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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杨贵妃在华清池所食荔枝产地，历来众说纷纭。但从杨贵妃37次赴华清池的时令及荔枝产地来看，她不会吃到鲜荔枝，所食当是所谓红盐或蜜渍过的荔枝煎甚或干制品。不过，也可推想唐玄宗时陕西、河南一带比现在温热多雨，一度出产过荔枝。 关键词：荔枝贡地；生致；荔枝煎；干荔枝 张希鸿作品：《白居易荔枝图序》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记载：“（杨）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杨妃所食荔枝产自何方？历代众说纷纭，概而言之，大致有蜀中、岭南、八闽三说。 倡为蜀中之说者，首先是苏东坡言：“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明白肯定是由今重庆市境内长江岸边的涪陵运去的。稍后一点的是南宋人吴曾，在他的《能改斋漫录》里，进一步证实说： 近见《涪州图经》，及询土人云：“涪州有妃子园荔枝，盖（杨）妃嗜生荔枝，以驿骑传递，自涪至长安，有便路，不七日可到。”故杜牧之诗云：“一骑红尘妃子笑。”东坡亦川人，故得其实。昔宋景文作《成都方物略记图》，言荔枝生嘉（今乐山市）、戎（今宜宾市）等州，此去长安差近，疑妃所取。盖不知涪有妃子园，又自有便路也。 其次，是南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里说： 荔枝，明皇时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者，盖泸（今泸州市）、戎（今宜宾市）产也，故杜子美有“忆过泸戎摘荔枝”之句。是时闽品绝未有闻，而至今则闽品奇妙香味皆可仆视泸戎矣。 元初汪元量在《戎州》诗里写道：“害马劳人事已灰，长安无复使臣来。”明代杨升庵则说泸州荔枝“绣成堆处献君王”。此外，还有称贡自忠州（今重庆市忠县）的，等等。 倡为岭南之说者，也可以从杜子美说起，其《解闷十二首》诗有云：“忆昔南海郡，奔腾献荔枝”；又说：“先帝贵妃俱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缨献，玉座应悲白露盘。”当然，论权威，还得数《新唐书》。其云：“岭南道广州南海郡，土贡：荔支。”又云：“帝幸骊山，杨贵妃生日，命乐部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曰《荔枝香》”。考该书《地理志》，天下诸州贡荔枝者，唯有南海而已，所以蓝勇先生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岭南道进贡荔枝的证据之一了。 至于八闽（今福建），虽然史籍里找不到它是杨妃荔枝贡地的记载，但是，这里历来是荔枝最主要的产区。《宋史》上说其地贡荔枝，《明实录》里，也有福建为宫廷置办荔枝干的零星记载。蓝勇先生又言：“《灯影记》记在天宝年间正月十五晚，玄宗在宫殿里抛撒闽江'红锦’荔枝，叫宫廷的人为他拾取。看来，杨贵妃所吃的荔枝，也可能来自福建。” 蓝勇先生是严谨、审慎的学者，但他也没有对杨妃所食荔枝产自何方的问题作出判断。这样，在蓝先生那里，也就仍然是一个千古未解之谜。现在，笔者不揣冒昧，试图对这个谜底予以揭示。 首先，从技术的角度进行考察。白居易谪居忠州，为《木莲荔枝图》，寄朝中亲友，各记其状曰： 荔枝生巴、峡间，形圆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橘，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此，其实过之。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 这是白居易实地考察的结果，也是完全合乎荔枝的实际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荔枝，仍然如此。要让荔枝“生致”长安，就必须在离枝三四天之内送到，而且还要辅以相应的保鲜措施。