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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简介：祝立根，出生于云南腾冲，现居昆明。参加32届青春诗会、首届“新浪潮”诗歌笔会、八届《十月》诗歌笔会及八届青创会。出版诗集《一头黑发令我羞耻》《宿醉记》。获第16届华文青年诗人奖，2019-2020年度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 漂移中的找寻 ——谈祝立根诗歌的否定性 杨碧薇 我将当代新诗写作大致分为三种类型：肯定型、否定型、建构型。其中，肯定型写作最基础，也最普遍。这类写作有着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恒定的内在价值，对事物、情感、思想的抽取也是基于肯定逻辑，至少是潜意识上的认可。在外在形式上，肯定式写作又多发现性、赞美性、陈述性、概括性话语。很多诗人在写作初期，都经历过肯定式阶段。例如对他人的模仿与学习，就是通过认可他人的创作来确立自身写作的路径，依托于他者来建构自我诗学模式。更有不少诗人在走过了初期阶段后，依然有意无意地保持与他者文本的嵌合，在他人的影响焦虑下写作。在这种情况下，“他者经验”其实发展成了一种“我们经验”，即集体经验。肯定型写作有其优势，它能帮助诗人在学步期就迅速找到认领的对象；聪明一点的诗人，还能成倍地吸收他者的经验，使他者经验在自身文本中实现內暴式增值。同时，优势也是局限。对他者经验吸收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模仿者与被模仿者之间的相似度，如果他者（被模仿者）的经验（包括心性、气质、审美偏好等）能引发模仿者的共鸣，那么模仿者能汲取到的经验就更可靠有效。反之，若二者差异较大，模仿者往往会选择别的研习对象。其次，这种有效性还取决于模仿者自身的功力。在功力有限的前提下，模仿者能否将他者经验转换为自己的东西，就是一个未知数。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局限：对同质化经验的偏好，在给模仿者带来归属感、安全感之时，也会极大地束缚他（她）对异质经验的吸收。换言之，模仿者不过是在效仿的他者中分辨到熟悉的自己，却挖掘不到自身陌生的一面；他（她）陷入某一类型的审美舒适中，再难以在“我们经验”中突围，树立突出的个人诗学形象。 祝立根的旧作里其实也包含肯定性的因子。他的上一本诗集《一头黑发令我羞耻》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一个时期地域写作的典型代表和较大公倍数。这里的“地域写作”不是指以地域为题材的写作，而是指在一个时期内受到云南诗人青睐的一种类型化风格。祝立根接受这种风格，与其自身经验密切相关。而“较大公倍数”是说他在这种类型化中实现了自我经验的增值，成为这种类型化的佼佼者。然而，祝立根并没有满足于此，在他的新作中，我看到了不同的变奏。从《一头黑发令我羞耻》时期就开始的自我审判（“自己审视自己”），也裂变为写作路径上的审判——他审视自身写作，开始找寻更多变化与可能性。最明显的一点是，继《悲恸海》《轮回》等诗后，“海”在他诗里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我在《烟花》《深蓝》《参观钢铁厂》等诗中都读到了“大海”，较之以前的“大海”，这些诗里的“大海”更加具体。从“高山”向“大海”持续漂移，是祝立根写作转向的一个表征。由此我也要引出新诗书写的第二种类型，即否定型。 祝立根的近作有更明显的否定特征。这种否定性体现在自我判断、价值质疑和诗歌言说三个层面。