一片欢腾。  八路军从任丘县西门进城 四月廿七日上午九时左右，分区在石门桥水月寺内召开了任邱城反正伪军整编庆祝大会。会上分区司令员魏洪亮讲了话，赞扬了伪军反正弃暗投明的正义行动。鼓励他们在抗日斗争中杀敌立功。然后由我们和张振民带领改编后的全部伪军，于四月廿七日晚出发，开赴文安县一带进行整训。张崇武不愿离开本土，辞掉义勇军支队长的职务，也去县敌工部工作。 从四月廿五日地委敌工部接到日军撤离任邱城的情报，到四月廿七日任邱城解放，全城伪军反正，共历时两天两夜。参加反正的伪军伪组织等共一千余人，缴获大枪七百余支，机枪十几挺，短枪二百多支，小兵工厂一个(后来送交冀中军区)。这一辉煌战果的取得，不仅是伪军慑于我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攻势，也是深入虎穴的广大敌工人员长期奋斗的结果。 任邱城全团伪军起义的消息当时在冀中是个轰动的新闻，冀中导报曾作过大量报导。它鼓舞成千上万的人向日伪盘据的堡垒发起反攻，也向那些依靠日寇武力生存的伪军、汉奸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继任邱解放之后(任邱解放两天后，河间和沧州的日伪军反扑，又占领任邱城)，我九分区敌工部和主力部队配合，又以同样方式解放了肃宁县城，整个抗日战争形势，由战略相持阶段，进入了大反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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