在没有真空密封冰冻技术的唐代，荔枝保鲜，最多也就只能是裁截竹筒，一端留节，把荔枝放在里面，口部塞上绿色植物，再蒙上油纸扎紧，糊上泥土进行密封，避免太阳的直接照射，让筒内温度稍低于筒外的气温而已。这种原始的保鲜办法，历代相传，直到20世纪50年代，泸州市的合江县里，还在有人使用。合江县是近百年来四川荔枝的主产地，多年实践证明，采用这种竹筒保鲜法，在荔枝成熟的夏季，即使静置在太阳光直接照射不到的阴凉处所，三四天过去，也往往味变不堪食用。如果置放马背，日夜巅簸奔驰振动，筒内相互摩擦，恐怕是三四天便腐败变质了。考虑到这一点，荔枝真要“生致”长安，那就非在离枝3日、亦即72小时之内送到不可。而这无论是涪州还是泸、戎，都是无法办到的。隆昌到西安，特快列车穿秦岭隧道而行，尚需26个小时，而泸州更在隆昌以远100余里之外，何况还要翻越“蜀山高万仞”，难于上青天，纵是快马乘驿，昼夜奔驰，也实在非人力所能及。从道路的远近考察，自涪州穿过子午谷以去长安，路程也许是比其他地方要近一些；但是，山高路窄，险峻难言，换人换马日夜飞递，至少也需要7天才能到达。从泸、戎过成都出剑门翻越秦岭运去，便非10天以上不可；至于岭南、八闽诸地，更加遥远，更无从说起了。这样，从保鲜技术和运输条件出发，我们可以断言：长安城里的杨贵妃，是不可能得尝远在数千里外出产的鲜荔枝的。 传为杨贵妃所食荔枝进贡路线图 杨妃荔枝之谜的由来，表面上似乎应是从生活在开元、天宝年间，亦即与杨妃同时代的杜甫《解闷十二首》诗开始。其实，这个故事应该追溯到更为古老的汉家天子年代。苏东坡在他倡为“天宝岁贡取之涪”之说的那首《荔支叹》诗里自注说： 汉（和帝）永元中，交州进荔支、龙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死亡，罹猛兽毒虫之害者无数。 这个故事，在《汉书》里有相应的记载。所以杜甫说是：“忆昔南海郡，奔腾献荔枝。”历代诗人，对于皇家不顾人民死活的穷奢极欲行为，无一例外地都是持谴责态度。所以，他才有“先帝贵妃俱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的叹息。杜子美与杨妃是同时代人，他说“炎方每续朱缨献”，当然是确有其事的。但是，按照当时的条件，岭南一带荔枝又不可能“生致”长安，从而形成颇有点类似于哲学上的“二律背反”。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就必然是：如果杨贵妃真在长安城里吃过岭南运去的荔枝，那也只能是经过加工制作后的干制品或渍制品。 《新唐书》记载戎州进贡的荔枝，是经过加工制作后的“荔枝煎”。比戎州更远隔蓬山一万重的岭南，进贡的荔枝，自然就更只能是这类加工制品了。关于这种制品的加工制作方法，宋人蔡君谟（顺便说一下：此人也是支持贡自涪州之说的）在他那部有名的《荔枝谱》里写道： 红盐者，以盐梅浸佛桑花为红浆，投荔枝渍之，曝干，色红而甘酸。又，蜜煎者，剥生荔枝，笮去其浆，然后蜜煎煮之。 这两种方法加工制成的渍制品，都是荔枝煎。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红盐”并不剥去荔枝的外壳，直接投入盐梅浸佛桑花的浆液中浸渍，然后晒干；而蜜煎则只留荔枝果肉蜜煮之而已。 笔者，合江人也。民国年间，总角童子时，见到合江县乡间荔枝成熟后无处销售，只得除枝摘果，置于火上烘干，以求得以保存。这有如烘干制作龙眼（桂圆）一样，当地农人，称之为“干荔枝”。这大概要算是制作成本最低的加工办法了。 不管是荔枝煎也好，还是干荔枝也好，都可以远途运输，不再变质变味。其保存期限，至少不低于半年。长安城里的杨贵妃，虽然远离南方万里，也是可以食到这种荔枝的。前引《灯影记》里所说唐玄宗正月十五在宫廷里抛撒的荔枝，也只能是干荔枝或者被称为红盐的带壳荔枝煎。而且，《新唐书》所称“红锦”或为“红盐”之讹，亦未可知。不然的话，正月十五荔枝树还未着花，哪得果来？纵令岭南春信早，也不可能。 那么，《新唐书》为什么在说戎州贡“荔支煎”的同时，别记岭南广州南海郡贡“荔支”（即鲜荔枝）呢？主持《新唐书》编撰的欧阳修为文严谨，又是特别惜墨如金的人，这二者之差歧，应该不是笔误或疏漏。之所以作不同的两种记载，或是其对杜子美《解闷》未深入理解，甚或是受到杜牧那首《过华清宫绝句》影响的缘故。