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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被害人其实包括被害人的家属。 有些被害人死亡的，主张权利的就只有家属，虽然他们从权利上与真正的被害人有很大的不同。当时从道义上和情感上应该将当作的被害人看待。 被害人往往带有一种不满的情绪，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 人身类犯罪的被害人，因为自己身体受到侵害了，那自然就会感到十分的委屈，而且有确实的伤害结果看。他们往往要求给予嫌疑人很重的刑罚，有一种同态复仇的朴素心理，要么期望给予非常高的经济赔偿，这个赔偿数额往往超过了判决可能判处的数额，也超过了嫌疑人的承受能力。 当然如果经济能力足够强，确实有负担高额赔偿的情况，这时候即使故意伤害重伤的被害人也有出具谅解意见的。但是大部分嫌疑人是承受不了这些赔偿数额的，承受不了高额赔偿并不能说明不赔偿，其实很多嫌疑人有赔偿意愿，但狮子大张口却是接受不了。而赔少了被害人根本不接受，也就不会有和解谅解。 这个时候即使是轻伤害的案件，情节也比较轻，但是有被害人有意见，一般也不敢采取非羁押措施，缓刑也不太敢适用，更不要说不起诉了。 因为这些轻缓化处理要征求被害人意见。而如果被害人不同意，你要是做了轻缓化处理，即使法院认可了这个建议，最后也判决生效了。 但是因为被害人不满意见的存在，就容易引发涉法舆情的存在，有着信访申诉的压力，一般的司法官是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和风险的。 有的时候只要有了信访申诉的反应，就会对以往的案件持有一种猜疑态度，即使案件大体上没有问题，但是只要复查出一点瑕疵和问题，司法官可能就承担责任。 这也是目前少捕慎诉慎押在有被害人案件不容易开展的一个原因。 少捕慎诉慎押必须被害人要点头，被害人不点头，这始终是一个雷。 当被害人知道自己的谅解和和解态度，对案件处理走向如此之重要的时候，就会利用这种优势对嫌疑人一方施加压力，从而为其获取高额赔偿大开方便之门，成为一种有力的砝码。 有些案件的被害方是自然人，他有切身的伤害结果，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伤害除了肉体的，还有精神的。 但是我们在民事赔偿领域对精神损害赔偿往往重视的不够，有些赔偿数额高，虽然未必有法律上的支持，但是从道理和情理上其实还是有一定理由的。 因此虽然赔偿数额高，有的却是有高的理由。但有些高得其实是离谱的，是没有合理的理由的。 还有写被害方是单位，而单位是拟制人，他与自然人的人格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它其实是一种财产法人，主要载体是财产，比如单位被盗窃了，主要是财产损失，并没有人格上的损害。 即使是自然人被盗，往往也就是等额赔偿。 但有些超市被盗之后，却要求嫌疑人支付几十倍、数百倍的赔偿，否则就不出具谅解书，而没有谅解书，司法机关习惯上也不好做轻缓化处理的。 但是单位与自然人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它没有真正人格和情感，只要赔偿了经济损失就够了，其实不存在谅解不谅解的问题。 因此在面对针对被害单位犯罪的时候，建议不再要求被害单位是否出具谅解书，只要支付赔偿就可以了，如果被害单位拒不接受，司法机关可以考虑代为接受，判决之后转交给被害单位。 因为被害人往往有一些怨气，因此在与被害人接触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极大的耐心和克制。 因为被害人会将对嫌疑人的怨气发泄到司法官头上，因为嫌疑人他也接触不着。 而被害人又不是嫌疑人他不是被惩罚的对象，你还没发对他们批评教育，虽然有些被害人就是过错的，但他们从来不会承认有自身的问题。 越是自身有问题的，可能往往还不愿意讲道理，因为完全讲道理的话就暴露了自身也存在问题的一面，因此他们会通过强烈的情绪宣泄来压到任何对他们行为性质的怀疑。 他们的行为不可质疑，你绝对不能多说一句，最好是听着，而不是与他们掰扯。有道理就采纳，没有道理就不采纳，但不要试图让他们接受自己也有问题的概念。如果这些被害人却是问题比较严重，或者其实才是案件真正的挑起者的话，那依法追诉就可以了，但在此之前没有必要与之争论。 其实在提讯嫌疑人的时候也没有必要与之争论，因为最终定案是要说服法官，而不是要说服当事人。 