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是影响华夏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思想，而其中的“道”指道家、道学或道教。《道德经》在历史上以其解读模糊性而成为最具悬念的思想，严格地说它在历史上属于未知的思想，然而，人们把模棱两可的《道德经》解读作为道家思想的主要源头。 如何对待不同的思想？ “道可道，非常道”为我们提供了自由思想市场的基本原则，既然没有人能够以常道自居，那就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平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言论，不同的思想可以自由传播，自由竞争，无为而治。 “儒释道”典籍之间可以相互解读吗？相互解读的前提是对等关系，如果研究者对《道德经》自身的含义还无法确定，有什么理由做出对等与否的判断？ 你总不能先假定它们是相通的，再反过来用儒学与佛学的东西来解释与理解《道德经》的文本内容吧？然而，在历史上，正是基于这种对《道德经》的扭曲解读，形成了所谓“道家”思想学派，这样的学派，其实与《道德经》原文没什么关系！ 儒学，佛学与《道德经》的主要区别 儒重存在而唯物，佛重空无而唯心，道（指老子之道）以无生有，以无存有，以有为目的，以“无”为“路径”；儒重于立，佛重于破，道则破立结合；儒教注重历史与当下现状，因循守旧，歌颂祖宗，只信眼前，不信未来；佛教注重当下，既放下历史负担，也放下未来预期；道放下过去，不执着于当下，是注重“为之于未有”（《道德经》第64章）的无为思想，是前瞻性的创新思维。 道为因，德为果；道为本，德为末。《道德经》旨在通过道之无为法则，使天下人人有德，而“德者，得也”，从而人人自足；相反，在儒家思想中，德被置于道之上，而把道当成事物（德之载体，把道附属于事物相当于唯物主义以物质为本原）的规律。在道与德关系上的颠倒认知，使儒学与《道德经》成为完全对立的两种思维模式。 源于《易经》的儒家思想是以“仁”或阴阳、乾坤、父母为基础的，把社会划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好人与坏人等（相当于辩证法中的矛盾论，两分论），这是因为儒家思维局限于“有”的范围（唯物主义），无视“未有”状态，以及只看到对立而看不到超越对立关系的抽象问题，如，逻辑、道、法（法是道理的制度化）。无论是好人坏人，还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表现于外的“末”，而思想根源才是“本”。 公共权力必须守住根本，“守本”则“有道”，道之无为在于“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即捍卫人的自由而不干预（法治与自由）；相反，“攻末”则丧失万物之自然，比如礼教，所谓“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道德经》第64，38章），从而导致越治越乱。 反对在“末梢”出现的对立面上寻找解决方案，不代表对于事物不做分别。在“无”的状态下，是没有分别的，即“无名万物之始”，这是有道权力的公共属性； 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即生成“有”的状态，就出现了个性化的分别，这是个人属性。有道权力要“混而为一”，必须守住不可分别的根本，守住无为之道。根本问题是唯一的，道是不可分的，在“本”上不可分别；而末端是多样化的，人人各有其德，所以在“末”上必须有分别。要让百姓人人回归天性自然，权力就不能干预 “末”端自由，把发展空间留给民众，即“我无为，而民自化”（《道德经》第1，42，14，57章）。 如果由于权力干预而导致人人“无差别”，在“末”上不分别，不尊重个体差异，整齐划一的“大一统”，就会滥用权力侵犯个人权利；反之，如果权力者依据权力来源而从根本上对社会整体进行人为切割划分，就有权力斗争阴谋，所以“大制不割”（《道德经》第28章），即权力在“本”上是不能分割的，在“公意”（General will）上是不能分割的。整体性或“本”上的统一性（不能由某个人或组织所垄断或者定义，必须由社会共同体决定，即公意，从而形成社会契约，它是道的制度化。公权力不能自由，必须受到公意或由公意生成的法律制约）与结构性或“末”上的差异性（与权力不同，个人必须拥有自由）相辅相成，它们分别代表了道与德，这是《道德经》思想。如果完全无差别就变成佛学；如果在“本”上割裂（权力代替法治，也就是权力拥有了自由而不受约束的情况），而在“末”上要求统一性、一致性（个人失去自由）、礼教化，则变成儒学。 关于儒家与老子《道德经》的关系，还有学者把儒与道的关系看成阴阳互补说，他们认为二者的共同源头是《易经》，认为老子崇尚阴柔，而孔子重视阳刚，所以应当儒道同修，这是一种极大误解，事实上，儒家与法家思想（注意与现代法治思想完全不同）倒是阴阳互补，所谓“阳儒阴法”，它们确实同源于《易经》，但与《道德经》却是完全相反的。 老子所论之道具有“先天地生”属性，而且“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故多从“无”（先天）处入手以生成“有”（后天），即“有生于无”，从而显得虚无；同时，《道德经》以柔弱化解权力刚强之害，所谓“冲气以为和”，从而能够取得“长生久视”之治（《道德经》第25，40，42，59章）。由于老子针对权力行为写作《道德经》，崇尚柔弱不争，给人以阴柔哲学的错觉，如，“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知其雄，守其雌”，“故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善用人者为之下”，“大国者下流”等等，事实上，这意味着权力为民，“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第6，28，66，68，61，49章）；与之相反，儒学基于“天尊地卑”思想生成等级次序，权力者高贵，民众卑微，社会分裂与对抗。因此，道是柔弱无为的，有“不争之德”的“共和”特征；儒是僵化有为的，有官民对立的专制属性。 至于佛学，《心经》或《金刚经》的思想与《道德经》有许多神似之处，比如，破“我执”如同“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道德经》第13章），而所谓破“法执”，如同“道可道，非常道”。再比如，“缘”与“道”很接近，“色”，“空”与“有”，“无”很相似；佛学中“五蕴”生灭皆“缘聚缘散”现象，如同生灭之于道的关系，而“自性”犹如“德”；但佛学与老子思想存在很大差异，佛教以修身（私德）作为手段，而以“涅槃”为目标，这相当于以虚无之道为目标，而不以个人私德为目标。《道德经》则不同，道是手段，德是目标；此外，佛教中所谓“摆脱六道轮回”总是通过禁欲切断某个环节来实现，以《道德经》的观点看，它是在“有”中“为”的有为思想，而有为是灭亡之路，所以“修佛”必然走向“断灭”。 总之，与《道德经》相比，儒学颠倒了道与德的本末关系，倒果为因，以德为尊，有为从而走向虚伪；而佛学则颠倒了道与德在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关系，把德当成手段，把道当成目标，从而走向空无。 道不同不相为谋 《道德经》与儒学的对立，这一点《道德经》第18，19，38章已经非常明确，特别是第38章更明确指出礼教属于“道之华”，应当“去彼取此”，任何人都不应当对如此确切的表述存在疑问。此外，魏晋时期著名学者王弼在注解第38章时，为了阐明“去彼取此”思想，即，去儒之薄华，取道之厚实，不惜笔墨长篇大论。足见本末问题对于区分儒与道两种思想的重要性。此外，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指出：“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同样承认二者对立的事实。然而，司马迁之后的两千多年来，儒释道思想在传统文化的斗争中似乎达成了默契与融合，历代老子注家心照不宣地采用儒释道交叉解释的做法，这种做法肢解了《道德经》内在的逻辑联系，使之沦为其它思想的附庸，唯有回归《道德经》原文的逻辑关系，才可能重现真正的老子思想，才可能融入自由主义世界的文明。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