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地方比「上甘岭」更让中国人念念不忘，因为没有一场战役比「上甘岭战役」更能诠释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当领导人站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西方国家并不相信，就连被中国人赶出去的日本人都不服气。
你已经趴在地上一百多年了，凭什么你一句话就站起来了？（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是被中国人打败的）
过去一百年多年里，中国人一打就散，一打就败，几乎是西方的共识。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投入兵力一万九千人，清军兵力二十万， 结果英国从广州打到天津，势如切瓜，逼迫清政府签下《南京条约》。
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总共兵力一万八千余人，而对面，清军十五六万，义和团团民五六十万，结果 10 天不到，北京沦陷，圆明园再次被烧。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一万余人，而国民党东北军 19 万，两天时间，沈阳丢失，一周时间，辽宁沦陷，两个多月，整个东北沦陷。
抗战 14 年，日军投入不到 200 万人，却几乎打下大半个中国。
这一切成为西方怀疑中国人的理由。
没有一场面对面、硬对硬的胜利，中国人在西方世界永远抬不起头。
很快，新中国立国之战打响，当时的西方各国，没人看好中国，就连苏联都在等着中国求援。
然而，中国人用行动证明西方的论断是多么愚蠢。
当朝鲜战争打完，尤其是「上甘岭战役」打完，西方才真正认识到，这个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跟过去百年来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真的不同。
他们敢于向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挑战，甚至敢于向整个西方的联合部队挑战（中国在朝鲜战争的对手是联合国军队），并凭借惊人的意志取得胜利。
他们展现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过去 100 多年里，西方国家在中国人身上从未见过的，
从此各国再也不敢轻易挑衅中国，这是我们的战士用鲜血换来的尊严。
1952 年 10 月初，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掌握了地面作战的主动权，美国人在谈判桌上讨不到任何便宜。
此时美方主战的麦克阿瑟将军已经被解职，继任者按照杜鲁门指示只想在停战协议上多捞点好处。
联合国指挥官马克·韦恩·克拉克
驻韩国的联合国军司令范弗里特写信给自己的上司——远东美军司令克拉克说：「为了扭转局势，我们必须首先采取小规模的进攻行动，使敌人陷于被动的防守地位，目前我们都是为应付敌人的进攻而采取防守行动，致使我们遭到了 1951 年 10 月和 11 月以来所有战斗中人员惨重的伤亡。」
这局面显然不是克拉克愿意看到的，也不是他们的总统愿意看到的。
面临选举的杜鲁门迫切希望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拿点成绩为他赢得选票。
可实际上，美军被死死摁在三八线以南，不要说攻陷朝鲜半岛全境，连中国人划的红线都突破不了，在国内实在无法交差。
刚接任联合国军总指挥不久的克拉克显然不满足于范弗里特的「小规模战斗」，他希望全线压上，全面反击。
范弗里特作为前线指挥官很清楚全线压上意味着什么，他连忙陈清利弊，并建议，采纳第 9 军团代号为「摊牌行动」的计划，以点带面，重点推进，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把五圣山拿下，再扩大战果。
毕竟，五圣山在三八线以北，只要拿下，便可以向杜鲁门交差了，也可以在谈判桌上占据主动（中方提出以实际控制线为界停火，美方不答应，因为那意味着联合国军没捞到任何好处）。
克拉克最终同意这个计划。
五圣山当时由志愿军 15 军控制，要拿下五圣山首先得拿下前面两个小高地（597.9 和 537.7），这便是上甘岭。
在美军看来，这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上甘岭很小，总共只能布下两个连的兵力。
范弗里特是典型的火力制胜论者，多次以极大弹药消耗量在美军内部创下纪录，被称为「范佛里特弹药量」。
他计划投入 7 个步兵营，18 个炮兵营，200 架飞机，旨在以绝对的兵力优势迅速拿下，他定的战前人员损耗指标是 200 人。
10 月 14 日，战斗打响，美军秘密集结在上甘岭附近的 18 个炮兵营突然开火，一天之内向我军阵地倾泻了 30 万枚炮弹，并出动飞机 250 架次，投下 500 多枚航空炸弹。
密集的炮弹达到每秒 6 发。
要知道，整个上甘岭阵地也就 3.7 平方公里，是一个长不到 3 公里，宽 1 公里多的狭长地带，由 15 军两个连另加一个排驻守。
如雨点般的炮火，把整个山头足足削低 2 米，坑道中的志愿军官兵觉得就像是乘坐着小船在波浪滔天的大海上颠簸，强烈的冲击波激荡着坑道，不少人牙齿都磕破了舌头、嘴唇！
幸存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都不约而同以「地狱」来形容。
炮火结束后，美军阵地弹壳堆积如山。
经过一天的炮火倾泻后，美军地面部队先头 2 个步兵营以及韩军一个营发起冲击。
于美军，他们出其不意，希望能迅速拿下。
于我方，一天的炮火让阵地无险可守。
但战场并不是沙盘推演，人的因素关键时刻决定战争走向。
最先与美军接火的是 15 军 45 师 135 团 9 连 597.9 高地 11 号前哨阵地上的一个班，在承受了美军猛烈炮火，并打退美军四次冲锋后，这个班只剩下一个战士了，他只好退入坑道坚持战斗，前哨丢失。
防守 2 号阵地的八连一排见 11 号阵地失守，排长立即组织两个班前去反击，想乘敌立足未稳夺回阵地，但这两个班在半路上就遭到了美军炮火覆盖射击，只剩五个伤员被迫退回 2 号阵地.
