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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前，老汤家的人商议建群修谱，离上次修谱已经隔了一个世纪了。我家老谱上的最后一辈是曾祖父，据说勤俭持家，置了几十亩田地，养育了祖父兄弟两人，给他们念了书，参加了革命。解放后小爹爹转业到地方，任省地方病防治所所长，当年的地方病特别是血吸虫病是国家大难题，防治所是重要机构，毛主席还写有一首“送瘟神”的词呢。所以，小爹爹算是村里最有出息的大官了，他住在省城，只回过几次老家。父亲和姑姑们都去合肥探望过他几次，那个时代，城乡远隔，信息不通，省城小爹爹家的生活让全村人好奇和羡慕，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父辈们一提起探亲的经历，还会眉飞色舞地说上好半天，小奶奶原来是金陵大学的教师，小爹爹在部队是团政委，还有勤务兵呢！看看他寄回来的信件和照片，英武干练，器宇轩昂，就是民国时期革命军人的形象。祖父生性落拓不羁，急公好义，有江湖气，也是革命积极分子，解放后，担任民兵营长之类的治保工作，还要修水利，助贫苦，搞宣传，抓革命促生产，干得热火朝天。“那个时光祖坟冒青烟，红了一个浮山乡。”父亲每次都这样感慨道，又带着惋惜的神情，而那些让人惋惜的事他很不愿意再提起：五十年代土地改革，地主富农的土地都要拿出来重新分配，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人人锱铢必较，急红了眼。祖父是土改成员，权大责任更大，加上他耿直不会变通，得罪的人多，就有几个人设圈套栽赃，给他套上了“通匪”的罪名，要枪毙的。当时，小爹爹远在东北部队，尽力搭救，算是留了一条性命，判了18年。“先在普济圩农场劳改，我在兴修江堤时跟他们一队犯人在同一段挑土方”，邻村的表爹说，“他剃了光头，还是不服又不怕的样子，还嘲笑大队干部跟他们劳改犯一样的干活，”“那后来呢？”“后来，转到望江九城畈农场，还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让家人忘了他，他也永远不回来了，九城畈离家远，渐渐的就没有消息了，听说有一年监狱失火，烧死了吧，这也是许多年之后才传过来的。”“那年头，交通多困难，我们农村人也不知道怎么找，写信又不回，后来的事，你应该也能记得一点点吧？”清明到了，今年修谱，外地回乡的人多，各家上坟的阵势更隆重。奶奶的墓碑上并列着爷爷的名讳，看起来像是两个人的合葬墓，我照例挂上两串祭标。不远处还有小奶奶的坟，父亲每年都要提醒我不能忘了去，这位老家的小奶奶是童养媳，小爹爹没成年就去参加革命了，写信来回绝了这门亲事，这小奶奶却没有走，还等着他回来呢，可她在17岁那年得病死了，没有后人，就搞了个仪式，把父亲过继给她做儿子，修坟立碑。山坡上的坟地里，青草和野花挤挤挨挨的，烧冥纸飞起的火灰飘落在金黄的油菜花上。远处，是修谱大会的现场，标语横幅，气球，烟花，祭台和隆重的仪式。从坟地到祭台，是一百年的距离，几代人的烟尘。一方墓碑，一行族谱，一段祭文，就是一个人的标记和浓缩，这个世界他们来过，终又离去，他们的心酸，血泪，欢笑，荣耀，都风化成了历史。我们无法再去追寻当年的真相，甚至也无须确证他们的生卒年月、墓庐方位，他们活在家人的心里，也活在别人的谈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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