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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苏轼在十岁时初闻庐山，心中对这座天下一等一的名山有了印象与轮廓的话，那么，他在四十四岁时读到老弟的游记《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时，就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更何况，苏辙的文章笔法之丽，笔锋之丰，当然配得上这一等一的名山。一读之下，苏轼顿有酣畅淋漓、身临其境、相见恨晚之感——涉其山之阳，入栖贤谷。谷中多大石，岌嶪相倚。水行石间，其声如雷霆，如千乘车行者，震掉不能自持，虽三峡之险不过也。故其桥曰三峡。渡桥而东，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练，横触巨石，汇为大车轮，流转汹涌，穷水之变。院据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于檐上。杉松竹箭，横生倒植，葱蒨相纠。这段文字中的生僻字很少，通俗易懂，通读下来，山谷的壮丽风景犹在眼前，笼罩周身。苏轼给老弟文章题跋称，“读之便如在堂中，见水石阴森，草木胶葛。”他不仅在题跋中称赞，不久后，在给好友李常（公择）的信中，又情不自禁地提及此文：“子由近作栖贤《僧堂记》，读之惨凛，觉崩崖飞瀑，逼人寒栗。”如果要为苏轼的一生划出几个刻度和坐标的话，我想，庐山的重要性，是绝不逊于西湖的。这一山一湖，是全天下最壮丽的山和最高洁的湖，滋绘出苏轼人生的底色，滋润着苏轼超然而有逸趣的灵魂，让苏轼在蜕变为苏东坡后，于哲学与美学的双重范畴上，睥睨群贤。关于苏轼与庐山，待到他的黄州篇章结束后，我当然会有更加详细的解读，但是，就在元丰四年的仲夏，看着案前这篇了不起的庐山游记，苏轼已经为自己定下了逆旅人生中的下一站：庐山。建中靖国元年——当我们再次穿越到苏轼人生最后一年的四月，即可见到，苏轼为他心中最重要的一座大山写下了最后一篇枯败之文，文章第一句即言：再过庐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态，栖贤、开先之胜，殆亡其半。划重点，“十九年”的算法，是从苏轼第一次“见到”庐山，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的时间跨度，可是，苏轼第一次游庐山的时间，明确记载为元丰七年（1084）四月，前后相减，不过一十七年。我想，在苏轼心中，应该是将元丰四年六月读到苏辙的庐山游记，起算为对庐阜“俯仰”的开始。这座名山或许不像西湖那样，用以身相许的形态陪伴在苏轼生命中很长一段时间，但却在苏轼余生十余年间，以各种潜移默化的形态，融化在他的生命之中。元丰四年六月，黄州城东的那一片荒坡，正在殷切地期待着它命中注定最重要的耕主。《重新认识苏东坡》是我自2021年起之日更文章，以地点或事件为节，每月讲述苏轼人生片段，不求全，但求心与坡公片刻共鸣。苏学已是显学，我不乞更多新颖之贡献，但求世人了解、理解苏轼这样一具历千年而不朽之伟大灵魂，已不枉余生每日之“苏写时间”。昨天和今天的文章，主题是庐山与苏轼，用图为沈周的名作《庐山高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沈周送给恩师陈宽七十寿辰的画作，以大美庐山赞师之德。从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庐山的岩石细节，层叠陡峭，山峰巍峨壮观，山腰奇松红树，一泓瀑布倾泻而下，山脚流水潺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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