这样一来，一排反击未成，反而损失兵力大半，连防守 2 号阵地都很困难了.
十一时许，2 号阵地就因守备兵力伤亡殆尽而告失守。
东南的 7 号阵地因此陷入孤立，随即也被美军占领。
只有最关键的 9 号阵地始终顶住了美军的进攻。
9 号阵地由九连副指导员秦庚武指挥三排防守，秦庚武见美军炮火异常猛烈，决定调整战术，只在表面阵地上同时投入三个人，伤亡一个就从坑道里补充一个，打得从容不迫，9 号阵地因此成为 597.9 高地的中流砥柱。
9 号阵地是主峰的门户，位置极其重要，可以说，只要 9 号阵地不失，那么 597.9 高地就可保无忧。
经一上午的激战，美军攻击部队七师三十一团的二营、三营损失均超过了 70%，换上第三十二团接着再战，一直打到黄昏，也未能攻下 597.9 高地。
537.7 高地的争夺同样惨烈，韩军第 2 师 32 团以一个营分三路发动猛攻，志愿军 133 团 1 连依托被炮火严重摧毁的阵地英勇坚守，战斗之顽强被韩军战史称为史无前例。
韩军地面部队攻击连连被击退，只得呼叫美军的航空兵火力支援，美军出动了 20 余架 B—26 轰炸机投掷凝固汽油弹，阵地成为一片火海，韩军乘势猛攻。
最前沿的 8 号阵地只剩下三个伤员，无力再战，正准备退入坑道，却被已经冲上阵地的韩军的一挺机枪压制在离坑道口十余米处。
这挺机枪附近正巧有一位战士——因多处负伤而昏迷的孙子明，他被枪声惊醒，看到这情景，大吼一声扑了过去，韩军的机枪手猝不及防被吓得魂飞天外，掉头就逃。
孙子明刚想把机枪掉过头去射击，另外一股十多个敌人已经涌了上来，他见来不及开火，一把抓起身边的三颗手榴弹，朝着这股敌人扑去，与敌同归于尽。
孙子明也就成为在上甘岭战役中与敌人同归于尽的 38 个勇士中的第一人！
这是场纯肉搏战斗，也是场意志的战斗。
韩军第 2 师师长丁一权在回忆录中写道：「夺取似乎是轻而易举的，累计夺过来 28 次，但被夺回去 28 次。」
28 次交替，看起来只是冰冷冷的数据，却是志愿军将士用献血和性命换来的。
和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地堡，用身体堵抢眼，仅留下姓名的就有 38 位。
谁说中国人一打就散？
麦·卡拉汉是一名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美国老兵，2008 年，他曾向到访的中国工商界代表团讲述过他的上甘岭经历——他就是在那里失去了自己的左腿。
1952 年的深秋，身材高大的 23 岁二等兵麦·卡拉汉跟随大部队在上甘岭南面完成集结。
上甘岭战役打响，联合国军按计划对上甘岭某高地发动轮番进攻，遇到了顽强抵抗，联军多次进攻被击退，并造成惨重损失，伤亡数百。
联军命令麦·卡拉汉所属美军某整编连投入战斗。
他们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掩护支援下终于拿下了久攻不克的山头（597.9 高地），冲在最前面的就是麦·卡拉汉！
令他大吃一惊的是，整个阵地上只留下三十多具尸体和一名手无寸铁的中国士兵！这个中国士兵看上去年纪很小，像个还未发育成熟的少年，他背靠在一截没有了树枝树叶的树干上，浑身上下都是泥。他浑身发抖，好像已经身负重伤，两眼充满了仇恨，口里发出「哇啦哇啦」的怪叫声。
「别开枪！」他没有武器，麦·卡拉汉向身后的战友们大声呼喊，「我们把他包围……活捉他吧！」
那个中国士兵嘴里还不停地「叽里咕噜」吼着什么，似乎是被俘虏前绝望的呐喊...可是美国兵谁也听不懂。
「他背着台步话机！」只听到有人惊恐的叫道。
这声提醒似乎叫美国人意识到什么.……
可是为时已晚，无数发炮弹密集的像冰雹一样倾泻而下，100 多名美国官兵被炸的身首异处，那个中国兵也给炸飞了……
「惨烈啊，惨烈！我为了去救护战友，当场被炮火炸晕...苏醒后随手抓了一把土，里面竟有二三十块弹片，那个中国士兵所依靠的那截一米来长的树干上，布满了弹头和弹片。」麦·卡拉汉仍心有余悸地说。
整个阵地上仅剩下三名幸存者：一个双腿被炸断，右臂被炸残；另一个被炸的双目失明，双耳炸聋；而麦·卡拉汉，左腿膝盖以下全没...
后来的很多年里，他始终活在自责中，他认为是自己的举动夺走了战友的生命，同时，他也始终疑惑，那个中国士兵嘴里究竟说了些什么。
这时，到场的中国人早已个个泪流满面，其中一个对麦·卡拉汉说：「麦.卡拉汉先生，我来告诉你那名战士最后嘴里说的是什么，他在说：『……我是，851，我是王成！……敌人把我包围了！亲爱的首长，同志们！请向我开炮！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说完在场的中国人泣不成声。
麦·卡拉汉感到奇怪，「你是怎么知道的？」
在场的中国人告诉他，不仅他们知道，全中国人民都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