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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 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鲁国有一条法规，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如果有人能把他们赎出来，可以到国库报销赎金。很多人知道后，果然去外国赎回了很多鲁国同胞，并也在政府那里报销了赎金。赎回来的人感恩戴德，那些去赎人的人也因为很轻松地做了善事而自豪不已。 有一天，孔子的弟子子贡（也就是端木赐）在国外赎回了一个鲁国人，回国后他拒绝了国家的补偿金，因为他自己本身善于经商，就不缺钱。孔子知道后，批评子贡道：“你做错了。从今以后，鲁国将不再有人会去从别国赎回同胞了。向国家领取补偿金，不会损伤到你的品行，那本就是你应该得的；但你不领取补偿金，后面那些想做善事却需要这笔补偿金的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子贡赎人，做了一件好事，本应该被夸奖，孔子为何反而要批评他呢？其实鲁国那条法律的用意是为了鼓励每一个人只要有机会，就可以惠而不费地去做一件大好事，哪怕你暂时没有钱，也应该去借钱来为你的同胞赎身，因为你不会损失任何东西，借来的钱，到你把同胞赎回来后，政府会全部补贴给你。这样，你做了好事没有损失不说，还有了好名声。 子贡的错误在于他把原本人人都能达到的道德标准拔到了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如果鲁国君主为子贡这无比高尚的行为，大肆通报，宣传乃至全国推广，会怎样？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没有人敢再去赎回自己的同胞了，因为头顶上已经高悬了子贡这样的道德高标，子贡赎回了同胞，不要赎金，以后谁若赎回同胞后再去要国家的赎金，就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然而又有几个人有足够的财力可以保证损失这笔赎金不至于影响自己的生活呢？ 子贡这样完全无私的做好事，显然是很高的一个道德水平，一般人是难以企及的，因为一般人不像子贡那样有财力，智慧和修养也不能与子贡比，他们想做好事，但也需要生活，也就很需要那笔补偿金。 《道德经》上有言：“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崇尚自然的本真质朴，不标榜，不显摆，不知善而善，才是真善。如果子贡换一种方式，比如他赎回了人之后，接受那笔赎金，然后悄悄的再将这笔钱拿去救济其他穷人也好，错就错在他不要赎金惹得天下皆知，本质上来说，他心里还是想借这个事来宣传自己的道德之高，把自己当成了道德典范。 把道德的标准无限拔高，或者把个人的私德当作公德，两种做法只会产生一种结果，那就是让道德变质了，或是让道德处在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让普通民众闻道德而色变，进而远道德而去！如今，很多人喜欢站在道德的至高点去要求别人，这就是很狂妄无知的行为，你自己都做不到那样你却用那样的高标准去要求别人，这是违背恕道的行为。其实，即使是孔子那样真正达到了道德至高点的人，他都不会以自己的修为水准去要求每一个人都要跟他一样，相反，他谈人论事时，总会极理性的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分析，最后给出一个适宜于具体情况的致中和判断或是解决方案。 清代著名学者程瑶田曾道:“仁者,人之德也;恕者,行仁之方也。尧舜之仁,终身恕焉而已矣。” 成仁，有很多方法，但最常见的一种方法是用恕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想要的，就不要强加给别人。尧舜何以能成仁？源于他们一生都在行恕，生活中的每一刻都在实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也说：“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子贡曾经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的回答也很明了：“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贡说：“我不愿别人把不合理的事加在我身上，我也不想把不合理的事加在别人身上。”孔子说：“赐呀，你还没修到那个境界，那是仁的境界。”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 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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