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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彬 1997年，西南联大尚未大规模地进入大众视野之际，诗人、被称作是“联大三星”之一的杜运燮先生和当时的现代主义诗歌研究新锐张同道博士合作编选了一本《西南联大现代诗钞》（中国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诗钞》），收录联大诗人24家、300余首诗作，分老师卷和学生卷，前者有6位，即卞之琳、冯至、沈从文、李广田、闻一多以及英籍教师燕卜荪，后者有18位，为马逢华、王佐良、叶华、沈季平、杜运燮、何达、杨周翰、陈时、周定一、罗寄一、郑敏、林蒲、赵瑞蕻、俞铭传、袁可嘉、秦泥、缪弘、穆旦。其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刚于前一年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而6卷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还未面世（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其他关于西南联大的读物也是寥寥可数，由此，它不仅仅是第一本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既展现了整体创作实绩，也使得不少“被遗忘几十年”的人物和诗作重新浮出历史地表（杜运燮在前言中称其为“出土文物”）；同时，在联大读物的出版方面，也可谓是领风气之先。 未几，姚丹的《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以新颖而别致的方式呈现了西南联大的文学生态，对“个体写作”和“被激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解读也多有独到之处。该书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之一，实际上也是将西南联大文学置于更广泛的历史背景和认知视角之中。 再往下，二十余年来，西南联大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西南联大文学研究亦是如此，其中，用力最勤、成果最丰硕的当属李光荣，《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2018年）、《西南联大与中国校园文学》（人民出版社，2014年）、《民国文学观念：西南联大文学例论》（商务印书馆，2014年）以及《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等著作，全面勾描了西南联大的文学图景。而邓招华的《西南联大诗人群史料钩沉汇校及文学年表长编》（人民出版社，2016年）则是另辟蹊径，绘制了诗人群的文学年表，勾描了西南联大诗歌的多元、复杂的生态，并由此对若干观点和史实做了细致的甄别和辩驳。 但与此同时，不难看到，“西南联大”也日渐衍化为一种消费对象，五花八门的出版物实在是不一而足。基于此，在回溯西南联大诗歌的时候，如何抉择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从选本历史的角度看，但凡是有着比较突出的创作实绩的写作群体（包括之前非常受重视的社团流派），在不同的时期往往会出现不同的选本，如《新月诗选》（1931年）之后有《新月派诗选》（1989年，后有多版），《九叶集》（1981年）之后有《九叶派诗选》（1992年，后有修订版）、《九叶之树长青：“九叶诗人”作品选》（1994年），《朦胧诗选》（1985年）之后有《朦胧诗新编》（2004年）、《朦胧诗选》（2009年）、《朦胧诗新选》（2017年），等等。不同的编选者，诗学趣味、历史眼光与时代意识往往也会有差异，因此，同类对象的不同选本之间往往能形成某种对话关系，从而有助于加强传播效应、历史认知等方面的内涵。 结合前述李光荣、邓招华等人的研究来看，一部更为完备的西南联大诗选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充足的条件，但编者还是选择了重新回到《西南联大现代诗钞》——唯一的一部由西南联大诗人自身来编选、因而有其不可替代性的诗选。 观其思路，不是扩充篇目，也不是简单的重版，而是在原版的基础上展开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按照近年来最新的研究成果”，调整了一些“写作时间出现了差池”的作品（所引编者语见《新版编校说明》，下同）。比如，编者依据本人所作《穆旦诗编年汇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对多首诗歌的编排顺序做了调整，其中最突出的是《隐现》，根据后来发现的初刊本信息，其写作时间在1943年3月，1945年发表，由此也可确定先前所见版本所署1947年7月，并非写作时间，而是重订的时间，据此，编者将其挪移至更靠前的位置。其实，《新版编校说明》中未写明，但内容方面所进行的调整，至少还有两点可单独一说：（1）诗人简介部分，一般多增加了相关文集或者全集的信息以及诗歌被闻一多所编《现代诗钞》收录的信息。俞铭传简介的扩充最多，先前仅不足三行文字，生卒年月不详，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时间也笼统地写作“40年代”，如今生卒年月、大学阶段、工作、任职以及作品被收录、手稿被巴金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等方面的情况都有了说明。周定一简介中则增加了他写诗用过的四个笔名。（2）一些诗题和诗篇内容的调整，这主要是一些作品在初刊时有更多篇幅，但初版《诗钞》只是录入了部分内容，如冯至的《给秋心（四首）》，初版《诗钞》仅录《给亡友梁遇春二首》，秋心为梁遇春的笔名，如编者所注（第63页），此诗至少有3个版本，题目也另有《给几个死去的朋友》。袁可嘉的《号外三章》也属类似情况，初版仅录《号外二章》。