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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声明：严禁抄袭，违者必究！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最高院（2020）最高法民终844号民事判决认为，案外人无权依据其与被执行人的代持股关系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 我赞同上述观点。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合同效力实务研究”写过几篇类似的文章，如2018年11月7日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合同效力实务研究”发表文章《隐名股东的权利可否排除法院对名义股东名下股权的执行？》中就明确阐明了我的观点：“隐名股东的权利不能排除法院对名义股东名下股权的执行”。应该说这种观点是一种主流的司法实务观点：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45号民事判决、陕西高院（2019）陕民终754号民事判决、山东高院（2019）鲁民终1829号民事判决、江苏高院（2019）苏民申991号民事裁定、重庆高院（2019）渝民终240号民事判决等大多数判决都认为隐名股东无权排除申请执行人对名义股东名下股权的执行。但是，也有一些判决持相反观点，如：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辽民终135号民事判决认为，隐名股东有权排除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对名义股东名下股权的执行。我不赞同辽宁高院的上述观点。 《公司法》第32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总结上述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看出，法律对隐名股东权利的态度是： 1、在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的内部关系上，以认可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权代持协议或类似协议合法有效为基础和前提，承认隐名股东的投资收益等权利，也认可名义股东在因隐名股东出资不实等原因承担赔偿责任后向隐名股东追偿的权利； 2、在外部关系上，包括名义股东与公司的关系、名义股东与其债权人的关系等，则以保护第三人为原则。 站在名义股东的普通金钱债权债权人(第三人)的角度，名义股东的股权是名义股东的责任财产，虽然第三人不一定因名义股东有标的股权而信赖其偿债能力而与之交易，也不一定其第三人与名义股东的交易直接涉及标的股权，但是，根据上述《公司法》及《公司法解释三》相关规定的精神，再考虑到隐名股东对于股权没有登记在其名下而可能产生的各种法律风险应当明知，在第三人的权利与隐名股东的权利发生冲突时，原则上应当优先保护第三人的权利，即隐名股东不享有足已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因此，隐名股东的权利不能排除法院对名义股东名下股权的执行。 附贵州雨田公司与逸彭企业、付某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案情简介：2016年8月10日，贵州雨田公司（甲方）与付某（乙方）签订了《代持股协议书》一份，主要约定：鉴于：2013年1月13日，甲乙双方及朱某韦共同签署《合作协议》《公司并购协议》，乙方、朱某韦将其持有的原贵州韦顺达源投资有限公司100%的股份全部转让给甲方。股权转让后，原贵州韦顺达源投资有限公司更名为贵州雨田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原贵州韦顺达源投资有限公司所属资产也应当相应更名至贵州雨田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为便于开展相关证照、资质的办理及更名工作，甲方委托乙方代为持有贵州雨田集团投资有限公司10％的股权。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甲乙双方签订如下股份代持协议：1.为便于相关证照、资质的办理及更名，甲方委托乙方为其代持贵州雨田集团投资有限公司10％的股权，乙方所代持的股权只为了便于乙方以股东身份办理《合作协议》《公司并购协议》履行过程中相关证照、资质的办理及更名，除以股东身份办理有关证照、资质的办理及更名外，在代持股期间乙方不享有并不得行使任何股东权利，也不承担任何实质意义上的股东义务和责任。2.为办理乙方代持10%股权而向工商、税务等部门出具的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等），并非甲乙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也无实际的股权交易和任何现金交割，不得作为乙方及任何第三方作为权利诉求、法律诉讼的依据。2017年3月18日，一审法院在执行逸彭企业与贵州源达顺韦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开阳县强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贵州强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朱某刚、胡某霞、付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619号民事调解书作出（2017）甘执13号执行裁定，于2017年6月8日冻结了付某持有的雨田投资公司10％1000万元股权。2019年1月23日，贵阳仲裁委员会依据贵州雨田公司的仲裁申请，对贵州雨田公司与付某代持股协议纠纷一案作出（2019）贵仲裁字第0074号裁决书，裁决：1.确认贵州雨田公司与付某于2016年8月10日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书》有效；2.确认付某持有的雨田投资公司10%的股权为贵州雨田公司实际所有。其后，贵州雨田公司对一审法院（2017）甘执13号执行裁定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后，于2019年9月6日作出（2019）甘执异180号执行裁定，驳回了贵州雨田公司的异议请求，贵州雨田公司遂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另查明，根据雨田投资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付某持有雨田投资公司10%股权。 