不同于一些诗人总是急于进行外在批判，祝立根首先是一位内剖型的诗人，其诗也具有明显的内倾性（introversion）。不管是他的新作还是旧作，几乎都有一个向内看的维度；即便是侧重于对外界的观察，他也要落实到自己的思绪和情感上。以《爱离别》为例，诗中有一个清晰的自我镜像，“我”与“他”的对话就是一种自我辩证。诗人在写“他”，其实在写“我”。《参观钢铁厂》则把观察视角从外扭向内。注意，这种扭转既是强制性的，也是自发性的。在钢铁厂，他看到的一切，都与自身的经验挂钩。随着看的深入，诗人自我解剖的纵深感也愈发明显。纵深感的延展，就像一个“挖”的过程。祝立根挖到了自己，也挖到了同命运的人，他从个体看到了群像，“有血有肉的/螺丝钉，一个又一个家庭的顶梁柱”，看到“那么多的我，我、我、我，和我”的辛酸和无奈。群体命运升华了个体感受，浮现出一种共性，这使诗歌无论是在深度、厚度还是广度上都有了更多阐释空间。 对价值的质疑，是祝立根诗歌的隐含维度，也是其否定式写作的核心。《明月照何方》是典型的祝立根式的表达，有着回顾的姿态，他从自己的过往经历中抽取出诗意，旧作《与兄书》《与友书》也分享着同样的“回顾”结构。而他抽取出的诗意，是对生活的无奈、抵抗与坚持。祝立根的诗，堆满了漂萍、伤心、无可奈何，这些情绪正是其诗否定性维度的显要表征：“即使在这吞咽的大海上/你和我，只是一朵又一朵，风中的蒲公英”（《烟花》）、“我们已经习惯了在低洼地里，排队/赶路，推推搡搡，领取属于自己的/小分量的悲欢和氧气”（《猛犸象之歌》）。在某种程度上，海，就是祝立根心境的写照。“如果你问我我是谁/就请看看海吧，它就是我/——具体的、放大了的一生”（《悲恸海》）、“中间的海，我已不想再一一填平”（《轮回》）。无奈与坚持，总在祝立根的诗里并排出现，这就是活着——他没有拔高现实、美化生活，也没有轻易妥协，因为人总得活着。再来看坚持，祝立根在一个访谈里谈到：“我有一百个来生还做诗人的理由，也有一百个不想做诗人的原因。如果来生的我不是我这样的我，我绝不再做诗人；如果来生的我还是现在这样的我，我必须要做诗人。”对诗的坚持，就是一种终极的不妥协。诗是他生命的一种供养，在他把痛的东西从生命里一点点揪出来、连根拔起，并挖了个遍后，余下的心坑只能靠诗去填补，挖开的裂痕也靠着诗去烘暖并修复。因此，祝立根的诗看似“寒”——尤其是他在审视外界时，总像在冷眼睥睨——实际上诗心又是有温度的，他是寒里包着火、沉默压着怒吼。 我必须提一下《永州，谒柳子庙》，这是让我心里一动并反复回味的诗歌。这首诗从个人感受出发，推己及人，唤醒了一种被普遍遮蔽的共情性，从而在逝去的历史中还原柳宗元作为一个真实个体的温度，让人物的血肉取代其符号性。这种去蔽和重新赋形，需要诗人有一副热心肠，这样他才能真正地感受、体量所写的人物，而不是把自己的认识搁浅在景点的讲解和介绍中。此外，《永州，谒柳子庙》还有一个文化背景，它的共情性是历史的，我将它称为“历史共情性”。“历史共情性”表明祝立根开始将历史作为一个参照维度，将更大意义上的文化（而不仅仅是个体经验）作为坐标，他的写作有了更多方向。 祝立根诗歌的否定性最终落实到言说方式上。通过填补、修正和再造，他在以往的诗写模式中寻求改变。《关于捕鸟的故事》正是这样一首诗。如题所示，“故事”一词带出了诗歌的叙事性，但这首诗里的叙事不是具体的，它是作为背景而出现；诗人关于捕鸟的所思所想，才是言说的主题。在祝立根笔下，“鸟”也不只是“鸟”，还象征着更多被忽略的生命：微小的事物、渺小的人。而诗人捕鸟的过程，也是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在诗意的发掘上，祝立根又一次启用了“挖”的动作，“想要捕获它们/我还需要饥饿，持之以恒的好奇心/类同于餐刀和手术刀，一把刀的/第三面，必要时，我会减轻灵魂的体重/进入它们的身体，成为鸟”。到这里，诗歌的第一个意义层面已经完成了。接下来诗歌很快转向第二个层面，即元诗层面：这首诗还将如何继续？