闻一多诗，初版列两首，《教授颂》和《政治学家》，实际上，闻一多当初是想写八首教授颂，“政治学家”只是其中之一，虽然也只完成这一首，但“政治学家”仍宜统归在“教授颂”这一总题之下，新版仅列《八教授颂》一首，是更合理的做法。当然，如果标注为“未完成”或“未完之作”，就更为完备了。 二是，新版展开了较多的校注工作，即“尽量采用诗人发表时、出版时的原貌，辅以脚注说明现在普遍采用的通行版或作者作品集里的作品原貌”。之所以如此考虑，应该是注意到初版《诗钞》之中的较多诗作并未注明出处，无从察知初刊信息和收录来源，而就整体而言，作品收录的版本原则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新版《诗钞》逐一标注了各诗作的初刊信息，并采取脚注形式来“呈现某些诗人作品复杂的历史变迁痕迹”。尽管目前所开展的校注工作还比较有限，但整体观之，已经涉及初刊本、初版本、后出的单行本、文（全）集本等不同版本，同时，因初版《诗钞》中一些诗作采信的是后出的版本，故其中的异文也在校注之列。以杜运燮本人的诗歌为例，初版所录诗歌存在诗行调整与删除以及标题、字词、标点等方面的变动。此外，初版原有张同道的《警报、茶馆与校园诗歌——〈西南联大现代诗钞〉编后》，现另附录了张同道的一篇《中国现代诗与西南联大诗人群》。也就是说，无论是诗人信息、诗歌版本，还是研究主题内涵，编者都着意展开了不同程度的强化和细化的工作，赋予了这部《诗钞》更为可靠的版本谱系和更为丰厚的历史内涵，为重拾西南联大诗歌遗产提供了更为切实的途径。 杜运燮当初编选《诗钞》，引以为豪的是“书中有书”，收录了“在那个时期写的5本完整的诗集，即冯至的《十四行集》，卞之琳的《慰劳信集》，杜运燮的《诗四十首》和《南音集》，郑敏的《诗集1942-1947》”，原本还打算收录穆旦的三本诗集，因新出《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而作罢，但仍选入穆旦作品45首。以今日的眼光视之，尽管西南联大文学现已得到较大程度的普及，《诗钞》所涉几位中国教师辈诗人以及包括穆旦在内的数位学生诗人都有较多的研究成果，但在一本诗选之内能读到5本经过校勘的民国诗集，仍是一件令人称奇的事。 新版《诗钞》当能勾连（激活）若干新的话题。比如，邓招华通过详细的史实梳理与考辩，认为“西南联大诗歌”是一个独立的对象，而非九叶诗派的“不自觉的初始阶段”。实际上，张同道当年的研究正是将“昆明诗人群”和“上海诗人群”分开论述，视其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而在相当程度上弃置了当时已经很隆盛的“九叶诗派”的概念。邓招华对于“九叶诗派”研究范式的反思，与其学术理路有相通之处（参见本人所作《西南联大诗人群研究：文献、视域及新的可能性》，《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6期）。张同道当年在“编后记”中宣称“现在还不是公正评价西南联大现代诗的时候。遗漏、偏见与美学变迁依然无法越过时间的鸿沟”，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历练，类似观点自是可得进一步拓展，简言之，即从“西南联大现代诗”到“西南联大诗歌”——如李光荣、邓招华等人的持续梳爬所示，西南联大诗歌原本有着丰富驳杂的生态，非“现代诗”一途所能涵盖。准此，随着《诗钞》的再版，类似话题当能得到更多的回应。 对相关人物研究的新成果亦能呼应。以堪称传奇的英籍教师燕卜荪为例，先前，读者固然是能从长达234行的《南岳之秋》中读出他对于中国的书写、对于有才华的流亡学生的赞誉，但相关传记资料有限，理解或难深入。如今，《威廉·燕卜荪传.第1卷，在名流中间》已有了中文版（[英]哈芬登著，张剑、王伟滨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末两章叙及了燕卜荪初次来中国的行历，其中，《南岳之秋》一诗贯穿于十数页篇幅之中，作者采信各方文献，对不同的段落予以解释，同时，也能看到燕卜荪在南岳时期“写了一部小说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即《皇家野兽》（The Royal Beasts’），当时或稍后跟中国有关的文字还有《中国来信》以及《中国》《一所中国大学》等诗文，这些材料对于进一步理解其诗歌主题以及战争时期的中国、西南联大的文学氛围，无疑都有特别的效果。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初杜运燮戏称为“出土文物”的一些诗人，如风格比较突出、但写作量偏小的俞铭传、罗寄一等人，至今仍未得到足够有效的研究。俞铭传当年尚且有过一册薄薄的诗集《诗三十》（北望出版社，1945年），且有手稿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近年来研究也深入之势（可参见汪云霞：《论俞铭传诗歌的传播及其“世界性”意义》，《东岳论丛》2019年第4期）。而罗寄一的诗歌至今仍是散落在各处，从未有过单独结集出版的机缘。新版《诗钞》出版，又一次为认识俞铭传、罗寄一以及其他一些知名度较低的联大诗人提供了契机。 最末，还想提及的是，《西南联大现代诗钞》的“钞”字有其来源，即“套用”闻一多所编《现代诗钞》——当年的这部诗选共收录66位诗人的作品，其中有12位联大诗人，包括“还没有毕业的联大学生”或是“刊物上刚发表不久的”作品。杜运燮在《书前》中明确写到：“这样做，也是为了纪念闻先生当时给予青年诗歌爱好者的终生难忘的巨大鼓励和鞭策。”遗憾的是，在不少论及闻一多的文章——包括一些专业论文之中，“钞”都误写成了“抄”，这除了粗心、草率之外，大抵也还有一重文化的隔膜。 就此而言，在诗学的、历史的意义之上，这部新版《诗钞》也还有着特别的文化的意义。 但凡是有着比较突出的创作实绩的写作群体，在不同的时期往往会出现不同的选本。不同的编选者，诗学趣味、历史眼光与时代意识往往也会有差异，因此，同类对象的不同选本之间往往能形成某种对话关系，从而有助于加强传播效应、历史认知等方面的内涵。 文学报2021.12.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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