裁判原文节选 一审【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甘民初200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贵州雨田公司对案涉股权是否享有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 《执行异议复议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由于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信息对外具有公示效力，从雨田投资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来看，付某持有雨田投资公司10%股权，显示该股权属于付某所有。虽然贵州雨田公司主张该股权由其受让后委托付某代持，但贵州雨田公司与付某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书》仅在其双方之间具有法律效力，对外不具有公示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逸彭企业作为申请执行人有理由相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是真实的，贵州雨田公司不能以其与付某之间的代持股关系排除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至于贵州雨田公司、付某提出逸彭企业对案涉股权是付某代持一事知情的问题，贵州雨田公司提供的（2014）甘民二初字第65号民事判决仅能证明逸彭企业曾经变更过诉讼请求，付某提供的逸彭企业出具的承诺函亦仅能证明逸彭企业同意给予付某执行宽限期，均无法据此得出逸彭企业对付某代持股权一事知情的结论。关于贵州雨田公司能否依据贵阳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9）贵仲裁字第0074号裁决书主张排除执行的问题。《执行异议复议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认定的执行标的权利人与依照前款规定得出的判断不一致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冻结付某持有的雨田投资公司10%股权的时间是2017年6月8日，早于贵阳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书的时间，一审法院冻结股权后贵阳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不能排除对该股权的执行。 综上，贵州雨田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照《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执行异议复议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驳回贵州雨田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贵州雨田公司负担。 二审【案号：最高院（2020）最高法民终844号】根据本案一审判决和贵州雨田公司上诉的事实与理由，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贵州雨田公司对案涉股权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执行异议复议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公司的工商登记对社会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善意第三人有权信赖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文件，工商登记表现的权利外观应作为认定股权权属的依据。本案中，2016年8月10日，贵州雨田公司与付某签订《代持股协议书》，约定付某代贵州雨田公司持有雨田投资公司10％的股权。雨田投资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付某持有雨田投资公司10%股权。贵州雨田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两组证据，证明其与付某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贵州雨田公司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安排支付了对价。本院认为，该两组证据仅能证明贵州雨田公司与付某之间进行了股权转让，但双方关于股权转让的约定和案涉《代持股协议书》均仅在协议签订双方之间具有法律效力，对外不具有公示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在诉争股权仍然登记在付某名下的情形下，逸彭企业作为申请执行人有理由相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是真实的。因此，不论贵州雨田公司是否支付对价，均不能以其与付某之间的代持股关系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故本院对贵州雨田公司二审中提交的两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贵州雨田公司关于逸彭企业并非本案善意相对人，对工商登记不存在信赖利益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认定贵州雨田公司对案涉股权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贵州雨田公司能否依据贵阳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9）贵仲裁字第0074号裁决书主张排除执行的问题。《执行异议复议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认定的执行标的权利人与依照前款规定得出的判断不一致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一审法院依据本院（2016）最高法民终619号民事调解书作出（2017）甘执13号执行裁定，于2017年6月8日冻结了付某持有的雨田投资公司10％的股权。2019年1月23日，贵阳仲裁委员会依据贵州雨田公司的仲裁申请，作出（2019）贵仲裁字第0074号裁决书，确认付某持有的雨田投资公司10%股权为贵州雨田公司实际所有。一审法院查封冻结案涉股权的时间早于贵阳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书的时间。一审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和事实认定，案涉股权冻结后贵阳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不能排除对案涉股权的强制执行，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贵州雨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贵州雨田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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