这首诗写道： 诗里说，杨妃是在骊山上的华清宫里，吃南方快马飞驰进贡来的鲜荔枝的。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根据新、旧《唐书》的记载，唐明皇和杨贵妃只是冬天才去华清宫，一次也没有去那里避过暑。 唐玄宗在位的43年之中，《旧唐书》记述他到华清宫去了37次。就这37次来说，《新唐书》对于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四月那次没有进行著录，却另有一次著录是《旧唐书》未有者：“开元二十九年正月癸未，幸温泉宫。庚子，至自温泉宫。”不过在总数上，《新唐书》仍是37次。 综观唐玄宗这37次去华清宫，都是在冬天和孟春正月。这样的季节，是没有荔枝可食的。《旧唐书》说天宝八载四月玄宗幸华清宫观风楼，但记载他游幸华清宫之事更为详尽的《新唐书》却不认为有此事。纵令天宝八载四月玄宗和杨妃真的去过华清宫，但初夏四月，荔枝还没有成熟呢；何况四月幸华清宫只此一次。如此确凿的事实说明：前去游幸的杨妃，不可能在华清宫里吃过鲜荔枝。因为在荔枝成熟可食的季节里，她根本就没有在那里。 至于《新唐书·礼乐志》上所说玄宗在骊山收到南方进贡荔枝的记载，不但不足以证明实有其事，反而说明了欧阳修和他领导下编修《新唐书》史官们的误信误传。他们承认玄宗和杨妃只是在冬天才去骊山，可是冬天又怎么能得到南方进贡来的鲜荔枝呢？如此这般矛盾之言，只能说明《新唐书》所称杨妃“生致”荔枝于长安，实乃坊间误传，没有确凿的证据。顺便说明：《旧唐书》是没有关于“生致”荔枝的记载的。这就使得我们更加有理由怀疑《新唐书》的这段记述是受了杜牧那首家喻户晓，虽童子亦莫不成诵的《过华清宫绝句》艺术魅力的影响。苏东坡不仅与欧阳修是同时代的人，而且是欧阳修主考录取为第二名的进士。二人之间，私谊也很融洽。欧阳修主持编修的《新唐书》说“广州南海郡土贡荔支”，苏东坡却不认同。这说明还在当时，所谓杨妃荔枝，便已经很成疑问了。 我们当然不能认为像欧阳修这样的一代文宗会轻信道路之言，更不可能认为他会无中生有。但是，长安城里的杨妃，由于保鲜技术和运输条件的制约，无法吃到鲜荔枝；骊山华清宫（温泉宫）里的杨妃，由于她只是冬天才去那里，就更是没有鲜荔枝可食的了。那么，欧阳修《新唐书》生致荔枝长安之说又从何而来呢？这部史书的《地理志》里戎州贡荔枝煎的记录，倒值得我们注意。鲜荔枝无法送达长安，作为加工制作后的渍制品，则完全不成为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唐代便已编成刊布的李吉甫《元和天下郡国图志·戎州》部分里，也有当地贡荔枝煎的记载。加上本文前面所讲到的《灯影记》说正月十五日长安宫廷中有“红锦荔枝”等等，我们应该确认：长安城里的唐玄宗和杨贵妃，确实也是吃到过荔枝的。只不过不是鲜荔枝，而是所谓红盐或蜜渍之类的荔枝煎甚或干制品而已。既然“京华旧见无颜色”，当然已不新鲜，显见乃是蜜渍，或者干脆就是烘干制品了。而且，这也说明，长安城里的杨妃，只能得食荔枝的干、渍制品。这就是千古杨妃荔枝之谜的答案。 作为画蛇添足之言，笔者还想提出一个新的荔枝之谜：在我国北方地区，古代是否也在栽培被称为“南方之珍”的荔枝，因而杨妃当年是否曾经得食近地所产的这种鲜熟的果中之珍呢？陆放翁《老学庵笔记》引录了宋徽宗赵佶的《赐燕帅王安中荔枝》诗一首，全文如下： 保和殿，在今河南开封市。宋徽宗派人给今日北京地方的大将飞送荔枝。河南地区能栽植荔枝吗？陆游“曾忝戎州刺史来”，而且又在嘉州（今四川省乐山市）作过州官，他的《剑南诗稿》里，很有好些荔枝诗。作为见过荔枝树，食过荔枝果的人，不会说得过于离谱。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谁也不敢把无中生有的事情说到皇帝官家头上去。那么，这保和殿下的荔枝树，又从何而来呢？竺可桢先生等现代科学家已经阐明，古代的北方，要比现代温热多雨，比现在更适合作物栽培。从这样的气候实际出发，我们是否可以推想，唐玄宗年间的陕西、河南一带，曾一度栽培或者试种过荔枝。如果真是如此，杨妃荔枝问题，则自然又当别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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