我的意思就在于不要被被害人的情绪捆绑，不能是谁闹得厉害，谁情绪强烈就听谁的。这里边应该有一个明确道理和底线需要与被害人说清楚。 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不是想判什么刑就判什么刑的，在阐述这个问题时，虽然被害人嘴上一时不能接受，但是只要我们足够专业耐心，一般还是能够接受的，因为这都是明摆着的，他们自己查法条也能查个大概。 但有些因为道听途说可能对法律有一些误读，这些完全可以依靠扎实的法律分析阐述清楚。 对于被害人最忌讳的一点就是回避，打电话不接，来访不接待，这样就会产生一种最坏联想。 只要你回避他就会认为这里边有事，如果没有事为什么不敢见他呢？ 而越是回避就越是有事，也坚定了他们一直找下去的信心，也就会对你产生更深的猜疑，最后让你百口莫辩。因此在被害人情绪比较强烈的时候，不是别而不见，而应该尽量满足接待的诉求。虽然这可能非常耗费精力。 但这个精力往往不会耗费。 比如我就接待过被害人的岳父母，虽然他们不是直接的被害人，但被害人被骗的钱其实是岳父母出的，因此从实质上来说，他们可能才是最终的被害人，但是在法律上他们并不是。 你要是以不是被害人不以接待为名，也有专业性的道理，但是从情理上并不合适。 因此他们每一次来，我都耐心跟他们接待，跟他们讲这个案件的情况，处理的可能，追赃挽损的情况。虽然钱最终也没有追回来多少，但他们对司法官的态度是满意的。 态度其实最重要。 很多经济案件的被害人有一个观点，司法官是非常不认同的，那就是谁让我被骗了。 很多司法官在私下来是很烦这样的观点，好像是被骗还有理了，没有风险自担的概念么？ 被骗之后钱要不回来就怪司法机关，怪得着么？ 很多经济案件的嫌疑人也确实是把赃款都挥霍和隐匿了，确实是很难追回来的。 以往是没有太多追赃挽损的砝码，因为赔偿与不赔偿，以及赔偿多少，对刑期影响不大，也没有人敢给你一个可靠的承诺。 但是自从有了认罪认罚之后，就为追赃挽损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工具，可以光明正大的谈赔偿的问题，赔偿多少是直接与量刑多少，是否适用缓刑，甚至是否捕是否诉是可以挂钩的。 对于多名犯罪嫌疑人的，是可以根据赔偿情况进行有差别的量刑的，而且这些量刑都是通过具结书的方式予以确定的。 很多重大经济犯罪案件通过分层次处理的方式，获得极大的追赃挽损率，很多非吸的案件甚至能够追回来50%的钱。 这就为被害人提供了很大的补偿，让被害人真正感受到司法机关是在意他们的。 虽然他们说谁让我被骗了，是有一种任性在里边，但也有一种无奈在里边，因为他们也找不到别人可以帮他。 在努力追赃挽损之后，虽然不可能100%的追回，但只要司法机关努力，这些被害人也是看得见的，他们是指望着司法机关的。看到这些实实在在的成果和付出之后，他们对司法机关也就更有了一份指望。 因此我之前谈过对嫌疑人有一份了解之同情，要体会他真实的犯罪动机，其实对被害人何尝不也应该有一份了解之同情，要体会他们被害之后的无助和无奈，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在合理的框架下，多为他们做一份，他们看得见，对于实在办不到的，他们也就能够理解，他们怨恨的是，司法完全的不作为和冰冷的官僚化。对于符合条件也可以积极进行司法救助。 司法机关不是万能，不可能将损害结果恢复原状，这一点每个人都知道，被害人当然也知道，他们只是希望有人能管管他，尽量的帮他一把，只是尽量而已。 为什么会有司法救助制度，为什么不让他们损害就损害了，让他们完全的让他们风险自担。 这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人类群体，我们对任何人都要做到不抛弃不放弃，我们对犯罪人还想着复归社会呢。我们怎么能不尽力使被害人复归生活。 我们让一名被害人复归生活，不是因为这个被害人能闹，或者他有多么的重要，而是为了让所有人看到希望，每个人出事了，司法机关都会管的，让我们都有一个最低保障，这样才会让全体成员有了信心，有了后顾之忧。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也是心理意义上的。 可以说对被害人的关注和保障也是广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安稳的重要屏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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