祝立根意识到“对我的讲述而言，更重要的是/我首先要确认自我，确认/我应该看见什么，在意什么/凭借什么抵达什么”，诗人一边向内转，向内挖，一边实验着诗歌言说的可能，于是诗里开始出现辩论的声调，就像是“一个人的复调”。在元诗层面，个体身份与诗歌言说都处于转换与过渡中：“我需要边杀鸟边心生悲悯/我是网，是鸟，更是手举灯塔的/捕鸟人，我还得是一个路过此地的旁观者/一个狂热的宗教般的环保分子/任何的立场，都改变着讲述的语气”。改变讲述，就是不断否定自己的言说，反对之前的叙述，“让讲述出现了一个个悖论”。“悖论”其实在昭示：这首探索之诗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诗人的自我剖析不会结束，他还不会这么快地对自己、对一切盖棺定论。因此，诗歌最后转向了另一个捕鸟的故事：说是故事，不如说是场景，以场景描写来结尾，灵活地处理了叙事无法终结的问题，也抛出了更多诗意。 最后我还要谈谈建构型的写作。建构型的写作有两种。一种是“无中生有”，是在价值的空白阶段通过写作建构某种价值，《荷马史诗》《诗经》都是这样的建构。另一种是在“有”中破除“有”，即经过了肯定—否定，再建立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在后现代时期，建构型的写作常常建立在对既有价值进行解构的基础上，但它们并没有停留于解构，而是积极寻求价值与诗学的解决方案。吉狄马加、昌耀、臧棣、李少君、余怒、泉子等人的诗歌就体现出明显的建构性。总的来说，建构型写作还是当下新诗场域里的稀缺品。祝立根的诗歌，在对既有价值的反思和否定中持续地找寻新的突破，也让我看到从否定走向建构的可能。
2020-7-7 北京 原载《边疆文学》2020年第8期 附：祝立根诗选 ▎喜白发
噢，我终于长出了一根白发 天呐！那么多胸中的尖叫 积压的霜雪，终于有了喷射而出的地方 那么白，像黑山林间的一丝瀑布 那么骄傲，像我终于在敌人的中间亮出了立场
▎愿望 我想还山一个安稳 我想还流水一个从容不迫 我想还故乡，一个游子 还父亲和母亲，他们的小儿子 我想还妻子一个可以依靠一生的男人 还儿子一个宽厚的父亲 这些愿望，艰难，漫长 又那么地完好如初 假如我真的能够一一实现，我想 我再也不会掩饰那些夺眶而出的泪水
▎深蓝
我的祖国是一张泪水纵横的脸 河流，不舍日夜，从那儿运走悲喜
我终于来到了大海边，喝了一口海水 泪水，终于从她的腮边，流到了我的嘴角
▎野草
我们在废墟上燃烧，我们在骨灰上成长 我们……离天空近一些了吗？
▎永州，谒柳子庙
江水寂寒，我陪着它 走了一小段，却分不清顺流还是逆流 石头和孤舟，悬浮在薄雾里 也让人难于辩析，幻影和事实 谁更接近真相一些 拜谒柳子庙时，在前门戏台下 和众人叫好，又排队在左边陈列室 看玻璃柜中的天下大事记 继而又在右手边，听讲解员讲解 刻在石头上的列朝颂歌…… 忽然悲从中来，一个具体的人 亡妹、亡母，被流放的一生 怎么被演绎成了恩典与传奇？ 这需要多么了不起的解构又重建的荒诞的精神？ ＂穷天下之声，无以抒其哀＂ 柳先生，一个人独自坐在中堂之上 身上的大雪意，比汉白玉还硬 还冷，还更像一场无法治愈的隐疾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一千多年了 其中的悲凉和悲哀 让那个立在江心的倒影，至今 一直等待着那场迟迟没有射入江面的 弹雨
▎回乡偶书，悲黑发 杀人犯的母亲吸毒者的爹 上访者的老泪苦荞烤的酒 坐在他们中间，如坐在一堆堆荒冢之间
秋风白了小伙伴们的坟头草 一头黑发，令我心惊 令我羞耻
▎草木间
榕树从胸口抽出根须，从掌心 放下儿子，让它们在身边成家 成村，感谢神 每一场家宴都预留了一个神的席位 每一个孩子都有故乡可回
芦花随瑞丽江去了下游 和祖先的魂灵相认，用中、缅、泰三种母语 诵贝叶经
