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0年前，即公元1600年（明万历二十八年），在长江上游与乌江之间的广袤山海，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战，史称“平播战争”。战争的一方，为世袭播州达七百多年的杨氏政权之最后一位播酋杨应龙；另一方为明王朝从全国各地征调的24万大军，其中有从关外和沿海选调的军队，而这些军队有的正与努尔哈赤对峙，有的驻扎海防以抗倭寇。 据战后由官军总指挥李化龙向中央的报告中得知，这场大战双方投入兵力40万，于是年的春天开战，初夏结束，历时3个月多。另据胡启涌的研究，官军阵亡将领78人，阵亡兵士近5000人，另有3000余官兵受伤。杨应龙和他的爱妾田雌凤在海龙囤自缢身亡，杨应龙之弟、之子及播州将领数十人被官军捉拿皇城问斩，另有杨氏政权大小头目1200余人被官军捉拿，22600余人为杨应龙战死沙场。至于因大战而伤及的百姓，李化龙没有说，显然是无法统计罢。但李化龙在报告中提到播地之民“十存一二”，即十个播民，就有八个或九个因为战争缘故，或死或亡，人不见影，户不在籍了。于是，这才有战后的大规模移民举动。 平播战争是明代三大征战之一，据说花费白银300万两。这场大战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战争的支付，国库空虚，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这为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埋下伏笔，又因为李自成对明王朝的冲击，使明王朝失去了抗衡努尔哈赤的财力或斗志，让一个更加野蛮的政权统治中国，几至于亡国灭种。 平播战争对播州旧地的影响更加明显与直接。首先，中央藉战争的胜利而将播地一分为二，分设遵义府（属四川）和平越府（属贵州），并立即实施改土归流，将处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边缘的播州旧地推进到封建社会，新的生产关系迅速带动了这片地域的经济复苏与文化的进步。其次，从落后的土司政体跳跃到中央派流官治理，大大推动了政治文明。据贵州文化老人陈福桐的研究，中央派的流官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且胸怀开拓精神，他们带来了社会管理经验，全方位引进观念与文化，技术与人才，促成了遵义有史以来的新发展。 从社会演进的角度看待平播战争，历史早已作了定论。特别地，从地域角度考察，平播战争与改土归流，实际上为两百年后出现的遵义沙滩文化作了很好的奠基工作。倘若，用文艺来反映平播战争，事情恐怕就不是如此的简单明了。410年前的杨应龙，最初并非一定要背叛中央，后来他搞分裂，葬送了杨氏七八百年的基业，这也是他没有料到的后果。 其实，杨应龙经历了从忠于大明到对大明的动摇，再到拼死反抗这样的一条人生不归路。他忠于明王朝，是有史可稽的。他对大明王朝的动摇，大约是在他的儿子死在重庆之后。他最后反抗到底，是因为世上再也没有其它的路可供他选择了。于是，整个播州都因他而蒙受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杨应龙的这个心路历程，在某种程度上说，不是杨应龙自己就能把握住的。首先，土司制度制约了杨应龙的发展，当然也限制了播州可能的开疆拓土。其次，以当时国家的战略大计出发，中央希望西南腹地安宁，以便掌握贵、滇、桂之大片边陲之地，而杨应龙却不安居播地，攻占五司七姓土地，这就破坏了贵州、四川边境的安稳。假设杨应龙不是土酋，而是流官，他就有发展的空间，反之，他就只能困在播土。这就是矛盾。杨应龙一生都在矛盾中冲突。当然，贵州对他有管辖权，四川对他亦有管辖权，这种制度设计，或曰制度设计缺陷，终将杨应龙推到身败名裂的境地。再者，杨应龙破解自身的发展因窘，他诉诸的不是政治，而是武力。倘若他诉诸政治，自愿交出播地，他自己便可安心去当流官了。可是，杨应龙既要照旧当他的播州王，又想通过对明王朝建功立业来拓展发展空间，而炫耀武力又是他的通常作派。“有枪就是草头王”。何况，他还拥有苦心经营七八百年的大片播土！最后，杨应龙不得不依凭陈旧的土司制度，依凭手中十数万善战的播兵，去与历史潮流下一个赌注。当然，杨应龙输了，输得精光。所以，平播战争与其说是官军的胜利，不如说是已见资本主义端倪的封建制度之于奴隶制度的胜利。历史向前演进之使然。纵然有十个百个杨应龙，也是无力回天的！ 其实，杨应龙还是一个复杂的载体。他承载了制度和制度之间的冲突，所以一个土司之王与中央分庭抗礼，以至于刀兵相见了。他还承载了杨氏政权七八百年的历史重负，这重负有时让他感到偏居一隅的土皇帝的得意，有时亦让他感到困在旧网而又无力自拔的苦恼与愤懑。当然，他承载的还有地理的复杂性折射出人心理上的自卑与自狂；世事的复杂凸显在心中一隅的不安与躁动，以及外部条件的不断转换而导致其知与未知的徬徨与盲动等等。这一切，共同构成410年前的那个杨应龙。而对那个杨应龙，是不宜用“好”与“坏”、“恶”与“善”来甑别的，更不便用“恶魔”或“英雄”之类的语言来描述。 播地最后一任土酋杨应龙有时真的令人困惑，一时难以索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平播战争事关国家一统；之后的改土归流，让遵义真正融入了华夏的沧海桑田，同整个华夏民族一起经历了剧变与演进。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