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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先民为何要以五千年不竭的热情投入《周易》的创制与易学的研究？人类思想史上这项最宏大的智慧工程的历史功绩又是什么？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必须深入探讨中华古文明与它的思维创造工具的关系之谜。  中国是与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并立的世界文明古国，又是唯一的将远古文明持续地推进到中古文明，在十五世纪前一直保持着世界科技与经济领先地位的东方大国。伟大的文明创造必然要以自觉的逻辑思维作工具。《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中记载，爱因斯坦在作东西方文明比较时，惊奇地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先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早已全都做出来了。”这就提出了一个十分深刻的中华古文明之谜，中国的先哲没有走从演绎法到归纳法的西方形式逻辑发展之路，但中国古代伟大的科技发现与发明却全都做出来了，那么这些伟大的科技成果是借助什么逻辑方法来取得的？中国的先哲们为中国古代的科学巨匠提供的那些领先世界科技的逻辑工具又是什么？ 要解开这个历史之谜，就要追根溯源，对人类第一个文明轴心期先后形成的三大逻辑体系作横向比较。人们发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作为第一个独立的演绎逻辑体系，对三段论的推理形式、方法、规律作出了系统的概括，并且在中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印度的古因明五支式，探索了因果类比推理的形式结构。伴随世界发展，因明逻辑从类比推理的五支式演变为归纳演绎推理的三支式，提高了推理的可靠性。与此相比，有些人认为作为中国古典逻辑顶峰的先秦逻辑，无论在逻辑理论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上，都还不及亚氏逻辑，更不及今天已经建立起来的普通逻辑理论和体系。除了墨家《小取篇》和苟子的《正名篇》还比较像一个逻辑专文外，其他的逻辑理论都还是比较分散或零碎的。虽然唐朝以后输入了印度的因明逻辑，明代又引进了西方逻辑《名理探》，但它们对于中国形式逻辑科学的推进影响甚微。于是一些人引出了虚无主义结论：“东亚向无论理学”，“名理之学，中国素不讲求”，“就现在国人所知，中国的哲学书籍似乎完全忽略了逻辑和认识论”。  如果把全部逻辑史只归结为形式逻辑的演绎与归纳兴替史，只站在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立场上，完全套用西方逻辑体系来评价、阐释中国古代逻辑，那么我们看到的确实只能是“体系的零碎”、“理论的不成熟”、“推理方式的低级”，并且先秦之后的逻辑研究更是“时断时续，每况愈下”。然而，如果中国的古代先哲真是这样平庸无能，那又如何来解释中国的远古文明是如此久远灿烂，如何来解释先秦以来近二千年的文明创造高潮迭起？显然要科学回答爱因斯坦提出的中华古代科技创造与东方逻辑思维关系之谜，就必须首先对中国古典逻辑史的阐释视界作一个根本性的转换。在这个问题上反而是那些真正具有远见卓识的西方学者比国人看得更清楚一点。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尽其大半生精力研究中国科技发展史后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侯，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理论。在这些方面，西方是初等的，而中国是高级的。”对发展辩证逻辑与有机宇宙观作出了决定性贡献的就是中国古代持久不懈的易学研究，特别是《周易》创造的一套象数符号系统直接为辩证类推，提供了简易有效的思维工具。  《周易浅述》中指出：“易之为书，义蕴虽多，大抵理、数、象、占四者尽之。”“六经皆言理，独易兼言数”，“理数之备，于象可知”，“知象则理数在其中”，“有象即有占”。可见，运数、立象、探理、测占，是《周易》进行辩证类推思维的主要方式。 概而言之，《周易》象数符号运演系统把数、象、理、占和谐统一起来，表现出了华夏先民的高度智慧。它使辩证法成为可操作的思维法则，令中国的逻辑思维水平从质上高于西方与印度的形式逻辑，让中国的古文明创造获得了更富活力与生命力的思维工具。但《周易》制割之理，乃是“天下深赜之至理”，是“宇宙大理”，它虽能“类万物之情”，却不能代替具体“物理”、“事理”的实证研究。至宋明理学，“理”范畴的类别性与层次性才得到了充分的展开。人们意识到，尽管事事物物之中，共有一个“太极之理”，但事事物物又各有其“殊理”，一物不穷，便缺了一物的道理；一事不穷，便缺了一事的道理。长于对普遍的辩证法则的预测类推，短于对实证的特殊规律的“求故”、“明理”，以及国人理解的浅显与认知的偏见，未能普及研究深入透彻，也是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文明未能轻易转化为近代工业文明认识论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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