我们多像蒲公英，背着降落伞出生 一起风，就心惊 太原、南京、宁波，在残破的族谱上 明明灭灭，山山水水 翻一页，充军，残一页 逃难，到我们这一代 乡音一改再改，后土的神灵 已经越来越陌生。如今我在昆明 一座灰茫茫的原始森林 娶妻、生子，这么多年了 始终找不到那种落地生根的安心 ▎关于捕鸟的故事
我一直在黑暗中练习 如何向你们讲述 一个关于捕鸟的故事 鸟吊山的鸟，在黑暗中 如何扑向火……鹌鹑、鸽子、野鸡 不仅仅是一堆名词 或一些象征和隐喻的代名词 它们，也是羽毛、骨头，血 跳动的心脏构成的、具体的 生命，一只，一只只，一群 也不只是数词、量词 和一件、一吨、一批批，有着本质的不同 我一直在黑暗中，想要说出 它们的存在，和存在的意义 不不，它们存在的美和惋惜 让它们，从黑暗中显现出来 像火焰，扇动翅膀，转动 小眼睛，像一种清澈的好奇 我收集它们的种属，分辨 它们的类别和气息，从轻重，大小 羽毛的，灰、白、朱红和墨绿 爪子和瞳孔的，象牙黑或柠檬黄中 雕塑它们，或用它们雕塑我 用它们的鸟语和异于我们的脉搏，黑夜中 我几次燃起熊熊大火，动用想象、感情 也动用逻辑，织就一张大网 挂在了火焰的四周，虚无的边上 像蜘蛛，从每一根抖动的网线中 释放内心的触手，几十年的生活经验 反经验，身上的一个个黑洞 一面面镜子，不同角度的照射和反光 想要捕获它们，我还需要饥饿 持之以恒的好奇心，类同于餐刀和手术刀的 统一体，一把刀的第三面 必要时，我会减轻灵魂的体重 进入它们的身体，成为鸟 用不同的小声带唱歌，绝望 为求证未必必要的某一细节 自投罗网，中间的种种努力和念头 瀚如烟海，无法复述 当然，对我的讲述而言，更重要的是 我首先要确认自我，确认 我应该在意什么，凭借什么抵达什么 才能在黑暗中，在微弱的火把的光影中 找到烙印在它们天灵盖上的 秘密的星座图，才能从无止境的迷乱中 捕获飞往迁徙地的翅膀 灰大雁和白天鹅，天使的气质 优雅即笨拙，注定最先被捕捉 身上的肉质，也可能更鲜美可口 历史证明，越美的事物毁灭得越快越彻底 斑鸠和麻雀，一直隐身于人世 过着虎口夺食的日子，可怜 自诩深谙生存之道，也可悲 可伤心难过，状如那么多的“我自己” 但又有谁被豁免过？又有谁 不是一生都在网中扑腾 生而不同是它们（我们）各自的命运 死于网罟是它们（我们）共有的命运 命运中，至少交织着三个巧合 也是三个必然：鸟吊山是鸟归乡的必经之路 鸟们都是饥馑的天空中飞行的粮食 所有的鸟都崇尚光明，迷信光明 并愿意为这迷信去死。 ——以上提到的，只是一个浅表的 一种可能，更多的练习，出现了意外 走向了一条条岔路，超出了日常世界的 边际，涉及到的心理学、逻辑学和化学 让讲述出现了一个个悖论 ——我需要动用光明之心，设下陷阱 我需要边杀鸟边心生悲悯 我是网，是鸟，是手举灯塔的 捕鸟人，我还是一个途径此地的旁观者 一个狂热的圣心环保分子 任何的立场，都改变着讲述的语气 角度、审美趣味和道德标准 事件的实质和虚影——我们都是善变的 却想得到理想中的永恒，真的很难 我在黑暗中，练习 向你们讲述一个捕鸟的故事 最终变成了自己和自己战斗 自己把自己置之于死地，又必须要 给自己网开一面，命令自己 托孤和越狱，这无法完成的工作 让人沮丧，也让我想起另一个关于鸟的故事： 在红河边，伴随着河谷弥漫而来的大雾 有一种鸟，在雾中幻化出来 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它们的模样，但能听见 忽远忽近的，翅膀的扑腾声 以及凄厉的叫鸣，传说有人见到过 水边的一只死鸟，它有着雾一样的翅膀 雾一样的爪子和雾一样的眼瞳 雾一样的，又多又尖的小牙齿 因模样怪诞，又没有实质化的形体 被那些感到超出了自己认知的 惊恐的人们，扔进了滚滚的红河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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